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團"造星運動"：為扶蔣經國上位，國民黨如何鼓吹"贛南行政"？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蔣經國任職的江西第四行政區位于贛南地區，下轄贛縣、南康、信豐等11個縣，全區人口為160萬。

當時的贛南“民窮財困，土劣橫行，文化落后”，新上任的蔣經國面臨這樣的困難局面。

但他對于新的挑戰充滿了勇氣和自信，認為贛南“是湘浙閩粵的總后方，是一個完完全全適合于抗戰建國的據點。…因此，在我就任贛南之初，就下了決心，要克服一切困難，而完成此項使命”。

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贛南“是我們的心血地。我所以還要干下去的原因：第一并不是要‘地盤’，第二亦決不是抱一種‘英雄主義'，而是為了要對國家有更大的貢獻。要在黑暗的政治環境中，打出一條光明的道路來！”

1、贛南新政的背后

上任之后，蔣經國首先高舉“除暴安良”的旗幟，集中力量恢復地方秩序。在行政方面，調整各級行政機構，整頓租稅田賦，鏟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撲滅煙賭妓；在保安方面，清剿盜匪，辦理清鄉，編查民槍，加緊壯丁訓練；在經濟方面，實施糧食管理，平抑物價，厲行貨物檢查登記。

他提出要在贛南實現“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的目標，并為此制定了“建設三民主義新贛南三年計劃”，大張旗鼓地予以推行。蔣經國認為“建設新贛南必須以健全政治組織作推動的核心，健全公務員又是充實政治機構必具的條件”。大力整飭吏治，提倡“公仆”精神，改善社會風氣。

蔣經國本人也時常微服出訪，體察民情，其平易近人的親民形象，表現出一種有異于一般國民黨官僚的作風。當時的贛南朝氣蓬勃，頗有一番新氣象，被輿論稱為“贛南新政”。

“新贛南”建設開展之后，“因其進步之快速，出乎一般人之意料，故往往有人以驚異或神秘之眼光注視之”。為了消除外界的懷疑，解答各界的問題，蔣經國曾專門接見記者，縱談贛南建設，他認為贛南新政的主要經驗就是敢于任用青年：

“然余亦不否認贛南有一特點，即有一大批肯吃苦能實干之青年，現正埋頭于贛南深山窮谷中，從事建設工作，既無名利思想，亦不計較待遇，此種現象，實不易多得。”

由此可見，善于發動和任用青年是蔣經國的一個特點，其政治生涯從一開始就與青年運動有著密切的關系。

蔣經國認定“今天只要跟著總裁前進，是決不會錯的”，所以對乃父的指示堅決服從，努力貫徹執行。在從事新贛南建設的過程中，他特別注意獲得乃父的支持，經常向重慶方面報告、請示。

蔣介石在看過新贛南建設提綱草案后，認為“大致可用”，曾為之略加修改，并寫信告訴其子：“作事應注重當地實際工作，不必施以對外宣傳。”

1942年10月，蔣經國上書乃父，報告主政贛南四年來措施和成績：

“兒自奉命主政贛南，現已四年有余，在此期間，…兒始終抱刻苦精神，整理地方財政，贛縣一縣每年之收入由一百三十萬圓（民國三十年）增加至二千八百萬圓（本年），而人民負擔則反而減輕，徹底肅清貪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應用則用，應省則省，此兒理財之原則。…數年來各項工作計劃皆得如期完成。上級政府曾記大功六次，嘉獎三次。”

遠在重慶的蔣介石對其子始終大力支持，關懷備至，在獲悉贛南政績之后，更是深表欣慰：“兒任專員已足三載，人民愛戴，建設進步，時用快慰！”

乃父多方面的支持和扶持，是蔣經國贛南新政取得成功不可忽視的最重要的條件。

蔣經國以“新贛南建設”起家，其個人亦因此嶄露頭角，遠近聞名，各種各樣的稱號和美名紛至沓來。他被稱為“贛南的燈塔”、“贛南人民的救星”、“蔣青天”、“青年的領導者”和“青年政治家”，成了家喻戶曉的青年偶像。

2、宣傳造勢的重要性

從中央到地方，到處都有人為之大肆吹捧，各種報刊雜志也連篇累牘發表文章予以宣傳介紹。

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稱：“經國君年方壯，然其小試從政，已能如周公之坐以待旦，以施四事。”

重慶《中央周刊》轉載了蔣經國的文章《父親怎樣教我讀書做人做事》，編者在按語中寫道：

“總裁長公子經國先生，為一實干快干之青年政治家，年來主持贛南，政聲四播，治績昭然。今年元旦，特撰此文，講述其自幼年以來所受庭訓，甚為懇切詳盡，足為現代一般青年之借鏡。”

蔣經國訓練青年、培養干部的經驗也被當作典型到處推廣：

“蔣經國先生素重干部政策，可是用的干部當中，不是每一個干部都已修飾了完美再跟著他去為革命事業而斗爭的，就是說在他下面的干部，多數是需要經過一種新的訓練呢，何況蔣先生在贛南所兼的職務約有三十九個之多，他經辦了十多種性質不同的訓練班。”

江西團刊還專門刊登了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照片，并在下面特意注明：“偉大的團長與年輕的主任”，以突出蔣經國的特殊身份。

此外，如浙江金華的《東南日報》、江西吉安的《大江日報》也紛紛撰文介紹“新贛南”事跡。上述宣傳造勢促成了“蔣經國崇拜”的迅速升溫，并為蔣經國個人積累了重要的政治資本。

抗戰時期曾在贛州主辦《正氣日報》，對蔣經國深有了解的著名記者曹聚仁，后來在其名著《蔣經國論》一書中坦率指出：

“原來新贛南的政治口號，只是政治敲門磚，實現他（指蔣經國）的政治野心的基石，并不在實現一種政治理想。”

盡管如此，曹聚仁還是認為：

“在贛南那一時期的經國，瑕不掩瑜，中華民國幾十年的政治史，就不曾有過這樣一個為國為民的地方官。”

蔣經國在江西站穩腳跟后，其勢力開始逐步向重慶中央擴張。1941年11月，中央團部重新調整，中央干事由35人增為49人，在由團長蔣介石宣布的中央干事名單中，蔣經國赫然名列其中，首次成為三青團的中央干事。

1943年春召開的三青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蔣經國對全團公開“亮相”的舞臺，據稱他率領江西省代表團出席大會，使“全國青年代表得以睹其風采”。抗戰時期蔣經國到重慶通常在上清寺曾家巖委員長官邸下榻，此地條件優越，并有著名的天然防空洞，十分安全。

“但這次參加大會，他卻住在代表宿舍，與青年們共同生活，在一起開會進餐，與大眾打成一片。他那和藹熱情的態度，引起青年們真誠的崇拜，人人都想和他接近交談，成為大會最注目的人物。因此，在大會預備會議中即被推為主席團的主席。”
“經國先生在一般會議中，多半沉默寡言，靜聽發言者的意見或翻閱文件，他的習慣如此。但在大會中，面對群眾演說，卻是滔滔不絕，暢抒宏論，充滿著革命的熱情。…他那激昂的呼吁震撼了與會全體的心弦，激起了青年志士的共鳴。”

3、發跡的起點

在此次代表大會上，蔣經國因其“建設新贛南”的事跡而備受關注。

據記載，“其中蔣經國同志，為地方政治建設之實行家，各代表于開會之余，多詢以新贛南建設近況，蔣同志輒娓娓敘述，令人忘倦”。

在大會上，蔣經國以江西支團籌備處主任的身份，發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工作報告。

他在報告中聲稱：“我們決不作人家的牛馬奴隸，我們要做世界上第一等的人！”

報告中還包括了蔣經國本人的自我批評，這在團務報告中是非常罕見的。

他寫道：

“支團部籌備處主任蔣經國，做事不能任勞任怨，不能以至誠對待干部，亦不能以至公處理事務。做事待人，時受環境影響而有變更，不能切實把握時機，貫徹主張。目光淺近，不能遠視來日的大事，經驗不夠，不能透徹復雜的問題。學問知識既不高深，又不精細，對于求學又無恒心。對于工作只能打開場面，而不能堅守崗位。知過而不能徹底改正，知善而不能切實力行。因為籌備處主任本身有這許多缺點，所以使得江西支團部的工作，不能夠積極展開，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不能夠如期完成。所以自己要請求并接受團的處分！”

當時在場的中央團部宣傳處副處長楊玉清在日記里記下了自己的印象：

“蔣經國報告江西支團工作，語極精彩動人。指威風凜凜，架子十足，為半文錢不值。又謂口前進而行卑賤者為革命的騙子。達四十分鐘，全場喝彩不絕。”

據一位與會者回憶，蔣經國“上臺講話激昂慷慨，熱情奔放，下臺時與青年代表握手致意，贏得無限尊敬”，得到了許多代表的支持。

因此在大會最后進行選舉時，他以最高票當選第一屆干事會的第一名中央干事，得票之高遠在“青年團強人”組織處長康澤之上，“顯示全國青年代表對他的熱烈擁護”，被認為是“新星驟升，照耀青年天地”。

這位與會者還記錄了當時選舉現場的一幕：

唱票時蔣經國親臨會場，“幾乎每張選票都圈了他，群眾見他蒞臨，一致鼓掌歡迎，到最后結果揭曉時，大家更是掌聲雷動，群起踴躍，高呼‘三民主義青年團萬歲’！那樣活潑生動的轟烈場面，在青年團內是前所罕見的，經國先生向周圍代表們額首致敬，乃結束了這歷史性的一幕”。

在這位作者的筆下，似乎當時大會代表都已經意識到，新的青年領袖誕生了：

“過去他（指蔣經國）在江西建設新贛南，是以三民主義青年團為骨干，雖已名噪戰時，畢竟是地方性的；現在來到陪都重慶，受著大會一致的推崇，乃成為全國青年的領袖了。”

這次大會之后，在中央團部也出現了一批擁蔣勢力（主要是李惟果、鄭彥棻、胡軌、謝然之等人)，他們主張黨和團需要革新，需要打破“黨是CC，團是黃埔”的局面，并相信唯有蔣經國這個無派無系的政治新人才能做到，于是竭力擁戴蔣經國成為新的“青年領袖”，來主持三青團的工作。

三青團一全大會象征著蔣經國從地方支團向中央團部的勝利進軍，揭開了其入主中央、掌管全團組訓的序幕，這是“青年團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4、“復興關訓練”

在一全大會以前，三青團的干部訓練機構以中央團部所設干部訓練班為主。但是，干部訓練班所訓練的人員，只限于團務工作干部。

在一全大會響應蔣介石的號召，提出開展建國運動之后，中央團部認為：

“團務的干部固然需要，其他各部門的干部也同樣需要。為造就各部門的廣大青年干部，以奉行團長所昭示的五項建設的任務，在團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里，便決定擴大干部訓練班為中央干部學校。”

并將這一建校計劃列入了《發展團務十年計劃總綱》之中。

中央干校將由誰來主持？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因為過去歷屆青干班都由組織處長康澤主辦，所以一般認為由他出任干校教育長，屬于順理成章之事。然而，這次蔣介石卻另有安排，于是一場微妙的操作就在幕后展開了，而負責出面的則是李惟果和鄭彥棻。

據說訓練處長李惟果經過一番揣摩，了解了蔣介石的意圖，就在一全大會之后不久的一次中央團部會議上，提出“擬請任命中央干事蔣經國同志為中央干部學校教育長”的動議，他還以蔣經國的事跡，贊揚其為當今“青年的楷模”。

宣傳處長鄭彥棻接過話題，說三青團必須革新，而只有讓“經國同志來負責組織訓練青年的工作，才是三青團革新和希望之所寄”。對此，訓練處副處長倪文亞、組織處副處長胡軌等人紛紛附議，表示贊成。于是這項提議在會上獲得一致通過，由書記長張治中將其簽呈團長蔣介石。此舉正中蔣之下懷，立即批示“照準”。

1943年5月，中央團部擬訂實施辦法，呈報核準。蔣介石旋即下達手令，命干校教育長一職準由中央干事蔣經國擔任，在未到職前由訓練處長李惟果暫行兼代。7月5日，蔣經國上書乃父，陳述自己對于創辦中央干校的具體意見，提出“青年干部學校之訓練，應側重建國技術，實為時勢所必需，論其性質，即為造就信仰三民主義之青年技術干部”。

“為達成上述目的：
（甲）必須遵照團長在《中國之命運》中所指示者，擬定《培養建國青年干部之具體計劃》，招收國內各大學高中畢業之學生，斟酌國家需要及各地情形，分期訓用，除設立本校之外，東南西北酌設分校。
（乙）校中課程與整個國家建設計劃相配合，且另樹校規，并視學習上之需要，于畢業前擇優派赴外國工廠實習，以促進國家建設事業之迅速發展。
（丙）培養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務干部固屬干校之責，但干校于畢業學生工作之范圍則應普遍于全國各階層（鐵路、工廠、礦山、農場、醫院），身體力行，以建立良好之成績與風氣。
（丁）慎選師資，為訓練機關發揮其教育效能之關鍵，故為干部前途計，于講師人選，必須求其品行高尚，學驗淵博，忠于團長，忠于黨國，非如此不足以發揚身教之精神也。”

他在《意見書》中還強調指出：

“干部學校之成立，應為團結青年之營壘，責重事大，似宜多約專家，妥為籌劃，開學之期，應在明春，否則草率將事，恐有負團長之期望，且失青年之同情耳。”

這份意見書以《中國之命運》一書為藍圖，打出了“青年建國”的旗幟，深得乃父的歡心，很快得到了蔣介石的首肯。

三青團中央干事會旋即通過了《中央干部學校籌備委員會組織規程》，并于7月10日發布建校第一號命令：“中央干部學校由團長自兼校長，派蔣經國同志為教育長。”

8月11日，設立中央干校籌備委員會，選派蔣經國為主任委員，康澤、李惟果、項定榮、鄭彥棻、程思遠等13人為籌備委員，負責學校籌備工作。

9月初，擬訂了《中央干部學校章程》、《十年教育計劃大綱》、《三十三年度教育計劃大綱》，及開辦預算書（共計經費預算599萬元)等。獲蔣介石批準后，籌備工作即依據上述計劃進行。10月26日，中央干校接收原青年干部訓練班。12月1日，蔣經國就任教育長，籌備工作正式開始。

按照有關章程，中央干校在校長之下，設立校務委員會，由戴傳賢、張治中、陳誠、康澤、蔣經國等15人組成，決定校務實施方針。

教育長秉承校長意志，并受校務委員會之指導主持校務。教育長之下設立教育長辦公室，及教務、訓導、總務三處和學生總隊部，分掌各項行政。中央干校校址最初設在重慶郊區馬家寺青干班原址，為紀念干校誕生地，蔣經國特意將馬家寺改名為“青泉”，意謂“干校是哺育革命青年的源泉”。1944年7月，遵照蔣介石手令，中央干校與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對調地址，遷往復興關。

從這時起，三青團就有了一個與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相仿的培養干部的正式機構，這是中央團部多年以來所夢寐以求的：

“青年團本身必須培養自己的干部，以為未來的中堅份子。正如軍隊有中央軍校，黨有中央政校，團亦需有青年中央干校，這是那個時代的必然要求。”

在蔣經國的主持下，“復興關訓練”遂名聞遐邇，傳播中外，成為其政治生涯中又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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