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7日凌晨,上海提籃橋監獄的燈光照進隔離病房,空氣里漂著濃烈的碘酒味。一名護士記錄脈搏時,聽見床頭低低的呼喊:“紙,筆……”聲音很弱,卻帶著不容拒絕的倔強。病榻上人稱“汪夫人”的陳璧君,生命只剩最后幾個小時,她仍要寫下東西。
誰也沒想到,這位在法庭上囂張辯護、在牢房里拒絕認罪的女人,最后竟留下八個字:“努力工作,報效祖國。”護士怔住,隨后把紙條遞給前來探視的子女。短短一行,卻把在場所有人推回到三十多年前的風暴深處。
時間倒回1906年。檳城悶熱的午后,15歲的陳璧君站在同盟會分部門口,懷里揣著一本《民報》。富商之女的生活本該舒適,可機關報上那串署名“精衛”的文章,讓她心潮翻滾。那年秋天,她正式入會,成為分部里最年輕的成員。
兩年后,汪精衛抵達檳城。陳璧君第一次見到“精衛”,目光幾乎沒有移開過。有人取笑她的大膽,她不以為意,有意思的是,她把少女情思與“革命”兩字緊緊纏在一起——在她看來,感情與事業同樣需要冒險。
1910年初,北京積雪未化,汪精衛籌劃刺殺攝政王載灃。陳璧君聞訊趕來,主動承擔運輸炸藥的危險差事。夜色里,她對汪精衛低聲說:“生死難料,我能給你的只有我自己。”炸彈未響,二人卻因此結下同生共死的契約。
武昌槍聲后,清廷大赦。汪精衛出獄,眾人再見他已是英雄;同年春天,他與陳璧君在上海步入禮堂。新婚不久,兩人遠赴法蘭西。巴黎塞納河畔的閑適,讓他們逐漸與國內硝煙保持距離。試想一下,若那段歲月能一直延續,也許歷史將改寫。
然而權力的號角終究響起。1927年,蔣介石北伐崛起,國民黨內山雨欲來。陳璧君陪汪精衛輾轉歐洲、香港,再冒著槍口返滬。她深信丈夫遲早會重返舞臺,而她則愿意在簾后撥動吊線。1932年1月,日本炮火震碎上海閘北,汪精衛第一次嘗到恐懼;陳璧君卻在他耳邊低語:“與其被動挨打,不如主動談判。”
自那以后,一條通往深淵的道路被夫妻二人共同鋪就。1935年密約、1937年投靠、1940年南京偽政權成立,步步撕裂山河。汪精衛自知罵名難脫,卻仍猶疑;陳璧君則冷冷催促:“大勢如此,何必猶豫。”某種意義上,汪氏政權的一紙令出,陳璧君都在背后按下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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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聲也不曾饒過他們。1935年那場中央委員合影前的刺殺,三顆子彈擊碎汪精衛的肋骨。手術室外,陳璧君把怒火傾瀉向蔣介石,幾乎失態。短暫的悲愴過去,她愈發認定只有依附日本才能保命保權。自此,她在對外談判桌上頻頻放言,“東三省不過滿清嫁妝”之類的狂語傳遍大后方,激起無數人的恨意。
1945年,東京接受《波茨坦公告》,陳璧君心知結局已定,卻依舊選擇隨夫潛往日本。汪精衛因病死在名古屋,她把靈柩覆上青天白日旗,再覆一面日本國旗,混雜得令人作嘔。次年,她被誘捕回南京。庭審那天,江蘇高等法院人山人海。面對檢察官,她大談“收回淪陷區”之功,句句自辯,毫無悔意。法官當庭宣判無期徒刑。
新中國成立后,陳璧君轉押上海。毛澤東收到宋慶齡與何香凝的求情信,批示可以考慮特赦,但須寫下認罪聲明。她卻搖頭:“我無罪。”一次機會就這樣消散。值得一提的是,獄方仍按政策提供醫藥、書刊和親屬接見。漫長的夜里,她開始讀《新華日報》、看《抗戰八年圖錄》,先是沉默,后來常常嘆息。
1959年春,病情惡化。醫生準備搶救時,她忽然要來紙筆,寫下那句令所有人錯愕的遺言。有人說這是悔悟,也有人看成對后輩的無奈叮囑。留給后人的判斷,應當是:一個人若把個人榮辱系于國家命運的對立面,再聰明也會走進死胡同;一旦走進去,再鋒利的辯詞也掩蓋不了事實。
信件交到子女手中后不久,陳璧君停止了呼吸。次年秋,她的骨灰被撒在香港外海。浪花很快吞沒了她的名字,只留下那八個字在檔案里靜靜發黃——努力工作,報效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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