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王建安病逝，一個月后陳錫聯才知死訊，遺孀含淚解釋原因

今天要聊的這位爺，脾氣那是真臭，但骨頭也是真硬。

他在開國上將里是個異類：別人巴不得把功勞簿寫得厚厚的，他卻在臨終前干了一件讓所有老戰友“憤怒”的事。

一九八零年8月底，北京的秋老虎還挺毒，開國上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錫聯突然接到一個遲到的噩耗。

來報信的人吞吞吐吐，說您的老戰友、同鄉王建安，已經去世整整一個月了。

陳錫聯當時就愣住了，繼而勃然大怒：“胡鬧！

這么大的事，為什沒不通知我？

為什么沒有追悼會？

軍委為什么沒有發訃告？”

當他氣沖沖地找到王建安的遺孀牛玉清興師問罪時，這位老嫂子只流著淚說了一句話：“這是建安臨終前的死命令，誰也不準通知，誰也不準搞儀式。”

這大概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寒酸”的一位上將葬禮。

沒有花圈，沒有遺體告別，甚至連骨灰都被撒進了老家的泥土里。

所有人都在問：王建安到底在怕什么？

又或者是，他在躲什么？

其實，他不怕死，也不怕鬼，他這輩子唯一“怕”的，就是搞特殊。

如今回過頭來看，王建安這一生，簡直就是一部“得罪人”的教科書，而這最后一次“得罪”，卻讓無數人紅了眼眶。

要把王建安這個人的脾氣摸透，咱們得把時間軸撥回到1976年。

那是個敏感的年份。

有一天，王建安住在北京的總參招待所，碰上了老戰友陳再道。

倆老頭一合計，說咱們的老鄉陳錫聯現在主持軍委工作，位高權重，咱們得去看看他。

按理說，這是老戰友敘舊，門房通報一聲也就進去了。

可那天不巧，陳錫聯正忙得焦頭爛額，囑咐秘書：“除了急件，誰也不見?！?/p>

秘書也是死板，一看倆老頭來了，直接擋駕。

陳再道還好說，王建安那火爆脾氣，“騰”地一下就上來了。

他在門口直接開罵：“官當大了，擺起臭架子來了！

告訴陳錫聯，以前的交情不算數了，絕交！”

罵完，甩手就走。

這事傳到陳錫聯耳朵里，把這位副總理嚇得夠嗆，趕緊第二天擺酒賠罪。

為什么陳錫聯這么“怕”王建安？

因為這不僅僅是戰友，更是救命恩人。

當年紅軍過草地，陳錫聯得了痢疾，拉得虛脫，掉隊了。

那時候掉隊就等于死。

是王建安路過，不顧部下反對，把陳錫聯扶上自己的騾子，一路硬生生把他拽出了鬼門關。

所以在王建安眼里，什么副總理、什么上將，那都是當年一起滾泥巴的兄弟。

你讓他覺得你在擺譜，他就能當場翻臉。

這種“直腸子”，在官場是大忌，但在戰場，那是過命的交情。

但這種脾氣，也讓王建安吃了不少虧，甚至差點影響了他的軍銜。

這就得說到1955年大授銜。

細心的朋友會發現，王建安是1956年才被授予上將的。

官方說法是他當時再青島養病，錯過了儀式。

但圈子里流傳著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毛主席的一句評語。

據說，在醞釀名單時，有人提到了王建安在華東戰場的一件往事。

當時因為戰術分歧，王建安竟然拍了桌子，而他對面坐著的，是華東野戰軍的司令員陳毅。

下級拍上級的桌子，這在講究紀律的部隊里可是捅了天窗。

毛主席知道后，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此人驕傲自滿，授中將為宜。”

這當然不是真的要降他的級，以王建安的資歷和戰功，上將是板上釘釘的。

主席這是在“敲打”他，讓他磨磨性子。

果然，拖了一年，這顆金燦燦的將星還是掛在了他的肩頭。

其實毛主席對王建安是相當了解，也是相當偏愛的。

最經典的例子，莫過于1948年的濟南戰役。

那時候，山東戰場也就是現在的“吃雞決賽圈”。

要打濟南，必須得有硬手。

毛主席點了許世友當總指揮，但還需要一個能兜得住底的副手。

選來選去，選了王建安。

這下軍委的人都捏把汗。

為啥？

因為這兩人有“仇”。

早在延安時期，許世友因為受了委屈，聯絡了一幫老部下準備回四川打游擊。

王建安本來也答應了，可臨了覺得這是分裂紅軍的大罪，就向組織報告了。

結果許世友被抓，差點被槍斃，雖然后來毛主席力保許世友，但這“告密”的梁子算是結下了。

在山東抗戰時，兩人雖然并稱“雙雄”，但私底下許世友幾乎不搭理王建安。

現在要兩人搭檔打大仗，這能行嗎？

王建安到了西柏坡，毛主席指著地圖，來了個激將法：“人家說‘雙雄難并立’，我看是‘孤掌難鳴’。

打不下濟南，許世友提頭來見，打你王建安四十大板！”

這一激，把王建安的豪氣激出來了。

他二話沒說，到了山東，許世友也沒含糊。

大敵當前，許世友主動拿出一瓶酒：“老王，延安一別，咱倆喝一個。

過去的事，都在酒里了。”

這就是老一輩軍人的胸懷。

私怨再大，大不過命令；脾氣再臭，臭不過戰場上的硝煙。

兩人聯手，僅僅8天，就把號稱“固若金湯”的濟南府給拿下了，活捉了“山東王”王耀武。

新中國成立后，王建安的“怪”脾氣一點沒改，反而變本加厲，不過這次他針對的不是上級，而是特權。

他在福州軍區當副司令時，看到哨兵在大夏天被曬得脫皮，直接下令：“以后站崗的都可以戴草帽！”

戰士們私下里都親切地叫他“草帽司令”。

他下基層視察，最恨前呼后擁。

有一次去老部隊，部隊領導想討好老首長，說是吃“便飯”，結果桌上擺滿了雞鴨魚肉。

王建安一看臉就黑了：“這叫便飯？

把酒菜撤了，不然我不吃！”

領導賠笑臉說下不為例。

王建安不吃這一套：“打包，賣給隔壁干部灶收回成本，給我上一碗面條！”

最后，這位赫赫有名的上將，硬是就著幾根咸菜吃了一頓憶苦思甜飯。

到了晚年，他對家人的要求更是苛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醫生讓他少吃豬油，家里植物油不夠吃，秘書偷偷買了10斤花生油。

王建安知道后，把秘書罵得狗血淋頭，非要按市場價補錢，還扣了一頂“帶壞黨風”的大帽子。

他的五個孩子，除了大兒子因殘疾留在身邊，其余四個全部被趕到外地工作。

組織上看他身體不好，想調個孩子回來照顧，他把拐杖杵得震天響：“只要我沒死，誰也不準回來！”

1980年，王建安病重。

他在電視上看到外國政要葬禮的隆重場面，轉頭對妻子牛玉清說了一段讓人心酸的遺言：“現在的追悼會越搞越大，勞民傷財。

我死后，不開追悼會，不致悼詞，不收花圈。

把骨灰撒在老家，這就夠了?！?/p>

甚至，他還做了一個更絕的決定：把遺體捐給醫院做解剖研究。

要知道，他生前連301醫院的高干病房都不愿意住，死后卻愿意讓手術刀在自己身上劃過，只為了給醫學留點數據。

就這樣，1980年7月25日，這顆將星隕落了。

沒有訃告。

沒有哀樂。

直到一個月后，陳錫聯等老戰友才輾轉得知消息。

當陳錫聯在電話里哽咽著責怪牛玉清時，電話那頭傳來的只有抽泣聲。

這不是絕情，這是一個老共產黨人最后的倔強。

王建安這一輩子，看似是個“炮筒子”，見誰懟誰。

實際上，他心里比誰都亮堂。

他懟的是官僚主義，罵的是特權思想，守住的是那份從草地里帶出來的初心。

在這個人人都想留名的時代，王建安選擇把自己抹去。

但歷史是公平的，你越想隱入塵煙，后人就越會把你從塵埃里捧起，擦亮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