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眾將面對40萬國軍圍剿無計可施，毛主席:聽我的肯定能突圍

1935年初的黔北（貴州的北部）被“肅殺之氣所籠罩”，蔣介石調動了他的嫡系部隊以及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隊，總兵力達40萬之眾，意圖在黔北徹底消滅紅軍。

而彼時的紅軍因為湘江戰役的慘烈損失，總人數從8.6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更嚴峻的是物資匱乏。

蔣介石對此戰信心滿滿，而從表面數據看，紅軍確實是“一盤必輸無疑的殘局”，但就在毛主席的帶領下，紅軍殺出重圍，那么，毛主席當年是如何帶來紅軍戰勝國軍的，過程有多驚心動魄？

時間回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黔北重鎮遵義，中共中央在此召開了決定命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這次會議徹底批判了導致失敗的戰略錯誤，并做出了一個改變歷史走向的決定：增選毛主席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與核心領導。

更為關鍵的是，會議在軍事指揮層面向他傾斜，根據會議精神，成立了由周恩來、毛主席、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全權負責最緊迫的作戰指揮。

盡管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但在實際戰略決策中，毛主席提出的方針被采納和執行，這意味著，在戰況瞬息萬變的戰場上，毛主席的軍事思想開始成為紅軍行動的指南針。

扎西會議進一步鞏固了這一轉變，完成了中央領導層的交接，為毛主席發揮其軍事才能鋪平了組織道路。

這一領導權的變動，絕非簡單的職務更替，它是在紅軍瀕臨絕境時，集體對一種被實踐反復驗證過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重新認同與選擇。

毛主席的軍事智慧，即將在接下來波濤洶涌的赤水河上，接受最嚴酷的檢驗，并演繹出一場震驚中外的戰爭活劇。

獲得軍事指揮的建議權后，毛主席面臨的第一個考驗來得迅速而殘酷，紅軍按計劃向川南挺進，企圖北渡長江，卻在土城地區與川軍精銳郭勛祺部意外遭遇。

起初情報顯示敵軍僅有約四個團，紅軍決心打一個殲滅戰，為渡江開路，然而戰斗打響后，敵情卻遠超預估——川軍實際兵力雄厚且戰斗力頑強，紅軍進攻受挫，形勢急轉直下。

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樸素原則，展現了最深刻的戰爭哲學。

毛主席沒有固執于原計劃，更沒有讓部隊陷入消耗戰的泥潭，他果斷建議：立即撤出戰斗，西渡赤水河，脫離接觸。

1935年1月29日，紅軍在貴州土城、元厚一帶一渡赤水，進入川滇邊的扎西地區，這次主動的“走”，不是潰敗，而是將戰場主動權從敵人手中奪回的精彩起手式，它徹底跳出了敵人預設的合圍圈，讓國民黨軍重兵集結的包圍撲了個空。

蔣介石當然不會罷休，他急調各路大軍向扎西合圍，正當敵人撲向扎西時，毛主席卻指揮紅軍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回馬槍。

2月18日至21日，紅軍主力在太平渡、二郎灘等地二渡赤水，重新進入敵人兵力空虛的貴州。

隨后，紅軍以雷霆之勢奪取婁山關，再占遵義城，一舉殲滅國民黨軍兩個師又八個團，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這場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軍士氣，也像一記重拳，打亂了蔣介石的所有部署。

紅軍在黔北的活躍，讓蔣介石誤判紅軍要在此建立根據地，他親自飛往重慶、貴陽督戰，調集重兵，企圖用堡壘戰術將紅軍困死在遵義一帶。

此時，毛主席的指揮藝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3月16日至17日，紅軍在茅臺鎮三渡赤水，大張旗鼓地再次進入川南，擺出北渡長江的架勢。

蔣介石果然中計，命令所有部隊火速向川南集結，就在敵人蜂擁而至之時，紅軍主力卻突然掉頭，于3月21日晚至22日晨，在太平渡、二郎灘等地四渡赤水，神不知鬼不覺地再次折返貴州，并以每日120里的急行軍速度向南直插，兵鋒指向蔣介石坐鎮的貴陽。

這一連串行云流水的機動，被后人譽為“四渡赤水”，它不是在戰前就規劃好的精密藍圖，而是毛主席基于“戰爭游泳術”理論，在戰爭的“大海”中，根據敵情、我情、地形的瞬息萬變，靈活調整方向與節奏的杰作。

其核心在于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始終調動敵人，而絕不讓自己被敵人調動，通過大范圍的迂回穿插，紅軍在四十萬敵軍重兵集團之間來回穿梭，如入無人之境，最終將追兵遠遠甩在身后，于5月初從容渡過金沙江，實現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然而，長征的兇險并未結束，渡過金沙江，只是取得了暫時的機動空間，一道更加兇險的天塹橫在了紅軍北上之路上——大渡河。

蔣介石飛抵昆明，親自部署“大渡河會戰”，調集十余萬大軍前堵后追，并揚言要讓紅軍成為 “石達開第二”，重演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國翼王全軍覆沒于此的歷史悲劇。

歷史似乎給出了相同的考題：同樣是五月，同樣是水流湍急的安順場渡口，但毛主席和紅軍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紅軍先遣隊以奇襲奪取安順場，并找到一條小船，1935年5月25日，在著名神炮手趙章成的精準火力掩護下，由17名勇士組成的突擊隊，迎著槍林彈雨強渡成功，控制了北岸渡口。

但危機隨即而來：渡船太少，水流太急，全軍若僅靠這幾條小船擺渡，至少需要一個月，而國民黨追兵已近在咫尺。

面對絕境，中革軍委和毛主席做出了一個膽大包天的決定：兵分兩路，沿大渡河兩岸夾江而上，搶奪瀘定橋。

這無異于將全軍生的希望，寄托在320里外那座未知的鐵索橋上，命令下達至左路軍先頭部隊紅四團時，留給他們的時間只有24小時，而距離是令人絕望的240里崎嶇山路。

這不僅是與敵人的賽跑，更是與時間的賽跑，與人類體能極限的賽跑，紅軍戰士們以難以想象的毅力，在黑夜暴雨中，在懸崖峭壁旁，擊潰沿途阻敵，創造了一晝夜強行軍240里的驚人奇跡，按時抵達瀘定橋西岸。

而眼前的景象讓人倒吸一口涼氣：橋面上的木板已被敵人拆除大半，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鐵索在河谷狂風中搖晃，對岸是敵軍構筑的堅固工事。

5月29日下午4時，總攻開始，22名突擊隊員在火力掩護下，冒著密集的彈雨，攀踏著搖晃的鐵索向對岸攻擊前進。

子彈擊中鐵索迸出火星，有勇士中彈墜入滾滾激流，但攻擊從未停止，突擊隊逼近東橋頭時，敵人竟點燃了橋頭的亭子，試圖用火墻做最后的阻擋。

勇士們毫不猶豫，沖進火海，與敵搏斗，最終成功奪占瀘定橋，至6月2日，中央紅軍主力全部從瀘定橋越過了天險大渡河。

蔣介石“讓朱毛成為石達開第二”的夢想，在紅軍堅定的信念、嚴明的紀律（特別是順利通過彝族區得益于正確的民族政策）和超凡的勇氣面前，徹底破滅了。

從遵義會議到瀘定橋頭，這五個月的征程，是長征這部史詩中最驚心動魄的章節，它見證了三萬紅軍在四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下，如何通過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機動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決戰，殺出重圍。

這一切的轉折，始于那個歷史性的選擇——在遵義，將軍事指揮的重擔，交付給那位深諳中國革命戰爭特殊規律、擁有“戰爭游泳術”的領袖。

這不是一場單純靠勇氣贏得的逃亡，而是一次在絕境中，憑借高超的戰略智慧、極致的戰術靈活和不可動搖的信念，主動書寫勝利的經典范本。

當紅軍戰士抓著滾燙的鐵索沖過瀘定橋時，他們跨越的不僅是一條地理上的天塹，更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生存與命運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