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萬想“私了”性侵？家長甩鍋“她自愿”，法官判罰撕開人性丑陋

一、案情暴擊：猜拳脫衣后，好友變成惡魔

凌晨民宅的酒局，本是好友間的嬉戲，卻淪為少女的噩夢。

新北市未成年少女小花（化名）應邀參加“猜拳脫衣”游戲，輸光衣物后用棉被遮身，竟遭好友阿輝、翔翔（皆化名）輪流性侵 —— 一人施暴，一人壓制，讓她動彈不得。事后父親報案，兩名少年家長卻輕飄飄拋出“僅愿賠 1 萬新臺幣（約 2250 元人民幣）”的和解方案，理由是“小花自愿玩游戲”“家庭負擔不起”。

更令人窒息的是，家長們試圖將性侵責任推給受害者：“她也有過失”。但法律給出了響亮的否定 —— 法官最終判決，兩人及監護人各賠償50萬新臺幣（約11.3萬人民幣），刑事上接受感化教育，全案可上訴。

二、爭議撕裂：1萬vs50萬，賠償金額背后的人性博弈

這起案件的核心沖突，早已超越案情本身，成為社會對性侵傷害認知的試金石：

1. “自愿玩游戲=同意性侵”？法律直接打臉

臺灣司法實踐中，性行為同意權必須單獨明確，“參與脫衣游戲”絕不能等同于“同意發生性關系”。正如法官所言，性侵的核心是“違背意愿 + 壓制反抗”，本案中兩人輪流施暴的行為，已構成臺灣“刑法”第 221 條的“強制性交罪”，與受害者是否參與游戲無關。

2.1萬賠償是道歉，還是二次傷害？

對比同類案件更顯荒謬：黃子佼性侵案中，受害者因恐懼“社死”被迫接受20萬新臺幣賠償，已被輿論痛批“低于正常標準”；而女星遭下藥性侵案中，受害者直接索賠1300萬新臺幣，律師明確“性侵賠償無上限，需匹配創傷程度”。

1萬新臺幣，連一次專業心理治療都不夠，卻被加害人家長視為“解決方案”，本質是對受害者身心創傷的漠視。

1. 未成年人犯罪，監護人豈能甩鍋？

根據臺灣“民法”第187條，未成年人侵權時，若有識別能力，需與監護人連帶擔責。本案中，兩名少年明知性侵是犯罪仍為之，家長又無法舉證“已盡監督義務”，判決其賠償完全合法。所謂“負擔不起”，不能成為逃避責任的借口。

三、法律真相：50萬判決，不是終點而是底線

法官最終酌定50萬新臺幣/人的賠償，背后是嚴謹的司法邏輯：

• 賠償核心是“精神損害+身體傷害”：臺灣性侵案件的精神損害賠償（慰撫金）通常在數十萬新臺幣區間，50萬的金額，既考慮了案件情節惡劣（輪流性侵、壓制反抗），也兼顧了被告家庭經濟能力，低于原告訴求的100萬但符合公平原則。
• 監護人責任不可豁免：臺灣法律對監護人采用“過錯推定責任”，即除非能證明“已盡監督義務”，否則必須擔責。本案中家長未能提供任何有效監督證明，自然難逃其咎。
• 感化教育不是“免罰金牌”：刑事上的感化教育，是臺灣《少年事件處理法》的“保護處分”，核心是“矯治而非懲罰”，但這并不影響民事賠償的執行 —— 犯罪少年需在接受矯治的同時，承擔對受害者的經濟補償。

四、社會拷問：當性侵遇上未成年人，我們該警惕什么？

這起案件撕開了三個殘酷現實：

1. “年少無知”不能成為施暴者的保護傘：兩名少年犯案時已有識別能力，所謂“不懂事”，不過是家長逃避責任的托詞。真正的保護，是讓孩子知道“邊界感”—— 尊重他人身體，更要敬畏法律。
2. 性侵受害者的“過錯論”，該徹底終結了：從臺北車站七旬港女遭性侵案中“路人冷漠”，到本案中“受害者有過失”的辯稱，社會對性侵的認知仍有偏差。受害者的任何行為，都不能成為加害人犯罪的理由。
3. 賠償金額，應成為傷害的“標尺”而非“妥協”：黃子佼案中受害者因恐懼被迫接受低額賠償的悲劇，不應重演。性侵造成的創傷可能伴隨一生，賠償不僅是經濟補償，更是對受害者的精神慰藉，必須與傷害程度匹配。

這起案件的判決，守住了法律的底線，但社會的反思不能停止。當兩名少年在感化院接受矯治時，我們更該追問：如何讓 “同意權” 教育走進校園？如何讓監護人真正履行監督責任？如何讓性侵受害者不再因 “怕麻煩”“怕社死” 而妥協？

1萬新臺幣，買不走罪惡；50 萬判決，也難以完全撫平創傷。但至少法律明確了：性侵的代價，絕不是一筆小錢就能擺平；受害者的尊嚴，更不容任何形式的踐踏。

你認為50萬新臺幣的賠償合理嗎？未成年人性侵該如何平衡“矯治” 與“懲戒”？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觀點，一起為受害者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