叛國女賊至死不認罪，臨終前卻給子女留下遺言：努力報效祖國

1959年6月17日凌晨，上海提籃橋監獄的燈光照進隔離病房，空氣里漂著濃烈的碘酒味。一名護士記錄脈搏時，聽見床頭低低的呼喊：“紙，筆……”聲音很弱，卻帶著不容拒絕的倔強。病榻上人稱“汪夫人”的陳璧君，生命只剩最后幾個小時，她仍要寫下東西。

誰也沒想到，這位在法庭上囂張辯護、在牢房里拒絕認罪的女人，最后竟留下八個字：“努力工作，報效祖國。”護士怔住，隨后把紙條遞給前來探視的子女。短短一行，卻把在場所有人推回到三十多年前的風暴深處。

時間倒回1906年。檳城悶熱的午后，15歲的陳璧君站在同盟會分部門口，懷里揣著一本《民報》。富商之女的生活本該舒適，可機關報上那串署名“精衛”的文章，讓她心潮翻滾。那年秋天，她正式入會，成為分部里最年輕的成員。

兩年后，汪精衛抵達檳城。陳璧君第一次見到“精衛”，目光幾乎沒有移開過。有人取笑她的大膽，她不以為意，有意思的是，她把少女情思與“革命”兩字緊緊纏在一起——在她看來，感情與事業同樣需要冒險。

1910年初，北京積雪未化，汪精衛籌劃刺殺攝政王載灃。陳璧君聞訊趕來，主動承擔運輸炸藥的危險差事。夜色里，她對汪精衛低聲說：“生死難料，我能給你的只有我自己。”炸彈未響，二人卻因此結下同生共死的契約。

武昌槍聲后，清廷大赦。汪精衛出獄，眾人再見他已是英雄；同年春天，他與陳璧君在上海步入禮堂。新婚不久，兩人遠赴法蘭西。巴黎塞納河畔的閑適，讓他們逐漸與國內硝煙保持距離。試想一下，若那段歲月能一直延續，也許歷史將改寫。

然而權力的號角終究響起。1927年，蔣介石北伐崛起，國民黨內山雨欲來。陳璧君陪汪精衛輾轉歐洲、香港，再冒著槍口返滬。她深信丈夫遲早會重返舞臺，而她則愿意在簾后撥動吊線。1932年1月，日本炮火震碎上海閘北，汪精衛第一次嘗到恐懼；陳璧君卻在他耳邊低語：“與其被動挨打，不如主動談判。”

自那以后，一條通往深淵的道路被夫妻二人共同鋪就。1935年密約、1937年投靠、1940年南京偽政權成立，步步撕裂山河。汪精衛自知罵名難脫，卻仍猶疑；陳璧君則冷冷催促：“大勢如此，何必猶豫。”某種意義上，汪氏政權的一紙令出，陳璧君都在背后按下印章。

槍聲也不曾饒過他們。1935年那場中央委員合影前的刺殺，三顆子彈擊碎汪精衛的肋骨。手術室外，陳璧君把怒火傾瀉向蔣介石，幾乎失態。短暫的悲愴過去，她愈發認定只有依附日本才能保命保權。自此，她在對外談判桌上頻頻放言，“東三省不過滿清嫁妝”之類的狂語傳遍大后方，激起無數人的恨意。

1945年，東京接受《波茨坦公告》，陳璧君心知結局已定，卻依舊選擇隨夫潛往日本。汪精衛因病死在名古屋，她把靈柩覆上青天白日旗，再覆一面日本國旗，混雜得令人作嘔。次年，她被誘捕回南京。庭審那天，江蘇高等法院人山人海。面對檢察官，她大談“收回淪陷區”之功，句句自辯，毫無悔意。法官當庭宣判無期徒刑。

新中國成立后，陳璧君轉押上海。毛澤東收到宋慶齡與何香凝的求情信，批示可以考慮特赦，但須寫下認罪聲明。她卻搖頭：“我無罪。”一次機會就這樣消散。值得一提的是，獄方仍按政策提供醫藥、書刊和親屬接見。漫長的夜里，她開始讀《新華日報》、看《抗戰八年圖錄》，先是沉默，后來常常嘆息。

1959年春，病情惡化。醫生準備搶救時，她忽然要來紙筆，寫下那句令所有人錯愕的遺言。有人說這是悔悟，也有人看成對后輩的無奈叮囑。留給后人的判斷，應當是：一個人若把個人榮辱系于國家命運的對立面，再聰明也會走進死胡同；一旦走進去，再鋒利的辯詞也掩蓋不了事實。

信件交到子女手中后不久，陳璧君停止了呼吸。次年秋，她的骨灰被撒在香港外海。浪花很快吞沒了她的名字，只留下那八個字在檔案里靜靜發黃——努力工作，報效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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