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大臺礦40多人被困井下，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急得一夜白頭

1961年1月13日凌晨兩點，東交民巷的夜色像凝住的墨，市委大樓里卻燈火通明。一陣急促的長鈴劃破寂靜，值班員幾乎是跳著去抓電話——京西礦務局報告，大臺礦突發大面積冒頂，40余名礦工下落未明。

話筒另一端的喊聲帶著回聲，“劉書記在嗎？井下支柱全塌了！”劉仁已經站在桌前，毛毯披肩，聲音低而快：“先封風門，保通風；調石景山、娘子關兩隊搶險隊合兵一處，半小時內到位。”命令一句接一句，像釘子釘進木板。

煤炭是首都工業的“糧食”。三年困難時期，全北京每噸煤都要精打細算。劉仁最不愿聽到的就是“人壓在煤下”這句話。電話放下，他把值班室改成前線指揮所——五部電話同時開線，三張救援示意圖鋪滿墻。

搶險節奏比秒針更狠。十五小時后，第一條通風管搶通；第三十小時，救援鉆孔打透；第三十三小時，井下傳來敲擊聲，工人們用鋼锨敲出一句話：“我們活著。”聽筒里嘭嘭作響，劉仁把手掌拍在桌面上，只說了一個“好”字。

他的處置風格不是憑空長出。幾十年前，那個被同學稱為“段永鷸”的少年來到北平華北中學，沒多久就混在歡迎孫中山的隊伍里喊破嗓子；再后來，加入共青團，進了白色恐怖里的上海紗廠，一邊躲憲兵，一邊聯絡工人。

1930年被捕、絕食、胃穿孔，他和彭真在牢里對著墻壁刻字記事；1935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他建議把四年學程壓縮成三年，理由是“前線缺人，學校不該磨蹭”。校方采納，成為當年東方大學最短學制的直接推手。

盧溝橋的槍聲響起，他遞交回國申請，三個月后已在延安中央黨校做秘書長；又過半年，帶兩百干部越過太行山，到晉察冀組建地下電臺，組織兵運，護衛北平教授全數留下。熟悉的朋友暗地給他取外號——“留人”。

解放后，北京工業底子薄，劉仁到石景山鋼鐵廠看職工住房，發現一家五口擠在窩棚，門口只掛破麻袋。他連夜給市工業局打電話：“你們看完還能睡好覺？”幾天后，金頂街工人宿舍破土動工。

1956年永定河決口，他調空軍直升機拋糧，海軍舢板救出20名被水圍困的社員。社員一上岸，他伸手先摸對方的胳膊，確認沒有脫臼，才松口氣。有人悄悄議論：這人管得是不是太細？可社員說：“劉書記比閨女都周到。”

“最好的交通給工人用。”修酒仙橋工業區，他點名要無軌電車。公交負責人算賬后搖頭，劉仁只回一句：“成本再大，也比讓工人站在風雪里劃算。”

再說回大臺礦。1958年投產時，它常年墊底。礦黨委憋著勁提出“不當老六”，1960年靠著滿勤硬是拿到京西礦務局紅旗。礦工驕傲，市里也把它當樣板。正因如此，61年這場冒頂，心理沖擊格外大。

事故第五十個小時，井下遇險者全部定位。第七十二小時，最后一根撬棍撐開通道，四十七名礦工依次升井，每人胸前多了個白色粉筆號。醫護推著輪椅沖上去，現場只聽得到呼吸聲。統計完畢，無一人死亡。

消息送到指揮室，劉仁靠在椅背上，額頭的青筋還在跳，他讓秘書給礦工家屬撥電話，“告訴他們，人全在。”話沒說完，人已向側邊倒去。醫生趕來時，他睡著一樣，頭發卻多了大片灰白。

兩天后，在醫院，他對隨行科員交代：“礦上說白酒缺，先調一車過去，批文我簽。”科員疑惑地問：“王府井供應緊張。”劉仁擺擺手：“先保井下。”

這種不計成本的眼光，也用在科研。1958年北大團隊立項人工合成胰島素，外界唱衰。隊伍最困難時，他跟校黨委說：“別人干不出的，你們干出來，算北京的面子。”1965年，中國合成胰島素成功，國際同行來函致敬。

城市建設上，十周年國慶十大建筑方案報到市委，他盯著人民大會堂改圖：“中開間要最大。進門先見正廳，別讓群眾繞來繞去。”建筑師照做，后來的人再進大會堂，很難想象那一筆是出自地下工作出身的市委書記。

1973年10月26日，劉仁因病去世。彭真寫下八個詞：忠心耿耿、嚴肅謹慎、實事求是、密切聯系群眾。話不多，卻把劉仁的一生釘在了板上。

大臺礦救援留下的電話記錄還在檔案盒里，紙張泛黃。字跡末端，有人用鉛筆圈了個注：“指揮人當夜白頭。”倉促的圈痕沒有修飾，卻讓后來翻閱的人，一眼就能想起那條打通生死的井道和那個守著電話的身影。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