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西方國家都不喜歡中國？英國專家：中國有一個“老問題”

當一個人貧窮落后時可能會收獲同情和幫助，可當他靠努力變得富裕強大時，反而收獲了嫉妒和敵意。

這個邏輯，放到國家層面似乎也正在上演，中國埋頭苦干幾十年既沒侵略誰也沒干涉誰，西方國家卻都不喜歡。

為什么呢？英國專家馬丁·雅克給出了一個一針見血的診斷：因為，中國有一個“老問題”。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對中國的友好，更像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耐心，他們堅信中國遲早會“西化”，擁抱他們的政治制度。

英國劍橋大學前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直言，西方的“老大地位動搖恐懼癥”，根植于這種劇本被打破的恐慌。

劇本的主線很清晰：市場可以開放，但制度最好別變，經濟發展最終會導向政治上的“皈依”。

2008年那場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成了劇情的巨大轉折點，當中國憑借果斷的4萬億刺激計劃率先復蘇時，劇本的第一頁被撕掉了。

中國用自己的方式解決了8億人的貧困，建成了世界最龐大的高鐵網絡，GDP從幾千億沖到近20萬億美元的體量，這些干出來的成就，徹底顛覆了西方的理論預設。

哈佛、耶魯的那些發展模型，早就把“國家干預”當成負面變量，但中國偏不信這個邪，硬生生走出了一條不靠殖民、也不靠外援的現代化道路。

對西方來說，這不僅僅是被打臉，更是被證明錯了，而且錯得還很徹底，他們的“圣經”《歷史的終結》遭遇了現實的滑鐵盧。

英國、法國這樣的老牌列強，歷史包袱本來就重，殖民地時代的優越感還沒完全散去，現在突然發現，自己講的那一套在中國這邊根本沒市場。

效果甚至還不如人家“集中力量辦大事”，心里怎么可能會不擰巴？這種心理落差，是所有后續行為的總開關。

疫情幾年，更是把這點撕得底朝天，美國應對疫情的混亂與中國的快速高效形成鮮明對比。

心理不適很快就轉化為了實實在在的利益沖突，當中國不再滿足于只做“世界工廠”時，真正的麻煩來了。

過去，我們生產襯衫、玩具和日用品，賺的是辛苦的加工費，西方則牢牢掌握著產業鏈的頂端，他們設計芯片和飛機，我們負責組裝。

但現在，情況變了，中國開始向人工智能、5G通信、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車等高端產業沖刺，這種角色的轉變，直接動了西方的“奶酪”。

最典型的案例莫過于對華為的圍剿，作為全球領先的5G設備供應商，華為的技術實力讓美國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商業和戰略威脅。

一場精準的絞殺開始了，2019年5月，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2020年5月，美國進一步修改規則，切斷了華為利用美國技術和軟件設計半導體的渠道。

到了2022年和2023年，這種封鎖升級為全行業的“窒息戰”，2023年10月17日，美國商務部發布芯片出口限制規則，不僅收緊了對華出售高性能AI芯片的限制，還擴大了對半導體制造設備的禁令范圍。

美國還施壓盟友跟進，2024年1月1日，荷蘭光刻機巨頭阿斯麥發布公告稱，荷蘭政府已撤銷了部分光刻系統的出口許可證。

這場科技戰的意圖非常明確：將中國永遠摁在產業鏈的中低端，阻止它成為平起平坐的“科技對手”，這不再是什么意識形態之爭，而是赤裸裸的利益沖突。

從“世界工廠”到“科技對手”的角色轉變，是西方對華態度惡化的核心催化劑，他們害怕的不是一個貧窮的中國，也不是一個富裕但只會生產廉價商品的中國。

而是一個既富裕又掌握核心科技，能在他們最引以為傲的領域發起挑戰的中國，當心理上的優越感和現實中的經濟利益同時受到沖擊時，一場全方位的“認知戰”便拉開了序幕。

為了配合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遏制，西方也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認知戰”，其策略就是將中國塑造成“異類”和“威脅”，從而為制裁和封鎖尋找道德借口。

在新冠疫情期間，這套組合拳被運用到了極致，從“病毒人造說”到“實驗室泄漏論”，再到“隱瞞數據說”，各種謠言通過媒體放大，特朗普政府則順勢將國內抗疫失敗的責任“甩鍋”給中國。

這種彌漫在整個西方社會的負面情緒，正是其深層焦慮的外部表現，他們不理解中國的集體主義，也不理解“發展優先”，總是習慣用自己那一套標準去評中國，但總是解釋不通。

西方主流媒體在涉華報道中，早已形成了固定的敘事模式，他們頻繁使用“威脅”“操控”“挑戰”等負面詞匯，卻極少提及“發展”“治理”“創新”這些更中立客觀的表述。

當新聞變成情緒，報道變成標簽，最后形成的就只能是系統性的認知偏差，這種偏見又進一步加劇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安全感缺失”。

說白了，這其實是一種“心理投射”，西方看到的是一個不按套路出牌，還越走越穩的中國，這種現實才是真正讓他們不舒服的地方，他們把自己的焦慮和恐懼，投射到了中國身上。

這種認知上的不理解，是比利益沖突更深層次的鴻溝，它讓理性的對話變得異常困難。

面對西方的全方位打壓，中國沒有選擇針鋒相對的對抗，而是用更宏大的敘事，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核心是“共商、共建、共享”。

這和西方傳統的地緣政治思維，更多是“零和博弈”，形成了鮮明對比，當越來越多的“全球南方”國家，包括沙特、阿聯酋、埃及這些美國曾經的傳統盟友，紛紛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時。

一個清晰的信號被傳遞出來：世界不再只有一個選項，西方害怕的，不是中國會復制他們的霸權老路，而是中國正在用行動證明，世界可以不需要“霸權”這個東西。

這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方幾百年建立的話語體系和制度自信，正如馬丁·雅克最終判斷的那樣：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風險，不是中國的崛起，而是西方世界無法理解一個與自己完全不同的中國。

中國沒去挑戰誰的權威，反倒是在專注把自己的事辦好，但正因為“發展得太順”，才成了某些人眼里的“麻煩”，說到底，西方所謂的“不喜歡”，其實更像是一種心理投射。

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導和平共處、互利共贏，這正是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劇本，一個開放式的大劇場，誰都可以上來唱幾句，而不是只有一個主角，其他人鼓掌。

IMF的預測數據顯示，到2028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超過G7國家總和，這意味著全球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重塑。

中國的崛起為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提供了全新的選擇，這就是中國的道路自信，為世界帶來的最大價值。

未來的世界，必然是多極化的世界，不同的發展道路、不同的制度模式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借鑒，西方需要學會適應一個更加多元的世界。

說到底，西方的“不喜歡”，是對一個不按他們劇本出牌，卻還活得很好的中國的復雜情感，是優越感動搖和利益受損交織的產物。

當中國的道路能為更多國家提供選擇時，我們是否還需要糾結于過去的“不喜歡”呢？這或許才是更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