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懶得寫信報平安，讓毛主席代勞，毛主席開玩笑：那你得掏錢

1949年9月下旬的北京城已帶著秋意，天安門城樓上正在為開國大典布置音響。籌備會間隙，毛主席同廖承志擦肩而過，順手拍拍他的胳膊：“還是延安那股子忙勁吧？”廖承志笑了笑，沒接話。身旁的工作人員好奇，這兩位似乎有說不完的老賬。毛主席看出眾人疑惑，半開玩笑道：“他呀，寫家書都圖省事，當年還讓我這個‘大筆桿子’代勞，可一分錢沒少收他的郵費。”一句話把廖承志的往昔拉回十二年前。

時間回到1937年4月。長征結束后，中央搬到陜北保安，再遷延安。新華社簡陋的舊廟里，每晚燈光微弱，墻上掛著一張歐洲地圖——那是廖承志特意釘上的，他說那能提醒自己“世界看中國”的角度。白天他翻譯路透和美聯社的電訊，晚上刻印宣傳畫。連隊把他稱作“穿西裝的木刻匠”。長期超負荷工作，眼睛布滿血絲，他卻一句“沒事”帶過。
4月中旬，警衛員遞來一包上海寄到延安的包裹：湖筆、畫冊和一本《雙清詞草》。落款是“香凝”。何香凝雖身居孤島，卻時時惦念陜北的消息，這份心思，毛主席懂。包裹剛打開，廖承志推門而入。見到母親熟悉的字跡，他鼻頭一酸，差點失態。毛主席把情緒岔開：“承志，禮物收下，順便回封信吧。有人明天就要回上海。”

窯洞里沒有現成的紙張，廖承志匆匆翻遍文件袋，才找到半張電訊草稿。他想寫平安，可又覺得千言萬語說不完，耽誤了信差。思索片刻，他把草稿揉成團：“主席，還是您寫吧，母親比我更信您的字。”話音剛落，毛主席放下筆桿，故意板起臉：“這可不是白寫的，我替你出口信，你得掏郵費。”廖承志立刻配合：“行，等發餉請您搓一盤花生米。”兩人相視而笑，窯洞里氣氛輕松。
這封信最終在6月25日送到上海。“承志在此甚好，大家皆喜其能，請勿念。”短短一句，何香凝心頭石落地。她復電陜北：“須努力奮斗。”在那封回電里，沒有半句母子纏綿，全是革命者的硬氣。

延安歲月不長，廖承志很快被周恩來點將，赴香港籌建八路軍辦事處。臨行前夜，毛主席把一只半舊皮箱塞到他懷里：“外面看是舊貨，里面是中央寄望。”皮箱里并無金銀，只是宣傳材料、聯系名單與幾幅縮小的作戰示意圖。1937年底，廖承志現身香港，以賣茶為幌子，暗中聯絡華僑，籌集醫藥、無線電元件。港英當局盯得緊，他的行蹤只能靠輪船夜航。“一身西裝，心在延安”，是當時左翼報紙給他的評語。
香港時期還有一件鮮為人知的小插曲：一次地下運單上遺失兩箱抗生素，損失巨大。廖承志拿著賬本自責，何香凝不批評，也不安慰，只問：“是不是有人泄密？”廖承志搖頭。何香凝思考片刻，賣掉三幅山水，再湊一筆錢補缺口。她淡淡一句：“虧空補上，情報更要補上。”母子之間少有溫情語，但配合默契無須多言。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逼近香港。1942年1月，八路軍辦事處被迫撤離，廖承志輾轉粵北，最終又一次落入國民黨憲兵之手。檔案顯示，押解途中他曾對同伴低聲說：“再坐幾年牢也劃算，海外僑胞的渠道已經通了。”這種“算賬口氣”，與延安窯洞里談郵費如出一轍。國民黨特務沒聽懂這句玩笑，只當他在硬撐。
1946年1月，周恩來親赴上海營救，廖承志獲釋。4月，他作為中共南京代表團發言人，以一口流利的英語接受合眾社采訪，闡述停戰主張。美國記者驚訝地寫道：“這位身著中山裝的談判代表，似乎比軍裝將領更像外交家。”可在中山裝口袋里，他仍揣著那封1937年的毛澤東手書——字跡早已泛黃，卻是精神支柱。

新中國成立后，廖承志負責僑務，頻繁接待海外客人。一次宴會上，他拿毛主席當年那本《雙清詞草》給歸僑長者傳閱，笑稱“郵費早就掙回來了”。眾人不解，他輕描淡寫帶過，不愿再炫耀那段私誼。
1959年后，廖承志常陪同外國政要參觀人民大會堂。每逢走到東大廳，他總順手撫一撫墻上的郵政路線圖。工作人員問緣由，他回答：“那是一條不會中斷的家書航線。”短短一句，旁人聽來云山霧罩，可老人心里清楚——從延安窯洞飛出的那封信，讓海外母親安心，讓個人血脈與國家命運連成一線。

毛主席晚年提到老友舊事，偶爾還會笑：“要說勤儉辦事，廖承志算個典型，連請人寫信都談價。”聽者轟然大笑，卻沒人忘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正是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維系了革命隊伍與外部世界的聯絡。錢也好，郵費也罷，全換來一句“勿掛念”，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