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給胡適的三封信

許倬云給胡適的三封信

文 | 馬文飛

來源 | 南方周末

一

胡適檔案中許倬云給胡適的最早的一封信寫于1956年4月18日（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2-059-003），時年許26歲。這封信可稱為許倬云早年“自傳”之一種，與晚年許倬云的回憶有一些相異之處，更顯珍貴和生動。信中稱：“您接到這封信時，也許不免要有一點奇怪，因此我覺得應該先做一番自我介紹”，說明此信或為許倬云致胡適的第一封信。

信的內容主要談學業、獎學金以及留學事宜：

學業方面。許倬云自稱是臺大歷史系1952年度的畢業生，正在讀碩士研究生，因為留學事宜滯留在臺北以致“另做一篇”畢業論文，準備研究生畢業。許倬云做兩篇碩士論文一事的說法，僅見此信。梳理許倬云后期各類回憶或見端倪，即許倬云研究生期間的指導教師為李宗侗（1895—1974），寫了碩士論文題目為《古代中國的天與帝》，更換題目并定稿的碩士論文是《中國古代最高神的觀念》，答辯時間為“（1956年）5月7日至10日間”，由此獲得臺大碩士學位，許還曾請沈剛伯（1896—1977）題字。

青年時代的許倬云

獎學金及留學方面。許信中提到與許翼云是“孿生子”，但自己“因擠壓而手足畸形”（肌肉萎縮癥），故“生而殘疾”。1955年5月許倬云獲得第三屆李國欽獎學金，因該獎學金對入選者要求“身心健全”條件限制，最終由許倬云“素來欽服的至交”劉鎏獲得獎學金赴美深造。此時校長錢思亮（1908—1983）出面，請胡適多次聯系徐銘信（Frank Ming Shin Shu，1905—1996）以資助許倬云。此事許倬云有記：

倬云北美之行，賴先生之力不少，往歲謁見先生于紐約寓所，始知先生為倬云事曾三度下鄉訪晤僑領徐銘信先生。

最后，胡適在徐銘信處為許倬云爭取到了留學費用。信中許倬云還提到赴美留學的目的：

不在鍍金，也不在享受，只希望能和外面的世界接觸一下，見識到外面的浪潮，也學一點兒史學研究的新工具（如語意學、民族學等等）。作為自己將來工作的工具。雖然明知自己不是上乘的材料，但卻終不甘放棄努力以赴的決心。總希望盡力為之，而最能補救資質不足的就莫過于訓練了。

值得一提的是，信中許倬云提及最初申請的海外高校是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曾致函鼓勵。

二

胡適檔案中許倬云寫給胡適的第二封信寫于1958年9月5日（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3-076-031），其時許28歲，正在醫院治療。

此信是回復胡適來信的，因許倬云從胡適好友Richard Louis Walker（1922—2003）得知胡適返回紐約，故有此回信。主要內容是獎學金事和討論學術問題。

關于獎學金方面，許氏信中說，胡適前函稱徐銘信獎學金可能不會延續，因此許氏擬接受卡耐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的資助，但卡耐基基金會要求許氏從事戰國史方面的學術研究。因此許倬云此信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與胡適討論戰國史方面的學術問題。

許倬云敏銳捕捉到戰國史料的兩個問題（技術性問題和原則性問題），胡適用綠色筆跡在信中勾畫，以示對這兩個問題的重視：

一個是技術性問題，即“敘述當時的日常生活、材料用墓葬和遺址的考古資料，參以散見子書，史記等處的文獻數據，困難在于如何作一個適當的處理？”而且許“有意寫成fiction性質的東西，讀來易有興趣”，這種思路與許氏晚年實行的“面向大眾的歷史寫作”形成特別的呼應。

另外一個是原則性問題，即許倬云認為“戰國時彌漫著一種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只有在社會結構解體時，‘我’才會釋放出來”，因此提出疑問：

儒家學說在個人主義的形成方面究系何種角色？孔子對人性的尊重可能有助于這種思想的出現，但孔子自己也可能只是這個思想階段彌漫下的產物。二者孰是？

許氏后來讀到胡適《說儒》中“以殷士為儒的祖先”，認為此說“極有見地”。

以目前所見史料，暫不確定胡適是否回應此信，但據1959年12月8日李濟致胡適信內容可知，許倬云在春秋戰國史方面的深耕受到了李濟的重視。李濟欲與兩個學生合作，寫一部中國上古史，以世界人類文化為背景，描寫中國的一幕，盡量用考古學的材料與民族學的理論；張光直寫史前，許倬云擔任春秋戰國，李濟寫殷與周初（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3-027-020）。

事實上，許倬云在其博士論文中有一整段分析和討論了胡適的“墨子”問題，延續了戰國史的研究。1962年3月，許倬云以344頁的博士論文A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in Ancient China; 722-222 B.C. 獲得芝加哥大學東方語言與文明系博士學位。1965年，許倬云又將題目修訂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 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葉公超（1904—1981）題署漢譯書名——“先秦社會史論”。許倬云特別在初版本扉頁用 tomypeople 做紀念，這三個詞與許氏晚年所謂“但悲不見九州同”的九個字形成了獨特的映照。

左：《先秦社會史論》1965 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英文平裝本

右：《先秦社會史論》1968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英文精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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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胡適檔案標記許倬云致胡適的第三封信寫于“1960年6月8日”（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3-076-032），這是誤識，落款“6/8/60”應讀為“1960年8月6日”，許倬云此時正當而立之年。

此信是1960年胡適率團赴西雅圖參加學術會議后，許倬云寫信給胡適，為好友劉英茂（1930—2023）謀職事。

1960年胡適在西雅圖演講“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信中說，“西雅圖之行，敬陪末席，得到聆聽各位師長教訓的機會，異常幸運。”即指1960年7月10日至15日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召開的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胡適在此次會議上發表了“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一文，集中闡釋了充盈著“人本主義和理智主義”光輝的中國傳統，經由中國學者的反省與實踐，必將有光輝的未來。會議上，還只是在讀博士生的許倬云、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理論組組長鄧昌黎（Teng, Lee C.）、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員馬逢華（Mah, Feng-hwa）等三人擔任會議的記錄員。許倬云晚年告訴李懷宇，“我跟他（指胡適）的交往只有一次”，就是指這次會議。

其實許倬云與胡適交往不止一次。1952年11月胡適返回臺北，許倬云為“臺大史學會代表”邀請胡適到臺大進行“學術講演”（即《治學方法》三講：12月1日《引論》，5日《方法的自覺》，6日《方法與材料》），這是胡許第一次交往。據1959年8月25日胡適行事歷載：4:30分，章午云、許倬云來（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4-063-004）。這里的章午云，即章植（Tsang Chih，1907-2005），江蘇無錫人，畢業于復旦大學，成績優異，多次獲獎，胡適恰好主持他的畢業典禮，對他熱情握手祝賀；后留校任教，著有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本土地經濟學著作——《土地經濟學》（黎明書局1930年9月初版）。抗戰期間任陳光甫秘書，赴美洽談“桐油借款”，后留美從事商業活動。章午云與許倬云是舅甥關系，因此有一同拜訪胡適的可能。

許氏信中介紹了劉英茂的基本情況之后說，

他（指劉英茂）很愿意回母校心理系，已去信詢問有無機會，……也向科學發展委員會申請。

許氏盛贊劉英茂：

為人誠懇，為學認真，心胸也夠豁達，不帶省籍偏見，將來他的治學途徑為由生理學、數學兩方面研究心理學。……鍥而不舍的脾氣，挑對了途徑后，他會一個勁鉆下去的。

許倬云曾說過“我不能作為德不卒之事”，將劉英茂推薦給胡適，足見劉氏在許倬云心中之重要。第二天（1960年8月7日）劉英茂即致信胡適稱：

生于去年得伊利諾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然后到芝加哥大學當Postdoctoral fellow至今，聽聞許倬云兄，臺灣現正積極有擴展可行之趨向，竊生擬今秋回國服務，因之如能承蒙胡適先生幫助旅費及回國后之研究方便等項。（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3-133-095）

按照現有資料，胡適是否回信許劉二人，暫不可考。但1960年劉英茂“受聘為臺大心理學系副教授”，在臺大服務多年，“把一生都投注在研究的先行者，為臺灣實驗與認知心理學打下了扎實的基礎、發表多篇著名的研究、致力于培育并指導學界后進和莘莘學子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且受到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資助。

四

胡適紀念館藏有胡適生前隨身攜帶的兩個“黑色精裝通訊簿”，均將許倬云的聯系方式寫入“友人通訊”，所記許倬云的信息分別為：許倬云 Cho-yun Hsu,1164 E. 58 St.Chicago 37, Ill.（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4-053-011）；許倬云 Cho-yun Hsu,1155 E. 58 St.Chicago 37, Ill.（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4-054-003）

我們目前還不能確定胡適是什么時候記錄了這兩個地址，可能是為方便寫信而記，但可以確定是1957年許倬云赴芝加哥大學留學以后的事了。

胡適與許倬云“沒有直接教學關系”，但許倬云心存感念，認為“（胡適）是好人，氣度非常寬廣”。許倬云晚年回憶：他返回臺北時，“正是胡先生出殯的日子，我和同仁們，夾道行禮悼念他”。1962年10月許倬云在南港蔡元培館撰寫《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一文附記曰，“倬云決定返國時，原企能從（胡適）先生學，俾得稍窺夫子藩籬，不意在芝城即驚聞噩耗，從學之志，竟不能實現。然而先生之逝，為民族及社會之損失，倬云又焉敢以一己之惠哭先生！”第二年（1963年）是胡適逝世一周年，《傳記文學》編者邀約許倬云撰文《容異與存疑》紀念胡適，言辭懇切，現在讀來依然振聾發聵，茲錄以紀念甫離世的“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的典范”——許倬云先生：

胡先生一生沒有背離過自由思想，假如他還活著，我想他會高興地聽我告訴他，當年他協助去讀書的學生，學會了一句：“我們知道的，就是我們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最后，我愿借杰斐遜的一句話，結束這篇短文：“我在神壇前盟過誓，我將永遠與任何加諸人類思想的暴政為敵。”（I have sworn upon the altar of god eternal hostility against every form of tyranny over the mind of man.）

2025年8月10日于七枝榮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