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讀一著：來新夏與《書目答問》

來新夏先生被學界譽為“縱橫三學，自成一家”，在歷史學、方志學、目錄學等領域，皆有開創性貢獻。他曾問學于范文瀾先生，請教如何研讀近代史。范文瀾指導他要“專攻一經”，就是把一本書讀熟、讀透。來新夏謹記并身體力行。例如，一部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以下簡稱《答問》），他竟持續研讀了68年。

1943年，來新夏在輔仁大學求學。余嘉錫先生在此開設目錄學課程，指定張之洞的《書目答問》與范希曾的《書目答問補正》（以下簡稱《補正》）作為參考書目。

《答問》成書于1875年。有學生向張之洞請教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這部《答問》便是張之洞開列的書單，涵蓋經、史、子、集四部，系統介紹我國古籍概況和目錄版本等，流傳極廣。

《書目答問補正》

張之洞說：“此編為告諸生童而設，非是著述，海內通人見者，幸補正之。”自該書問世，對其補充與訂正一直都在進行，成果最卓著者便是范希曾，他于1931年完成了《補正》一書。

《補正》是對《答問》的補充與訂正。

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總結：“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

來新夏立志于學術，自然對目錄學傾心向往。而余嘉錫又是該領域宗師級人物，得此機緣，怎不倍加珍惜？他認真研習《答問》與《補正》，一番辛苦后，卻滿臉茫然。一串串書名與作者，彼此毫無關涉，內容枯燥乏味，如何研究？

柴德賡先生指導他將貴陽本《答問》與其收藏的南京國學圖書館版《補正》比照閱讀，“正其紕謬，補其不足”。這是來新夏第一次比勘異同的實踐。

余嘉錫為他布置了三項作業：其一，要反復閱讀《補正》，要特別留意字里行間；其二，要擴展閱讀范圍，研習與《答問》相關的作品；其三，為《補正》編三套索引——人名索引、書名索引、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

一本書經過如此反三復四編排，2000多部書名和撰者，來新夏基本都能記住。他續讀《書目答問箋補》《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讀書敏求記》《鄭堂讀書記》等，漸漸萌生為《答問》作匯補的想法：輯錄眾家評注、箋疏，補充書目與版本信息，辨偽存真、去粗取精。

來新夏先生

對于這項工作，來新夏從1945年著手，因教學、科研之故，時輟時興，真正系統研究自1963年始，將葉德輝、邵瑞彭、劉明陽、高熙曾等所標注的內容一字不遺地過錄在自己珍藏的《補正》本上。

可憐那部《補正》，字里行間、天頭地腳都被他用墨筆填滿，蠅頭小字上下勾畫、左右移寫，沒有空間便粘貼紙條，一眼望去，滿目瘡痍。

對于自己的藏書，來新夏一直持開放態度。有人來借，向來慷慨，還與不還，但隨君意。但這部《補正》就算天王老子也只能看、不能借，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此書是余嘉錫指導下的產物，是彼此師生情誼的見證；另外該書與來新夏同歷艱辛，患難之情不容忘卻。

上世紀80年代，來新夏以搶時間的精神彌補蹉跎。在歷史學、方志學、圖書文獻學等領域開拓，對《答問》的匯補因繁忙而變慢，唯不時翻讀，常念續編。一直忙碌到離休，等再欲仔細整理的時候已是2000年左右，此時的他年近80，眼花目眊，甚至都看不清自己當年的批注了。

襄助者主要有兩人，一是天津圖書館的李國慶，一是藏書家韋力。

歷時五年，李國慶協助來新夏，先后經眼《答問》不同刊本50余種，共收錄13家批校。誠如崔文印在《〈書目答問匯補〉背后的故事》一文中所說：“從《匯補》原稿滿目瘡痍，到最后變得疏朗俊秀、豐富多姿，全是國慶先生的功勞。”

韋力將自己本可單獨成書的底稿無償提供。蕭梁時，有學者阮孝緒以諸家目錄撰成《七錄》一書，劉杳與阮氏交游，自己也計劃寫一部相類著作，見阮孝緒已著手，就將其多年積累的資料無償相贈。來新夏感嘆：“韋力君，固今之劉杳也！”

《書目答問匯補》

2011年，《書目答問匯補》由中華書局出版，上下兩冊，120萬字，皇皇巨著。

耗費多年心血，價值幾何？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把目光僅僅局限于《書目答問匯補》這一部書上，而是要放在當代目錄學的功用問題中考量。

歷史學家鄧廣銘先生曾經提出研究中國歷史的“四把鑰匙”，分別是：職官制度、歷史地理、年代學、目錄學。曾經，目錄學是作為歷史研究的入門工具而存在，但現如今，在大數據及人工智能背景下，應該怎樣定位它呢？

學者周振鶴先生在文章中提出當前人文學科研究的一個弊端：“不是創新太少，而是積累太少。”很多研究者總以為發現了前人不知的史料，做了前人沒有做過的判斷，殊不知前人已經做過了，只是你沒有注意到。

現如今，搜索工具以及大數據模型等如此眾多，搜集資料豈非簡單？為什么還會出現上述問題？

因為面對海量的搜索結果，要辨偽存真、去粗取精。

文獻從來都不是冰冷的，機械搜索解決不了問題。學者苗潤博就指出，每部文獻其實都牽涉到編纂者所面對的實際情境，整體的文獻環境、具體的人書互動關系乃至書籍社會史背景，都可能制約我們對于特定資料的理解。另外，貫通的文獻源流具有區別于斷代史料的意義，書籍形態、體制等的演進，知識體系與學術思想生成、流變的內在邏輯，構成了史料碎片背后的寬厚基盤。

跳出文獻看文獻，歸納起來還是章學誠的那一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這正是目錄學的功用。

利用AI研究歷史，前提是研究者應具備歷史研究的基本素養，這樣才能與AI對話，才能辨別真偽，才能駕馭人工智能。就此而言，鄧廣銘所說的“四把鑰匙”，即便在當下依然不可荒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來新夏先生的目錄學研究，就更凸顯了它的時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