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凌晨三點，手機還在震動，閨蜜發來一句“我好像在幫老公刪聊天記錄”，我瞬間清醒——原來被出軌后最難的不是發現那刻，而是之后漫長的自我撕扯。
直到第七個月，我們坐在咨詢室里，咨詢師問：“你們還記得最后一次不檢查手機就安心入睡是什么時候嗎？”我突然哭到喘不上氣，原來我懷念的不是他，是那個敢把后背交給對方的自己。
現在回頭看，能爬出來的夫妻都做了四件“反人性”的事：每周像上班打卡一樣聊五小時，聊的不是“你今天為什么又晚回家”，而是“你小時候最怕什么”；把手機密碼寫在冰箱貼上，不是查崗，是練習當著對方的面解鎖；一起去咨詢，不是去控訴，是去聽翻譯器怎么把我們的話翻譯成對方聽得懂的語言；最絕的是出軌那方得主動攬下所有“查崗”的活兒——查自己、報備行蹤、解釋情緒，把主動權交給被傷的人，像給燙傷的手持續沖冷水。
日本朋友告訴我，他們那很多夫妻最后選擇“分居同屋”，各過各的但給孩子留一個“家”的殼。我聽完沒說話，想起我媽當年也是為了我忍到我高考結束才離，結果我大學四年都在自責——原來我以為的完整，是她用抑郁換的。美國那邊更狠，數據說只有三成出軌婚姻能撐過三年，剩下的都在第三年春天去辦了離婚，因為“忍過兩個冬天就夠了”。
我們試過的最有效的一招是“失聯周末”——周五晚上八點把兩部手機鎖進咨詢師給的鐵盒子里，鑰匙寄存在樓下便利店。那48小時我們像兩個失憶的人，重新講了一遍第一次見面時穿什么顏色的襪子，講到凌晨四點，發現他那天其實穿反了。第二天我們去民政局門口坐了一小時，沒進去，只是確認了一件事：我們不是來離婚的，是來練習重新結婚的。
掙扎期超過十八個月的那些夫妻，后來都怎么樣了？我認識的一個姐姐，在第十九個月確診中度抑郁，前夫卻在那月發了結婚請柬。她說最痛的不是他娶別人，是自己居然一點不意外。所以我現在逢人就勸：設鬧鐘，給修復設鬧鐘，也給絕望設鬧鐘。真正的重生從來不是“我們還在一張床上”，而是某天你突然發現——自己敢一個人關燈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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