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王建安回紅安老家，離別時眼角噙著淚花：我一定還會再回來的

1969年8月的一天清晨，福州軍區的碼頭上汽笛驟響。王建安站在甲板邊，手里攥著當天的作訓計劃表，目光卻越過閩江對岸，仿佛穿過千山萬水落在了湖北大別山。就在頭天夜里，家書悄悄送到值班室——二姐病危。可是部隊年度大練兵已排好日程，作為副司令員，他只能把信紙輕輕折起，塞進上衣口袋。隨同人員回憶，老將軍那天從晨會開始少言寡語，等到返程的吉普車熄火，他才嘆了口氣：“訓練不能耽誤。”一句話，把思鄉生生咽下。

這并非第一次錯過。早在1961年，濟南軍區剛拉開大比武序幕，他同樣因工作缺席大姐的后事。兩個至親先后離世，給王建安的內心打下難以彌合的裂縫。可他從未向任何人提及，習慣把情緒鎖在胸口，繼續在沙場上調兵遣將。熟悉他的人清楚，越是沉默，思鄉之情越濃。

時間撥回到1908年10月12日。那一天，黃安桃花沙河村的破舊土屋里，一個瘦小嬰兒哇地哭出第一聲。貧瘠的土地讓這個孩子從乞討開始認識世道，他曾在私塾窗外趴著背三字經，也曾提著臘肉投奔八極門，學得一身拳腳后怒打豪紳，燒了地主的屋舍。那場火讓他成為通緝要犯，被迫離村。1924年，他到武漢參軍，又在舊軍閥軍營里吃盡冷眼；同年返鄉時，黃麻地區已是農會與赤衛隊風起云涌，他索性扛槍投入赤衛隊，很快站上了黃麻起義的城墻。19歲的少年，第一次真正握緊了命運的方向盤。

1927年至1935年，他隨紅四方面軍轉戰鄂豫皖、川陜，根據地幾度生死。抗戰爆發后又轉入八路軍，直到新中國成立，戰火才從他的腳下退去。朝鮮戰場的夏季攻勢讓他積勞成疾，這才換來1953年第一次光明正大回鄉的機會。那天，他下車后自嘲一句“還是十一號可靠”，意思是兩條腿趕路最保險。村路坑洼，叔伯兄弟只好用扁擔挑起兩個孩子，自己和老伴牛玉清并肩步行。入夜時分，姐姐把草鋪在地上替弟弟當床，他擺手拒絕多余褥子：“打了半輩子仗，睡地鋪不新鮮。”幾十年后的許多老鄉仍記得，屋里昏暗煤油燈下，王建安蹲在灶口和老人圍著火塘聊天，言語樸素，沒有一點將軍派頭。

進入七十年代，王建安雖身在福州，卻始終惦記紅安。1973年，鄉親為了兩臺拖拉機跨省求助，他立即撥給老戰友孔慶德的電話，三天內搞定指標，還附帶一車皮化肥；隔年又為木材運輸親自跑后勤部批車皮。有人打趣：“老王辦起家鄉事，比簽軍令狀還快。”他只笑笑：“能讓鄉親多收幾袋谷子，這筆賬值。”

1975年11月9日清晨，武漢薄霧未散，王建安忽然催司機：“走吧，路遠。”直屬秘書提醒約定上午出發，他揮手拒絕，堅持提前動身。車剛進永佳河地界，他照例下車步行。村民聽聞消息，紛紛放下手里飯碗，圍攏在狹窄土路旁，有人激動得嗓音嘶啞：“建安回來了！”短短兩個多小時，他挨家寒暄，臨別把鄉鎮干部拉到一邊交代：“有難處，隨時來信。”話音落下，人已上車。車窗外，是一片冬日殘荷。

真正讓全村震動的，是1979年11月13日的返鄉。那天是黃麻起義52周年紀念，王建安以中央軍委顧問身份在武漢工作，接到邀請后只說一句“會去”。19日傍晚，他抵達紅安縣城；21日一早，他拒絕把車開進沙河灣，拄著拐杖走完最后一段路。年逾八旬的大姐鄰居早已站在門口，辨不出面前銀發老人是誰。王建安彎腰，自報姓名。老人愣了半晌，撲哧笑出聲：“當大官也曉得回家？”一句半玩笑，讓圍觀人群笑成一片。那次探訪只有半天，可他硬是把老街巷來回走了三遍，碰到貧困戶便塞幾句鼓勵。離開村口時，幾位鄉親拉住他的袖子不撒手，王建安眼圈忽然泛紅，低聲道：“我還會再回來。”說罷，轉身上車，淚水順著皺紋滑下。

然而，歸程終究沒有兌現。1980年7月中旬，醫生告知病情已到晚期。他立即交代后事：“不開追悼會，不送花圈，骨灰撒在老家土地。”25日，王建安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二歲。8月20日，親屬遵照遺愿，將骨灰帶回紅安，灑在桃花沙河村的田埂間。風吹麥浪，灰白骨粉迅速與泥土融為一色，再也分不出邊界。

多年之后，村里人談起王建安，最先想到的不是將軍軍銜，而是那句擲地有聲的承諾——“我一定還會再回來的。”他做到了，只是歸來方式樸素到極致，恰與他一生的儉樸和赤誠重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