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將“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如何穩定？

早從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短暫生育小高峰后，我國出生人口就開始逐年下滑：2016年還有1786萬新生兒，到2023年就跌到了902萬，創了歷史新低；2024年雖然因為龍年傳統和政策微調，出生人口反彈到954萬，但人口總量還是連續第三年負增長。

更讓人揪心的是生育率，維持人口世代更替需要總和生育率達到2.1，而我國2023年這一數據只有1.0左右，在人口超千萬的國家里排倒數第二，比意大利、西班牙這些低生育發達國家還低，甚至有機構預測2025年可能跌到0.9。聯合國預警稱我國人口在未來幾十年可能從現在的14億大幅縮減，長期看甚至可能降到5.2億；因此，202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倡導積極婚育觀，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這一松一緊的信號，正說明控制人口下降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面對這樣的形勢，聯合國在《世界人口展望》里明確，我國人口拐點已到，未來會經歷全球最大規模的人口減少，這不僅會讓我們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位置，更會沖擊“世界工廠”和“超大規模市場”的根基——有專家分析認為當勞動力從9億降到7億，65歲以上老人卻突破4億時，養老金不夠花、醫院床位擠、經濟活力降，這些都不是嚇唬人的空話，而是很現實的一些問題。

也正是因為問題緊迫，我國才把“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納入民生重點，從國家層面出手應對。

要解決人口下降的問題，得先搞明白：年輕人為啥不想生、不敢生？說來說去就三個核心坎。

第一個是“養娃太貴”。有報告算過，把一個孩子養到大學畢業，全國平均要68萬，北京、上海這些一線城市直接超百萬。這還不算“隱形成本”：孩子上早教、報興趣班要花錢，生病看病要花錢，將來買房結婚可能還要幫襯，普通家庭根本扛不住。就像現在很多年輕人說的，“自己都還沒活明白，哪敢讓孩子來遭罪”。

第二個是“女性太難”。生娃對女性職業的影響太大了——懷孕時可能被公司“邊緣化”，生完孩子回來崗位沒了，就算留下，工資也可能降一截。有數據顯示，每生一個孩子，女性工資率會下降12%-17%，比歐美國家高不少。而且帶娃的活兒基本都壓在媽媽身上，爸爸陪產假大多只有15天，媽媽卻要一邊休產假一邊擔心工作，生完還得平衡加班和帶娃，誰還敢多生？

第三個是“沒人幫忙帶”。現在年輕人大多在城市打拼，和老人分開住，雙職工家庭根本沒時間帶娃。雖然國家要求發展托育，但之前每千人口托位數只有1.8個，很多家庭想送娃去托育機構都排不上號；就算后來托位數漲到4.73個，還是有不少地方的普惠托育“有名無實”，價格貴、距離遠，根本解不了燃眉之急。

當然，國家也不是沒行動，最近幾年已經推出了不少政策。比如經濟補貼，2025年起全國符合條件的家庭，每個3歲以下孩子每年能領3600元育兒補貼，北京、上海還把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稅抵扣，扣除標準提到2000元；住房方面，有些地方給二孩、三孩家庭提高公積金貸款額度，湖北天門甚至直接給生娃家庭發購房補貼；時間上，各省產假基本延長到158天以上，還設了5-20天的育兒假。

但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還得解決“最后一公里”的問題。比如育兒補貼，現在很多地方是“申請難、到賬慢”，而且3600元一年分攤到每個月才300元，跟高昂的養娃成本比，簡直是“杯水車薪”；托育服務雖然數量上去了，但質量參差不齊，有些機構師資不行，家長不放心把孩子送去；還有女性就業保障，雖然法律規定不能歧視孕產婦，但很多公司還是暗地“卡人”，沒真正的監管和懲罰，政策就成了“空架子”。

其實，穩定人口的關鍵，是讓“生育”從家庭的“負擔”變成有社會支持的“好事”。這需要國家拿出更多“真金白銀”，比如把生育支持投入提高到GDP的3%以上，讓補貼能真正覆蓋養娃成本；也需要企業配合，比如推廣“媽媽崗”“彈性工作制”，讓女性不用在工作和家庭之間二選一；更需要改變社會觀念，讓爸爸多參與帶娃，讓“生娃不是女人一個人的事”成為共識。

人口問題不是一天形成的，解決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現在已經到了必須行動的時刻。只有讓年輕人“生得起、養得起、育得好”，讓家庭不用獨自承擔生育壓力，才能真正穩住新出生人口規模，為未來的發展留足底氣。畢竟，一個國家的未來，終究要靠一代代年輕人撐起來。

消息來源：觀察者網12月11日報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