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開發如何書寫高質量發展新答卷？ | 社會科學報

2025年，是我國“世紀工程”——西部大開發正式實施25周年。“十五五”規劃建議再次強調，扎實推動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廣袤遼闊的西部正懷著新希望，以新動力書寫新篇章。

原文 ：《扎實推動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

作者 |本報記者 程潔

圖片 |網絡

補齊“短板”，鍛造“長板”

生態多樣、幅員遼闊的中國西部地區涵蓋1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從黃土壟上的“拓荒牛”“孫少安”，到西部“包郵區”提速，25年間，西部大開發的成效有目共睹：西部12個省（區、市）經濟總量由1999年的1.54萬億元增至2024年的28.73萬億元，占全國經濟比重從16.6%提升至21.3%。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至5178億美元，開放水平不斷提高。西部在全國乃至全球經濟版圖中的“區位價值”被重新定義。

西部基礎設施跨越式發展。“鐵路營業里程達6.3萬公里（增長近3倍），高鐵突破1.1萬公里。”中國西部研究與發展促進會會長米良表示，“西部能源水利展現新面貌。如西電東送年輸電量超3000億千瓦時，清潔能源裝機占全國50%以上。”目前，陸海新通道通達全球127個國家及地區的579個港口。11月13日開幕的2025陸海新通道經濟發展論壇上傳來消息，今年1月至10月，全國經西部陸海新通道進出口額達1.35萬億元，同比增長17.9%。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趙磊稱：“中歐班列、西部陸海新通道、‘空中絲綢之路’等將西部從內陸地區變為對外開放的新前沿。”數字基礎設施迭代升級，在“人工智能+”的新技術浪潮中，西部一些省（區、市）也已經站上潮頭。

西部作為生態屏障，正以“綠色革命”守護國家生命線。據報道，25年來，西部地區累計實施退耕還林還草超過3.2億畝，森林覆蓋率顯著提高；長江、黃河、瀾滄江干流持續多年達到Ⅱ類水質及以上；水土流失治理面積超3萬平方公里。2023年，西部地區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由2012年的164個增至212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積由8605.6萬公頃增至8825.3萬公頃，成為名副其實的“綠色生態博物館”和“天然物種基因庫”。

西部的資源稟賦差異巨大，無論是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因地制宜發展新興產業，還是布局建設未來產業，都堅持以“特色”強化優勢。甘肅、寧夏、內蒙古等地的風光資源為新能源產業發展提供基礎；貴州正加快礦產資源高端化開發利用；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地理風貌和民族文化形成獨特旅游資源。在非資源依賴型領域，西部同樣實現了驚艷的“彎道超車”。大數據產業讓貴州成為“中國數谷”。北京大學中亞研究中心施越副教授指出，隨著新產業崛起，陜西太陽能電池、集成電路圓片產量分別增長57.2％、36.7％，重慶成為新能源汽車產量第五城；在創新驅動上，9個國家級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和13個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不斷凸顯活力。

西部是脫貧攻堅戰的主戰場，成就輝煌。米良在中國西部研究與發展促進會成立30周年會議上表示：“脫貧攻堅任務已經完成。375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摘帽，50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4%（高于全國水平）。”西部地區義務教育全面普及，醫療衛生服務網絡覆蓋城鄉，社會保障體系日趨完善。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西部之問”

西部地區已經從落后補差狀態轉而開始與國家大局同步。然而，隨著發展進入深水區，一些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愈發凸顯，在接續發展、夯實基礎的“十五五”時期，西部大開發必須直面“西部之問”。

特色產業自主驅動之問。長期經濟結構不平衡導致西部產業升級基礎薄弱。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賈若祥等研究指出，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失衡，主要表現為傳統重化工產業占比超80%，資源依賴性強，產品多為初級加工，精深加工不足。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滯后，在國家45個先進制造業集群中僅占5席。承接產業轉移不同程度存在引不來、落不下、長不好等問題。培育區域主導產業并非易事，中央黨校經濟學學者李晨也表示，產業選擇的精準性、產業布局的合理性、產業升級的持續性、產業培育和承接的主動性等問題，仍是當前西部地區發展特色優勢產業面臨的主要難點。此外，市場化程度偏低、營商環境與東部存在差距、民營經濟活力不足等問題，都制約著內生動能的培育。

協調發展之問。西部的發展呈現出顯著的“點-軸”模式，城鄉差距、區域內部差距依然較大。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王頌吉教授告訴本報，西部地區城市群產業集聚與分工不足，城市間產業同質化嚴重，協同發展機制不完善。地域廣袤、地形復雜導致要素資源分散，市場化發展水平差異制約融合發展。基礎設施通達性、數字化水平與發達地區差距較大，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阻礙商品要素流動，抑制經濟分工深化，阻礙西部地區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物流成本高、產業配套不完善等問題使承接東部產業轉移面臨挑戰，發展不平衡若長期持續，將影響整體效能。

人才與創新之問。國家統計局社科文司首席統計師張啟龍解讀《2024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時指出，2024年西部地區研發（R&D）經費達4759.8億元，比上年增長9.2%，領先其他幾大區域板塊。據國家知識產權局數據，截至今年6月，有效發明專利量達53.1萬件，創新能力持續提升，但“當前東西部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還存在較大的差距，西部地區的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偏弱，科技投入產出效益偏低的問題依然存在”。重慶大學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龍少波教授表示。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深度不足，盡管部分中心城市通過優厚政策吸引了人才回流，人才赤字局面未根本扭轉，人才儲備不足成為發展長期痛點，導致開拓創新能力不足，政策紅利落地能力欠缺。

生態與發展的再平衡之問。生產性破壞、地質性破壞、氣候性破壞導致的西部生態問題類型多樣、影響廣泛。如何在嚴守生態紅線的前提下，找到一條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路徑，實現“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高效轉化，是西部必須解答的時代考題。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戰略規劃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耿潤哲告訴本報，西部地區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的協同治理機制和監管體系仍需進一步完善，制度有效銜接、制度落地“最后一公里”仍是需要長期解決的問題。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對產業結構宏觀調控的作用尚未完全發揮。西部地區開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政策機制不完善，“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路徑仍需進一步拓寬。

自主轉型升級，激活內生動力

新時代推動西部大開發的宏觀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中國式現代化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西部必須通過自主轉型升級，激活內生動力。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馬莉莉認為，構建西部大開發新格局首要任務是按新發展理念，依托比較優勢推動產業集群化、兩化融合與動能轉換，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其次要強化發展自主性，靠內外條件資源自主驅動而非依賴外部支援，聯通內外市場，為產業現代化轉型創造條件。

賈若祥等認為，需以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為主攻方向，培育西部區域增長極與區域性創新策源地。一是支持西安、成都、重慶、蘭州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布局戰略先導產業形成先發引領效應；二是各地側重培育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打造擁有萬億級標桿產業的“希望之城”；三是“兩新”“兩重”政策向西部傾斜，以先進數字技術、綠色工藝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四是結合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支持西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與備份。

營商環境是企業發展的關鍵。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院趙曦教授強調，堅持以大開放促進大開發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提高西部地區對內對外開放水平作為西部大開發的重要使命，進一步破除妨礙資源要素配置、區域協同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和市場分割封鎖，建立適應新業態、新形式、新模式特點的新型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通過開放型市場體系加快市場一體化建設。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西方經濟學研究室主任詹宇波接受本報采訪時指出，應發揮四大戰略的疊加效應，激活內生動力。“四大戰略疊加效應”是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關于區域協同發展的創新性表述，通過打破傳統單一戰略的實施邊界，使其從“各自為戰”轉向“協同作戰”，形成“1+1+1+1>4”的系統性合力。具體可以以“主體功能區”為約束性條件引導其他三個戰略精準落地，以“區域重大戰略”為引擎并借助“新型城鎮化”為載體和抓手擴散輻射效應，最終實現“區域協調”的總目標。

加強人才協同發展刻不容緩。日前，來自西部12個省（區、市）的數百家企事業單位攜5000多個崗位在重慶向全球英才發出了“西部請柬”，此舉是西部地區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一次協同發力。詹宇波表示，要實現西部人才協同發展，不能單純地依靠“挖人”或“輸血”，其核心在于“協同”，需要打破人才在地域、身份、單位等方面的界限，實現區域間人才發展導向上的“目標共商、政策互通、平臺共建、資源共享、生態共育”。通過制度創新和精準服務，讓人才在西部區域能夠自由流動、高效配置、價值實現，最終形成人才引領產業、產業集聚人才、人才與區域共興共榮的良性循環。

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民。新一輪的西部大開發，須不斷提升民眾生活品質、筑牢民生底線，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投入，補齊教育、醫療等領域短板，讓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全體人民，特別是在邊疆和民族地區。在發展中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繁榮發展。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院院長毛中根指出，西部三次產業就業份額高于產值比重、勞均產出偏低，新型城鎮化潛力大，需以此為抓手強化民生保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0期第1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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