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給了信任！黃仁勛果然說對了，中方在考慮限制獲取英偉達芯片

2025年12月，英偉達CEO黃仁勛此行懷揣著明確的目標——游說特朗普政府放寬對華芯片出口管制，為自家明星產品H200爭取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

然而一番奔波過后，黃仁勛卻向媒體道出了行業最扎心的實話：“即便美國點頭放行H200，中國企業也未必會接盤了。”

彼時不少人覺得這是黃仁勛的無奈之語，直到后續消息傳出，人們才恍然大悟：黃仁勛果然說對了，中方不僅沒有表現出搶購熱情，反而正在考慮限制獲取英偉達芯片。

英偉達芯片一度成為中國互聯網巨頭和AI初創企業的“剛需”，甚至出現過“一卡難求”、價格翻倍仍搶著排隊采購的盛況。

巔峰時期，中國市場貢獻了英偉達全球營收的26%，是其最核心的增長引擎之一。

但如今，這家市值超5萬億美元的科技巨頭，卻要面對中國市場的“冷遇”，而這一切的轉折點，始于美國持續多年的芯片出口管制。

2025年12月，英偉達的CEO黃仁勛走出白宮，手中拿著看似重要的“勝利果實”：特朗普政府松綁對H200芯片的出口限制。

但他的表情并沒有如釋重負，反而帶著一絲悲壯，為了爭取這一政策的放行，黃仁勛幾乎用盡了所有政治資本，穿梭在國會山和白宮之間，試圖為英偉達這個市值五萬億美元的科技巨頭爭取最大的利益。

但在美國做出松口的同時，遠在太平洋的中國市場卻發出了讓黃仁勛更加不安的信號，面對媒體的提問，黃仁勛預言：“即使美國政府現在放行，中國企業恐怕也未必會接盤了。”他這句話看似是在對華盛頓施壓，但很快被證明是準確的預言。

中國市場的態度并不是突如其來的反應，而是經過一系列不確定外部因素的推動，企業們做出的理性決策。

當美國政府宣布放松對H200芯片的出口時，表面上看似是為了促進自由貿易，但實際上這一政策的條款卻充滿了政治陷阱。

英偉達提出的條件并非單純的商業交易，而是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味，美國政府表示，如果中國想要購買H200芯片，必須先加上25%的懲罰性關稅，并且更先進的Blackwell系列將永遠無法進入中國市場。

這種條件被視為一種“性能閹割”，讓中國企業只能接受那些“剛好能用但永遠落后的”工具，從而陷入對美國技術的依賴。

更讓中國企業擔憂的是安全隱患，早在2025年8月，H20芯片被曝出可能存在未經授權的數據回傳通道，甚至可能將企業的核心數據傳輸到美國的服務器。

美國商務部保留了隨時調閱這些數據的權限，這讓許多中國企業對美國芯片產生了極大的顧慮。

隨著這一風險的曝光，中國企業開始重新考慮是否繼續依賴美國的技術，特別是涉及到核心競爭力的AI項目和大模型訓練時，使用可能帶有“后門”的芯片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風險。

黃仁勛的悲觀并非沒有道理，畢竟在過去幾年中，中國企業對于英偉達的依賴達到了極致。

但情況在過去三年內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市場的“不接盤”并非完全源于恐懼，而是由于中國自主研發能力的迅速提升。

華為昇騰系列芯片的快速進步成為了這一變化的標志，昇騰910B芯片已經能夠承接英偉達H100的六成計算能力，而昇騰910C更是通過Chiplet雙芯片封裝的技術突破，性能大幅提升，達到800TFLOP/s的算力，內存帶寬更是達到3.2TB/s，核心參數上完全能夠與英偉達的主流產品一較高下。

更重要的是，昇騰系列的價格遠低于英偉達的同類產品，單顆910C芯片的售價僅為20萬元人民幣，比H200便宜了近40%。

這種技術的進步，使得中國市場在選擇芯片時不再單純依賴外部技術，而是逐漸能夠通過自研產品來滿足自身的需求。

除了華為，中國其他半導體公司也在嶄露頭角，寒武紀的思元590芯片的出貨量在2025年翻倍，壁仞科技、燧原科技等公司在特定推理場景中的表現也越來越突出。

隨著國產云服務商對國產算力的全面適配，一個完整的國產替代生態正在形成，從芯片底層到框架上層，越來越多的國產產品正在占據市場份額，推動著中國半導體產業逐步實現自給自足。

即使面對技術封鎖，中國半導體產業在材料、設備等領域的自主能力也在不斷增強。

即便是中芯國際，在面臨重重壓力時，國產設備的占比也已上升至65%，這意味著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占據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這場博弈不僅僅是技術和市場的較量，更是信任的崩塌，中國市場曾是英偉達全球26%營收的重要來源，而美國政府選擇將芯片作為政治工具時，實際上是在逼迫中國企業重新審視與美國的合作關系。

對于中國的大模型公司來說，英偉達的芯片曾是唯一的選擇，但如今它變成了隨時可能斷供的“毒酒”。

這種情況逼得中國企業不得不選擇更加自主、穩妥的路線，盡管這意味著短期內可能面臨技術上的落后和生態適配的陣痛，但從長遠來看，這正是中國在半導體領域實現獨立的關鍵一步。

黃仁勛雖然成功爭取到美國政府的“松口”，獲得了H200芯片的出口許可，但他卻在中國市場失去了買家。

這一幕不僅是商業上的失敗，更是信任缺失的直接結果，中國企業在經歷了三年的封鎖后，早已不再單純依賴外部技術，而是逐漸培養出了自主研發的能力。

黃仁勛所希望的市場回歸，未能如愿以償，而中國市場的選擇，也表明了一個道理：在全球科技競爭中，信任的建立遠比技術本身更為重要。

當信任崩塌，任何技術的修補都顯得蒼白無力。這場“單相思”的終結，恰恰證明了一個事實：在全球化的競爭中，沒有任何一家企業可以忽視信任的力量，尤其是在高科技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