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畫 | 張大千《致徐悲鴻深山幽居》

張大千《致徐悲鴻深山幽居》

鏡心?水墨紙本 130.5×78 cm

題 識： 悲鴻吾兄命畫。丙子春日，弟爰。
鈐 印 ：張爰、大千大利

張大千與徐悲鴻的情誼
徐悲鴻在1927 年認識張大千，那一年，張大千憑著仿石濤的絕技，在上海畫壇嶄露頭角。徐悲鴻比張大千年長幾歲，對于張大千的才華贊不絕口，對張大千的藝術造詣相當認可。三十年代初期，徐悲鴻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時，他就與張大千建立了畫誼。據劉力上的回憶：1932年秋，徐悲鴻拜大千先生為師登門學畫。那時張善子、張大千昆仲同住在上海西門路西成里，與他們同住在一起的還有著名山水畫家黃賓虹。1933 年，徐悲鴻邀請張大千到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張大千對徐悲鴻的尊重與感激也溢于言表。兩人均在畫壇聲名顯赫，彼此間的獨特藝術氣質和對藝術的共同追求，讓他們仿佛找到了久違的知音。此次初識奠定了他們友誼的基礎。
三十年代初，張大千與徐悲鴻游歷山水，在黃山之巔多次相遇。黃山在中國文人心中，從來不只是地理存在，更是精神的原鄉。1932年徐悲鴻為張大千作《黃山清涼臺》亦為蔣碧微所藏。款署：大千居士寫奉悲鴻道兄教正。尚保持著恰如其分的藝術距離。1936年，兩位藝術巨匠在黃山再次相遇，傳為藝壇佳話。那一年，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后，徐悲鴻與謝稚柳、于非闇一起去游覽黃山，探尋自然之美，而張大千亦在此地游歷，遂結伴同行，共賞黃山壯麗。他們一同“從湯口經文殊院到天都峰，復經玉屏登蓮花峰”，在“清奇古瘦的勁松，嶙峋突兀的怪石”間尋找藝術真諦。再作《深山幽居》之時，大千款署：悲鴻吾兄命畫。這一稱謂的轉變，蘊含著豐富的情感內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吾兄”既保持著適當的敬意，又飽含著親昵與信任，標志著二人關系已從藝術同好升華為知交。
大千對黃山的偏愛“主要來自于石濤的影響”，而他筆下的黃山“疏朗清雅，通筆無定姿，用墨靈活”，呈現出“仙風道骨之氣”。這種藝術氣質，與徐悲鴻融合西方寫實主義的畫風形成鮮明對比。然而，正是在黃山這一共同的環境中，他們找到了對話的可能——張大千追尋石濤得“黃山之靈”，而徐悲鴻則更注重黃山之形與質的融合。這種藝術上的差異非但沒有成為隔閡，反而成為相互滋養的源泉。
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張大千畫集》，他專門邀請徐悲鴻為畫集作序。徐悲鴻不僅欣然應允，還以真摯的筆觸和深沉的情感，為這本畫集寫下了贊美之詞，贊譽張大千為“五百年來一大千”，并:“大千蜀人也，能治川味，興酣高談，往往入廚作羹饗客。夜以繼日，令失所憂，與斯人往來，能忘世為二十世紀。”對他藝術成就有極高評價。這不僅彰顯了藝術眼光，更體現了他超越門戶之見的博大胸懷。將一個超越畫家身份的、完整的友人形象呈現在我們面前。
在動蕩的現代社會中，藝術成為他們共同的避風港與精神家園。張大千認為畫山水一定要實際，多看名山大川，奇峰峭壁，危巒平坡，煙嵐云靄，飛瀑奔流，宇宙大觀，千變萬化，不是親眼看過，憑著臆想，是上不了筆尖的。眼中看過，胸中自然會有，一搖筆間，自然會一齊跑在你的手腕下。于是大千和徐悲鴻一起，一路山峰峭立，云霧繚繞，留下不少影像資料。
大千筆下清奇古瘦的勁松，嶙峋突兀的怪石，還有流水、嵐氣、鳥語，到處是詩、是書、是畫，讓人靈感叢生。石濤曾畫過蒲團松，所以張大千還十分振奮地爬上黃山蒲團松，攀上松頂拍照。他曾說“黃山風景，移步換形，變化很多。別的名山都只有四五景可取，黃山前后數百里方圓，無一不佳。但黃山之險，亦非它處可及，一失足就有粉身碎骨的可能。”在大千游歷中始終把黃山推為第一，曾三次登臨，1927 年首次游黃山，與兄善子同行。當時黃山尚未開發，兄弟出資雇民工開路。而這種偏愛也來自于石濤的影響。世稱“石濤得黃山之靈，梅清得黃山之形，弘仁得黃山之質”，大千以石濤、弘仁的筆法，汲取黃山畫派的優長。畫面疏朗清雅，通筆無定姿，用墨靈活，把黃山隨性地畫在自己筆下，似有仙風道骨之氣，讓黃山呈現出更為靈動的韻味。
大千與悲鴻在差異中相互滋養，在共鳴中共同成長，最終在歷史的畫卷上留下不朽的印記。如今，當我們欣賞他們的作品時，不僅能感受到筆墨間的藝術魅力，更能體會到那份跨越時空的知音之情，依然溫暖著后來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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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陳麗玲

主編 | 廖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