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聲明：本文基于歷史事件進行文學化改編創作，部分情節、對話及細節為藝術加工，旨在呈現歷史故事的戲劇張力，不代表歷史絕對真實。請讀者理性看待，勿將虛構情節與歷史事實混淆。
1989年的夏天，對于居住在加州圣芭芭拉的白先勇來說，空氣中彌漫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壓抑。這種壓抑并非來自天氣的炎熱，而是源自他庭院里那幾棵原本生機勃勃的意大利柏樹。
那是他和摯友王國祥多年前親手種下的。
三棵樹，曾被他們寄予了無限的希望，尤其是中間那一棵，長得最為高大挺拔，傲視群倫，仿佛是這個院落的守護神，也象征著一種堅韌不拔的生命力。
在這個寧靜的海外家園里，白先勇無數次在這個花園里宴請賓客，指著那棵樹自豪地介紹，那是他們心血的結晶。
然而，就在這個毫無預兆的夏天，中間那棵最強壯的柏樹，竟然在一夜之間變了顏色。
起初只是針葉尖端泛起詭異的焦黃，沒過幾天，那枯黃便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至全身。原本翠綠昂揚的樹冠，瞬間變成了一把枯槁的干柴，直愣愣地刺向藍天，顯得格外刺眼且凄涼。
白先勇站在樹下，心臟猛地收縮了一下。
他不是一個迷信的人，但在那一刻，一種深沉的恐懼像冰冷的潮水一樣淹沒了他的頭頂。這棵樹死得太蹊蹺，太突然。在中國傳統的觀念里，草木連心，這園子里的活物，往往連著主人的氣運。
看著枯死的柏樹，白先勇腦海中閃過一個可怕的念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這究竟是一個單純的園藝意外，還是上天降下的一道兇兆？
他不敢深想，卻又無法抑制顫抖的雙手。
因為這棵樹，不僅僅是一棵樹，它連著那個和他相伴了大半生的人——王國祥。
01
把時鐘的指針撥回到三十多年前，1954年的臺北。那時候的空氣里總是飄著淡淡的煤煙味和即將到來的雨水氣息。
建國中學的教學樓里，下課鈴聲總是混雜著男生們沉重的腳步聲。
那是一個尋常的午后，因為還要趕著去搶占圖書館的位置，白先勇抱著厚厚的一摞書，低著頭在樓梯上飛奔。年輕人的沖勁總是很大，在轉角處，他猛地撞上了一個正要上樓的同學。
書本散落一地，兩人同時彎腰去撿。
“抱歉，趕時間。”白先勇有些尷尬地抬起頭。
對方是個眉目清秀的男生，并沒有生氣，反而溫和地笑了笑：“沒事，我也走得急，這幾本是新發的教材吧？”
那個男生就是王國祥。
那一撞，仿佛是命運刻意的安排。在這個躁動的青春期，兩個同樣敏感、同樣對未來抱有某種不確定的少年，就這樣相識了。他們很快發現彼此不僅是同級生，更有著許多共同的語言。
那時候的臺灣，升學壓力大得驚人。為了不辜負家里的期望，也為了所謂的“前途”，他們都選擇了當時最熱門的理工科，并且憑借著優異的成績，被保送進了當時的頂尖學府——臺灣大學。
可是，年輕的心總是很難被世俗的標準填滿。
大一那年，白先勇過得并不快樂。他在水利工程系的教室里，看著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圖紙，感到一陣陣窒息。他的靈魂渴望的是文字，是故事，是那些能夠觸碰人心的文學，而不是冰冷的水壩結構圖。
這種苦悶，他不敢對父親白崇禧說。作為名將之后，家里對他的期望是實實在在的“建功立業”或者成為一名頂尖的工程師，而不是去搞什么“舞文弄墨”。
唯一能聽懂他這番苦悶的，只有王國祥。
那天晚上，兩人坐在學校的操場邊，看著天上的星星。
“我不喜歡這里，”白先勇手里捏著一根枯草，低聲說道，“每天上課就像坐牢，我覺得我在浪費生命。”
王國祥轉過頭，眼神里透著一絲狡黠和理解：“其實，我也一樣，我也覺得這種日子沒意思透了。”
“真的？”白先勇眼睛亮了一下。
“真的。”王國祥點了點頭，“我想學物理，想搞純理論研究，而不是在這里畫工程圖。先勇，既然都不喜歡，我們為什么不逃呢？”
“逃？”白先勇愣了一下，“你是說……”
“重新考。”王國祥的聲音雖然不大，卻透著一股堅定，“我們放棄這個保送的資格，去考我們真正想去的專業。雖然有點冒險，但總比憋屈一輩子強。”
兩個少年相視一笑，那一刻，他們達成了某種秘密的同盟。
為了這個“逃亡計劃”，他們并沒有直接退學重考，而是先申請轉學去了臺南的成功大學。
那時候他們天真地以為，換個環境或許就能找到自由。然而現實很快給了他們一記耳光，成功大學的某些課程依然枯燥，離他們心中的理想相去甚遠。
“看來還得折騰一次。”在臺南悶熱的宿舍里，白先勇擦著汗說。
“那就折騰吧，反正年輕。”王國祥笑著給他遞過一杯涼水，“這次目標明確點，回臺大，你去文學院，我去物理系。”
那是一段極其辛苦的日子。要在繁重的課業之余準備轉學考試，難度不亞于重新參加高考。
但因為有彼此的陪伴，枯燥的復習時光也變得有了滋味。他們互相抽背單詞，互相批改卷子，累了就騎著單車在臺南的巷弄里穿梭，去吃一碗冰鎮的豆花。
一年后，他們成功了。兩個人都如愿以償地殺回了臺大，白先勇進了外文系，王國祥進了物理系。
那段時間，是白先勇最為意氣風發的日子。他在文學的海洋里如魚得水，才華開始井噴。他和同學們創辦了《現代文學》雜志，開始發表小說。每一次拿到新印出來的樣刊，他第一個想分享的人，永遠是王國祥。
王國祥雖然不懂小說創作的技巧，但他是個最好的傾聽者。他總是安靜地坐在一旁，聽白先勇眉飛色舞地講述構思，眼神里滿是欣賞。
然而，就在一切都向著最美好的方向發展時，命運露出了它猙獰的獠牙。
大三那年夏天，一向身體健壯的王國祥突然變得極其虛弱。起初只是容易疲勞，臉色蒼白，后來連走幾步路都會氣喘吁吁。
白先勇察覺到了不對勁，硬拉著他去了醫院。
檢查結果出來的那天，醫生的診室里安靜得可怕。
“再生不良性貧血。”醫生推了推眼鏡，語氣冰冷得像是在宣判死刑，“簡單來說，就是骨髓壞死了，不再造血。這種病，目前沒有特效藥。”
“那……治愈率有多少？”白先勇顫抖著問。
醫生嘆了口氣，伸出一只手：“百分之五。絕大多數病人，只能靠輸血維持，直到……”
醫生沒有說完，但那個意思再明顯不過。
白先勇感覺腦子里“嗡”的一聲，一片空白。百分之五？那和宣判死刑有什么區別？
看著病床上那個曾經陪自己一起“逃亡”、一起追夢的摯友，如今卻連坐起來的力氣都沒有，白先勇的心像是被揉碎了。他不甘心，絕不甘心。
“就算只有百分之一，也要治。”白先勇握著王國祥冰涼的手，咬著牙說，“國祥，你信我，我一定能找到辦法。”
從那天起，白先勇的生活重心徹底變了。除了上課和搞雜志，他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醫院和尋找名醫的路上。他騎著那輛破舊的單車，穿梭在臺北的大街小巷，四處打聽偏方。
王國祥住進了臺大醫院，每天依靠輸血維持生命。那是極其痛苦的過程，粗大的針頭扎進血管，冰冷的血袋一點點滴入身體，卻怎么也填不滿那個不斷漏氣的生命氣球。
為了給病中的王國祥解悶，白先勇每次去醫院，都會滔滔不絕地講雜志社的趣事，講學校里的八卦。他裝作輕松的樣子，試圖用這種快樂來掩蓋內心的恐懼。
有一次，白先勇剛走進病房，王國祥就掙扎著坐起來，臉上帶著久違的笑容。
“先勇，我有東西給你。”王國祥從枕頭下摸出一張紙條。
“這是什么？”
“我幫你拉了兩個訂戶。”王國祥有些虛弱地說，“隔壁床的病人和家屬，他們看了你帶給我的雜志，很喜歡，說要長期訂閱。”
看著那張寫著地址的紙條，白先勇的眼眶瞬間紅了。為了辦雜志，他們幾個窮學生為了拉一個廣告、一個訂戶都要跑斷腿。而躺在病床上命懸一線的王國祥，心里惦記的竟然還是這件事。
也許是上天被這份情誼感動，又或者是白先勇的執著終于有了回報。在一個親戚的介紹下，他們打聽到了一位叫奚復的老中醫。據說這位大夫用偏方治好過類似的病。
那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奚大夫開出的藥方很奇怪，全是些調理氣血的草藥，還要配合特定的飲食。在那個西醫都束手無策的年代，這聽起來像是迷信。但白先勇沒有猶豫，他像個護士一樣，盯著王國祥按時吃藥，一天都不敢落下。
奇跡真的發生了。
幾個月后，王國祥的臉色開始紅潤起來。再去醫院檢查時，醫生驚訝地發現，那原本已經“枯死”的骨髓，竟然開始重新造血了。各項指標奇跡般地回升，直到完全恢復正常。
那是他們第一次從死神手里搶回了生命。
02
劫后余生，兩人的感情比親兄弟還要深厚。
大學畢業后，白先勇去了美國愛荷華大學深造，王國祥在服完兵役后，也緊隨其后去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物理博士。
雖然隔著幾個州，但兩人的聯系從未中斷。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充滿著自由和變革的氣息。每逢假期，他們就會聚在一起，或者開車去長途旅行，或者只是窩在公寓里做飯聊天。
博士畢業后，白先勇在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找到了一份教職，教授中國文學。而王國祥也在賓州州立大學做完博士后研究，最后選擇來到離白先勇不遠的洛杉磯，在休斯飛機公司從事高尖端的人造衛星研究。
兩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終于在異國他鄉站穩了腳跟。
1973年，白先勇在圣芭芭拉買下了一棟帶花園的房子。那是一處幽靜的所在，但因為前任房主疏于打理，后花園里雜草叢生，荒蕪得像個廢墟。
那個暑假，王國祥特意請了長假，開著車搬到了白先勇這里，發誓要幫他把這個“廢墟”變成樂園。
“你這哪里是花園，簡直是荒山野嶺。”王國祥看著半人高的雜草，笑著調侃。
“所以才需要你這個科學家來指導工作啊。”白先勇遞給他一把鏟子。
那是一個流汗的夏天，也是一段閃著金光的日子。兩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像不知疲倦的農夫一樣，每天起早貪黑。他們拔掉了那些頑固的野草，搬走了幾百斤重的亂石，重新翻土、施肥。
王國祥雖然是搞物理研究的，但在園藝上卻有著驚人的天賦和耐心。他規劃了花壇的形狀，選定了花卉的品種。白先勇最愛茶花，他們就種下了滿園的茶花；王國祥喜歡柏樹，說那種樹挺拔、長壽，能鎮宅。
在花園的西角，有一塊空地。王國祥提議：“這里種幾棵樹吧，正好可以擋擋西曬的太陽。”
于是，他們去苗圃選了三棵意大利柏樹的幼苗。那種樹幼年時毫不起眼，細細弱弱的，仿佛一陣風就能吹斷。
挖坑的時候，白先勇有些懷疑：“這幾根小苗，真能長起來嗎？這里的土質可不算好。”
王國祥擦了一把額頭上的汗，把幼苗小心翼翼地放進土坑里，培上土，澆透了水。
他拍了拍手上的泥土，眼神篤定地說：“放心吧，柏樹這種東西，最是堅韌。別看它們現在小，只要扎下根，以后能長到云彩里去，誰也壓不垮它們。”
那時候的他們，正值壯年，事業有成，身體健康，就像這三棵剛種下的柏樹一樣，對未來充滿了無限的期許。他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刻種下的，不僅僅是樹，而是他們在這個世界上共同扎下的根。
在那之后的十幾年里，這個花園成了他們共同的精神避難所。
平日里，白先勇在學校教書育人，筆耕不輟，寫出了《臺北人》、《孽子》等震動文壇的巨著；王國祥則在實驗室里鉆研精密的人造衛星技術。每逢周末或假期，王國祥便會驅車趕來，兩人在花園里修剪枝葉，品茶讀書。
那三棵柏樹，真如王國祥所言，長得飛快。
加州的陽光和雨水滋潤著它們，僅僅幾年功夫，它們就躥到了兩三層樓高。尤其是中間那一棵，或許是因為得到了兩人最多的關照，長得最為高大威猛，樹冠濃密，在這個街區都顯得格外醒目。
朋友們來家里做客，常常會在花園里驚嘆：“先勇，你這幾棵樹養得真好，像衛兵一樣。”
白先勇總是笑著看向一旁正在給茶花澆水的王國祥，眼里滿是默契。
在這個家里，他們沒有世俗意義上的婚姻契約，也沒有子女承歡膝下，但這份長達幾十年的相守，早已超越了許多所謂的正常家庭。他們是彼此的親人、知己，是對方在這個世界上最深的羈絆。
王國祥性格內斂，不善言辭，但他對白先勇的照顧體現在每一個細節里。家里的電器壞了，是他修；汽車該保養了，是他去弄；白先勇寫作遇到瓶頸情緒低落時，是他默默地泡好一杯茶，陪著坐一下午。
那是一段被稱為“黃金時代”的日子。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他們都以為，這樣的日子會一直延續到兩個人都變成白發蒼蒼的老頭子，還能坐在樹下回憶當年的往事。
直到1989年的那個夏天。
三棵柏樹中最高大的那一棵，突然枯死。
起初，白先勇還試圖挽救。他請來了當地最好的園藝師，施肥、噴藥、澆水，能用的辦法都用了。但那棵樹就像是被抽走了靈魂一樣，無論怎么折騰，都無法阻止生命的流逝。
看著那棵徹底變成枯黃色的巨樹，白先勇心里那股不祥的預感越來越強烈。他每天在花園里轉圈，看著那棵死樹，總覺得心里發慌。
沒過多久，他的電話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