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的一夜,“校長,他還是那副倔脾氣。”侍從長壓低聲音】蔣介石抬眼,沒有回答,只把手里的佛珠撥得更快。那一年,他剛把宣俠父從西安接到南京,本想收回這顆不安分的棋子,卻發現對方仍舊鋒芒不減。蔣介石似乎預感到,自己遲早要為這名學生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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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俠父第一次闖進蔣介石的視線,是1924年盛夏。當時黃埔軍校才開學半個月,身為校長的蔣介石忙著巡視隊列、安置教官,卻突然聽到學生議論:“咱們這位校長,看著活像個新軍閥。”說話的人正是宣俠父。那小伙子生得又黑又高,站在隊列里特別顯眼。蔣介石隨即把他叫到辦公室,連問三句什么是軍閥。宣俠父倒背著手,一字一句:“不問是非,只要下級服從,那就是軍閥。”語氣冷硬,連窗外的知了都停了叫。
蔣介石當時并沒動怒,他心里清楚,這名來自浙江諸暨的年輕人寫得一手好文章,學員里難得的才子。可是,當特別黨部要在各區隊推選黨小組長時,蔣介石按慣例動了點“校長特權”,名單直接拍板。宣俠父不吃這套,拉著同學寫報告,堅持由學員民主推舉。那封報告擺在蔣介石案頭,濃墨潑灑,字字戳心——“軍校若失監督,易生獨裁”。蔣介石面沉如水,再度召見宣俠父,訓斥、禁閉、限期悔過,一套程序一氣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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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蔣介石派人去問悔過書。宣俠父抬頭:“我無過。”這句話把蔣介石徹底點燃,開除令當場落印。黃埔一期四百多學員,無人再敢碰鐵板,宣俠父成了唯一被開除的學生。有人評價,這一紙手令,是蔣介石同宣俠父長達十四年生死角力的起點。
被逐出廣州后,宣俠父輾轉北上,投奔馮玉祥。馮玉祥喜歡敢說話的青年,把他留在國民軍編行營。將西北多年的藏漢糾紛擺在他面前,這位筆桿子愣是跑遍山溝寺廟,坐在氆氌上同活佛論三民主義,硬生生讓十年舊賬“化干戈為共守邊”。馮玉祥感慨:“他的口才能頂二百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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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伐烽煙啟,宣俠父在陜西設政工人員訓練班,開口閉口“抗日”,說得一批年輕軍官血脈僨張,一度影響了蔣介石集中力量“剿共”的部署。九一八之后,他又和吉鴻昌一道主張出關抗日,直接敲在蔣介石的痛處。蔣介石明面上對日不抵抗,卻要保證內戰節奏不亂;宣俠父四處鼓噪“攘外必先團結”,讓他騎虎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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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蔣超雄把宣俠父的困頓情形帶到南京,說人已經在自己府上吃住一年。蔣介石心里盤算,這是降服的好時機,于是派車把宣俠父接來,寒暄幾句后隨手簽下一張委任狀——“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少將參議”。他以為官位、俸餉、南京的舒適生活能讓這位舊學生歸順。誰知宣俠父白天穿軍裝進機關,夜里仍同地下黨聯絡,像條游弋在水下的魚,動作悄無聲息卻波紋四起。
到了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迫切需要各路人才。老黃埔同學拉了宣俠父幾次,他都一笑置之,還勸胡宗南“別在關中戀棧,槍口對外才是正道”。蔣介石感到威脅正在逼近:若再放任不管,整個西北軍心可能松動。于是,他圈定最可靠的蔣鼎文執行“特別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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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中旬,西安陰雨。林伯渠約宣俠父赴蔣鼎文公館洽談物資調配,兩人分乘不同的車離開。路口暗燈下,三名便衣把宣俠父圍住,送進一輛無牌卡車。第二天清晨,西安郊外一處廢棄籃球場傳來槍響,隨后井口落水聲。宣俠父遇害,沒人敢聲張。蔣鼎文對外宣稱“人外出未歸”,還指揮警察大張旗鼓“搜尋”,演了一出自欺劇。
半個月后,一名特務嫌獎金少,跑去向中共地下組織談條件。消息傳到延安,周恩來當即電問蔣介石。南京方面先說“叛逃”,后說“不知去向”。內線證明人已死,逼得蔣介石松口:“他屢背吾志,不得不除。”此言一出,國共合作的瓦縫露出血跡,卻已無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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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對黃埔一期學生一向自詡“家長心態”,但對宣俠父,一次開除、一次暗殺,前后十四年,步步升級。有人評說,蔣介石懼怕的并非宣俠父本人,而是他背后代表的政治道路——那是蔣介石無法掌控、卻又必須面對的另一種中國。這種恐懼,最終以子彈的方式解決了個體,卻沒能消除歷史推力。不得不說,宣俠父的生命雖止于枯井,留下的震蕩卻在政治、軍隊、思想三條線同時擴散;而蔣介石一紙手令,也在檔案里為他寫下“終極敵人”的身份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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