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晟：初入北大

今年為北大入學五十周年，9月2日，全班十幾人曾聚于小干部(陳崧)家，算是紀念入學之日。上周陳惠民勸我回憶當時情況。后思之覺尚有可寫，唯文筆拙劣，又系小人物，且事亦不驚人，不過回憶當年點滴，以為入學紀念，亦以存當年大學風氣之一斑。

2001年12月

投考北大史學系

以自己課業之差，根本無法報考理工科，堂哥維勤三兄勸我報農學院，我又很不愿意，結果報了歷史系。報的順序如下：第一志愿北大史學系，第二志愿北師大歷史系，第三志愿輔仁大學歷史系，第四、第五因不愿再報，乃空，第六志愿北京大學任何系，第七志愿任何大學歷史系，第八志愿服從統一分配。老先生說：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全是我的學生，亦可報。 我未聽，當時所擔心的是任何大學歷史系，很可能至東北師大， 或河北天津師范學院。當時曾聞陸方表兄言，此系為李光璧師主持。再就是服從分配， 一服從則說不定分至何處，最壞結果可能分至中央稅務學校，結果居然能入北大，實出意料之外。

北大史學系該年錄取標準

原來1951年史學系因報名者少，成績不佳，故錄取標準一再降低，開始規定平均40分為錄取線。是年共考八門，文理各半，考文科則文科比例高些。結果一算，40分以上(除二名在50—60者外),僅得五至六人，于是再降低，30分以上，又招十八人，仍不夠數，再加30分以下，方招夠三十多人。故先父日記曰：“較之往年，相差甚遠。”此亦我班所以水平低之主要原因。至于志愿，第一志愿凡十八人，第二志愿八人，第三志愿三人，第四、第五志愿各一人；成績50—60分二人，40—49 分八人，30—39分十六人，30分以下十人，合共招三十六人。

初至紅樓

新生報到為1951年9月10—12日，周一即10日我未去，老先生知道后極不滿，讓我趕快去，并告訴我要先去史學系系家，在紅樓。9月11日上午我就先去系家報到，接待我的是四年級老大哥楊詩庚，填表中有一項是“來自何地”。這本來填北京就行了，不料我稍遲疑，楊大哥就告訴我：“籍貫，填籍貫。”我想我的籍貫是福建，于是糊里糊涂寫上福建，不料楊老兄是福建人，遇到老鄉格外親切，問長問短。后才知道填得不對。

隨后就是老同學帶我們去選課。當時我的學號是2251008, 第一個2是文學院，第二個2是史學系，51是1951年入學的，后三位數是因為有的理工科系人多，怕要過百，所以定個三位數。當時傅同欽早我一刻報到，她之學號為2251007,孔慶榛帶她至系選課，我隨著他們走，正巧孔陪傅從中文系出。她是選了大一國文，而我選的是史學文選。孔出來后見到我說，去中文系，一進去后，一位老師說：“你沒選中文系的課呀!” 我有些后悔，如果當時選了大一國文，我的文學底子可能還會強些。

初見楊杰諸人

同一個上午，辦完了一切手續后，我正在灰樓旁張望，忽然見到三位同學向北走來，個頭都不矮。第一個人對我非常客氣，說話稱您，他們自報姓名為楊杰、田玨、王希孔，全是一 個班上的。楊杰家住在東直門內大街，后門在香餌胡同，離我住之府學胡同26號不遠，他當時是團小組長，班內僅一個小組，團員六七人，我亦在其中。過了一個多月，楊杰生病，我曾去看他，所談甚歡，日后成為摯友。他為人忠懇，待人得體，講實話，所以說出話來有一定威信，不過他畢竟幼稚，看問題有些簡單，所以不會被重用。

新舊同學去北海游玩

9月11日下午，老同學劉貴真等人組織新同學去北海游玩。本來我自幼在京，北海不知去了多少次，不過當時是團員，又是系主任之子，太脫離群眾也不行，所以跟著去了。先去漪瀾堂，在走廊內大家席地而坐，各自介紹，其中一女同學自我介紹一下，然后用眼睛向我一翻。我沒聽清名字，然看我一眼卻印象極深，她就是陳惠民，亦是團員，被團支部指定為第三小組組長。她們組當時是先進組，有王云鶚、傅同欽、馬壽千等積極配合，中午讀報，訂愛國公約，什么都是走在先，所以 “三反”、“五反”之后，陳惠民即被指定為班長。她人不錯， 無心計。

后來大家又去五龍亭及九龍壁等處，劉貴真對我說：“小北京，你多給介紹介紹。”

班中選舉

9月12日即報到第二天，班中選舉，共選六人，班干部三人，出席學生會代表三人。原我班召集人系會定為馬富民。此人系老陜，人積極，但有些糊里糊涂，能力奇差，說話亦扯東扯西，不著邊際。班中開會時，我也發言一二次，表示積極。 在提名時，馬壽千曾提過三四個人，其中也提到我，竟然說我口才很好。我本口吃，居然得到如此稱贊，大概是馬兄對我實不了解。事后馬兄對我說：我看馬富民實在不成，所以提了許多人。最后結果：班常務馮松年，學委鄭笑梅，文體張義德， 后張調任系文體委員，文體乃改為朱蓬舉。而馬富民等僅選為代表，馬代表之外號實源于此。選舉時我得十二票，傅同欽得五票，她未參加會，只張鳴環極力推舉之故。

訂愛國公約

班中選完之后，即系會選舉，選舉張義德為文委，曹貴林為衛生醫藥委員。隨后系即指定各小組組長，當時分四個組， 每組九人(各含女生三人),合共三十六人。 一組組長為徐印璽，二組組長為楊益森，三組組長陳惠民，四組組長為我。當時第一件事即各組要訂愛國公約，我們這個組的特點是開會全不發言，與一般愛發言表現積極者完全不同。由于不發言不表態，所以訂與不訂無法說。系學習委員是高兩班之盧育三，他總是問我為何還不訂。我把情況匯報后，他又問了幾次，最后說如先不訂亦無妨，所以我們組是全班最落后的，訂約也不例外。大約過了一個月之后，居然訂成了，條文都是一般的八股文字。但我加了幾句，是針對不發言的。記得其中一條曰： “開好小組會，不開無準備的會，開會踴躍發言。”

第一次上課

9月13日周四，第一天開學上課，是日上午原定馬寅初校長講話，臨時取消，改為上課。第一堂課應該是余遜先生之 “史學文選”,排在了第三、四節。當時規定，凡大學入學考試語文在60分以上者，大一國文免修，改學“史學文選”。剛入學時又把50—60分的人再考一次測驗，如已及格，則亦可免大一國文。那次重考，馮松年仍未通過，而陳惠民則通過， 一齊上“史學文選”。

上課開始后，大家等了好半天余先生也沒有來。因第一次上課，誰也不敢動，其中有一個穿舊西服上衣、年紀比我都大的人說，咱們走吧!此人即我班大學長朱蓬舉，自號朱飛，喻學習岳飛之意。他因為1948年已考入天津國術體育學院，49年又考入山西大學外文系，已上兩年，已是老資格的大學生了。 他1924年出生，年齡比我們大多了。

大家仍不愿意走。 一會兒系主任鄭先生來了，說余先生大概不知道上午上課，所以沒來。于是大家就走了。

歷史系系家

當時各系學生都有一聚會的場所，可以借借書，看看報， 開開會，聊聊天。歷史系系家是我最懷念的，地點在紅樓二樓。紅樓共四層，樓梯是盤旋上下，原擬安電梯，因費用大而未安。另加一地下室，當時看來已相當大，一樓也應上幾個臺階。系家原是一個大教室，相當于四間房，其中隔開一間即存放圖書之處，書大約也有四五六個書架，都是上幾班老同學捐贈的。記得我第一次借書是郭沫若之《青銅時代》,封面即大書“田昌五”三字。

借書時間在晚飯后一段時間內，總有一個多小時吧。當時是二年級的吳榮曾同學義務擔當管理員。吳現為北大教授，他義務擔當此職務，實在令人敬佩。他也借機會能多瀏覽一些 書。我借《青銅時代》之后，讓學習委員鄭笑梅看到了，她說：我也正想借此書。還有一次，王天獎同學借了一本《秦漢史》,很薄，為勞貞一著。當時大家誰也不知道此人，更不知勞貞一即赫赫有名之勞干。天獎對我說：此書借者少，向為眾人所輕視。

可惜系家時間不過半年，1952年初開始“三反”、“五反” 運動后就全取消了。1952年春在民主廣場東邊蓋起一座二層小樓，各系系家均遷至此，地方小了，又太偏僻，去的人也少了，不是那個意思了，至于書也不知落入何處了。

系會選舉的民主氣氛

開學不久系會選舉，原系會主席為劉克華，副主席為張磊。這次選舉，全下臺了，改選為胡拙(主席)及楊建芳(副主席)。胡為史四學生，人顯得精明。楊原應是史四學生，因去南下工作團，耽誤了兩年，現在史二，情況與周怡天相同。

選舉前孔慶榛的發言最逗。他攻擊張磊，認為他不稱職， “工作也平常”,應當換下來。他發言后，別人雖未附議，但實際上同意他的意見，張磊真落選了。孔與張磊及胡永樹，自稱“三老”,胡原為福利委員，管學生助學金，這次也給免了，他們三人關系最好，但孔這次全不贊成他們再任此職。當時被選舉的人，也不全是上邊指定或非“紅”不可，有些就是大家認為不錯的即可當成委員。記得李英春(史二)同學就在這次會上被選為福利委員，后來有一次我要退飯票，找的就是他。他為人沉默寡言，按當時的標準說，并不“積極”。

“窩頭”膳團

入學后住校，當然要入膳團。當時每月伙食費舊人民幣87000元，即后來的8.7元，價格不太高，大約是每月7日交伙食費。入學不久，除國慶時改善伙食外，其他時間吃得不好。記得早上只吃小米粥，并無干的。王云鶚曾抱怨說“吃不飽”。午飯及晚飯主食是米飯、饅頭，副食天天吃菜幫子。于是有人提議辦窩頭食堂，即主食可吃窩頭，副食應好一些。不料有一個周六下午，原學生會主席岳麟章(1946級)針對此窩頭膳團，大大抨擊了一番，說這是和學校領導，和學生會對著干，好像提建議的這些人有問題，或是別有用心。岳口才好， 侃侃而談，一直說了有兩個小時。聽者均報以掌聲，不用說， 我亦為北大有如此出眾之領導感到高興。但岳所批之人到底怎么回事，一點摸不清。岳似一直不受重用，1957年又被“錯劃”,相當之慘。1985年12月，我自香港開會回內地，住在中山大學，還在中大見到他，所談甚歡，但未曾想到這件事，不然真應當問問他，此事到底有何背景。

開大會無禮堂

北大之窮，表現之一即無禮堂。我上大學后，開會雖則去中法大學禮堂，當時中法已歸北大，當無問題。記得入學不久，去中法禮堂聽許德珩講學習《新民主主義論》之報告，以后周末請人做報告均在民主廣場，全都坐地上。10月中旬袁翰清做訪蘇報告，及10月25日慶祝抗美援朝出兵一周年大會，均在民主廣場舉行。民主廣場1947年還有幾個大字，寫著“民主廣場”,現在也成了中宣部的宿舍了。但已記不清教師如何聽，只記得后一會議楊振聲先生是在東墻根站著聽。11月初天冷了，王震來做報告就在圖書館了，各教室都接喇叭。1951年底，新膳廳建好，在紅樓之西北，比較大，聽報告及慶祝活動就在這里了。記得1952年元旦我們演話劇就是在北大膳廳， 觀眾二三百人，估計此廳可容近千人。1952年1月薄一波來校講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就在此廳。時在1月5日左右， 天冷，大家凍得夠嗆，大膳廳容不下，似還開了幾個教室。

記同學去動物園游園

除了剛開學去一次北海外，我還與班上同學去過一次中山公園，時間是在10月中旬，大約七八個人吧。記憶最深的就是劉瑜也去了，跟我特客氣，且一句一句鄭主任如何，弄得我挺尷尬。因為我與別人不同，我之父乃是系主任，人家恐怕也因為如此，才對我客氣的。

再一次就是10月28日班上組織去動物園，當時該處是叫西郊公園還是別的，已記不清。是日我是騎自行車去的，同騎者尚有吳國儀，我們見去得早些，且天氣極好，乃乘車往民族學院及人大那邊去看看。當時民院建筑尚未完工，人大似也未建什么樓。

這次印象深的是，張鳴環也去了。她一般不太愿意參加集體活動，這次不僅去了，還玩得挺高興，大家均如此。12時前我因我父30日要去江西參加土改，所以提前走了，騎到西直門門臉，正見楊益森及另一人剛從沙灘食堂取回飯菜，他們是因大家高興，不愿意回去，班頭馮松年乃讓二人去膳團取飯的。我對馮兄考慮如此周到，楊益森兄等如此積極，至今仍敬佩不已。

記大一時之楊益森

楊益森兄不止這次去動物園為大家取飯，在1951年除夕他在北樓游藝廳也擔任服務員之角色。記得那天，我們與王云鶚、傅同欽等一伙人都去北樓游藝廳，即見到楊。他說：“我再一會就到點了，就可以一起玩了。”班上如此積極的服務員，當時并不多，楊為其一，當時馮班頭能“支使”的人也不多， 就這么幾個。

楊為人深沉，不開朗，他與丁子英為天津一中同學， 一中是好學校，他家鄉似在楊柳青。記得有一次選文體委員，丁子英即提名他，介紹他在中學嗜體育。不料那次楊未當選。后來讓他作第二組小組長，他堅決不干。他對王云鶚有好感，暗暗追逐王，因兩人均喜籃球，且王還是北京女隊主力。 一次王給楊一張籃球票，丁子英說，楊自此以后天天寫日記，大約也是一般男青年的那種激動。這種幼稚，人人有之，不足為怪。

楊日后愈趨消沉，原因不明，至于畢業時的情況，究屬何因，亦不能下結論，且是北大遷到城外之事了。

記史一1951級之第三小組

班中分四組，其中就是以陳惠民為小組長之三組總為模范，其組內一因有班常務(即班長)馮松年，二因有兩員女將，即王云鶚及傅同欽，以及積極分子馬壽千等人。王原為貝滿女中球將，她與虞德舜同為北京乃至全國女籃之佼佼者，平時大大咧咧，總拿個籃球，人極活潑，與男同學打打鬧鬧，但不出格。冬天總穿件黑色短皮上衣，即小皮襖。傅同欽出身慕貞女中，人亦活潑，可以極簡單地響應任何事，故極好領導， 中午讀報就是從他們組開始的。其實當時圖書館報紙極多，盡可讀之，何必非集中一起念?但當時大家政治熱情極高，亦是領導上要求政治進步之一安排，于是各組紛紛讀起來。好在10 月底以后，高班所住地字樓房間都騰出來，給史一女同學住， 開會讀報均在女同學宿舍中， 一切方便。

但她們這個組也有略略不隨俗者，王希孔即其一。他大約不太以如是積極為然。當時系會因三、四年級都去參加土改， 實際僅有一、二年級各四組，系會經常表揚第三組，大家都覺得無所謂。

史一之博物館專修科同學

1951年入學的史一學生凡三十六人，其中亦有幾個是博物館專修科學生。當時史學系自1950年開始招收博專學生，我班誰是博專生并不清楚，直至11月初系內組織去天津參加華北物資博覽會，一般史學系學生都只能派代表去，而博專學生因與專業有關，全體都去。當時能去天津可不簡單，我就沒去過。

記得一次在對面628室內，見馬子莊及魏效祖嘀嘀咕咕，方知即是為博專去津參觀事。后來才知道閻孝慈、吳國儀、馬、 魏、劉瑜，或許還有孫國璋、鄭成通都是博專的。閻孝慈原是南京大學藝術系的，上了一年又重考北大博專的，可知他學博專的興趣。代表史學系去津的人只是張義德，大約去了兩三 天。是年11月10日下午，那天正是周六學習日，張還向全系同學傳達博覽會的內容，記得說到裝配汽車與美國福特等相同云云。那幾天我正頭疼感冒，是趴在桌上聽的，不料一聽頭疼反倒好了。是日回家，看翦老《秦漢史綱》一直至午夜。還有一事值得注意，即是年月日星期，與五十年后之今年完全相同。

“ 一幫一 ，一對紅”

剛入學不久，系會為讓新同學迅速了解系中情況，乃讓史一、史四同學“一幫一”。當時給我指定的史四同學為彭 ××,為系會主席胡拙之女友，后為胡妻。其人原系中法大學轉來，人比我還蔫，與我僅談過一次話，不過一二十分鐘，也沒說什么,大約覺得我乃系主任之子， 一切不會陌生。她們班在10月中旬已決定參加土改，規定史三、史四全體參加。史二同學聞訊后，亦有張磊等人向上級反映，要求亦去參加，上邊未準，乃罷。我們班并無人反映此事，人生地不熟，一切聽之任之。

胡拙是新當選的系會主席。只記得人長得挺精神的。他好像不是團員，只當了一個月就去江西了，次年5月回來不久， 系家已搬，系會已不多，大多由團支部代替了，大家一起活動的機會更少了。我沒有印象再與胡、彭他們說過話。

“一幫一，一對紅”是后來的口號，女中早就有高中生與初一班同學鬧蝶兒(Dear) 之事，實亦一幫一之含意，不過神秘化了而已。

后來從未見過胡、彭夫婦，僅知在北京工業學院附中，胡先彭而去世。

同學們最所欽佩之一

史一同學有幾位極為用功，能得到眾人所欽佩。 一為王天獎兄，天獎兄額頭極大，且是窮學生，來自浙江黃巖，極用功。令人欽佩的是，9月中才開始上課，他在是年10月即在《光明日報》“歷史教學”版(即1952年后改版之“史學”版)上發表陳涉(陳勝)一文，文雖不長，但初學歷史之人即能如此快地發表文章，當然令人羨慕。后來1953年暑假，天獎兄又利用在西齋休息兩周的機會寫出上海小刀會起義始末，亦一傳世之作，此為后話。后來天獎兄留在學校做了研究生，1959年分配到河南大學。他是浙江人，別人聽不太懂他的口音，就調到河南省歷史研究所搞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他的單位并入河南省社科院，與河南大學關系就不大了。他擔任過河南社科院歷史所所長。但在這個研究所，他的局限就非常大了，他只能研究河南相關的，都是地方史，相當于被耽誤了。此外他的身體也不好，他母親身體也不好，他還得照顧。他在2002年就去世了，他還是全國人大代表，在河南是個佼佼者。

另一為李家翰兄，他學考古， 一入學就在東安市場書攤購得前后《漢書》兩部，還買了一個簽子，日日用竹簽圈點， 從不間歇，亦頗為同學側目。一個新同學能坐得住已經不容易，更何況踏踏實實地閱讀古文，且能標點，怎能不讓人敬佩。奈何他考試成績也是不太好。他畢業去了西北大學，1959年西北大學一度想開考古專業，他也參與其中了，60年代初困難時期又下馬了，他去教了一段時間中學，再后來就去西安的文物局， 當了副局長，主持長樂宮的發掘。我畢業之后唯一沒見過的人就是他，1985年我路過西安，還特意去他家看他，他的愛人孩子我都見到了，他去逛書攤去了，我著急走，就再也沒見到他。

再就是朱飛，他是老資格的大學生了，不僅已經上過大學三年，且年紀亦比大家大六七歲。他考過北大五年，第一年沒考上，第二年1948年考入天津國術體育學院，1949年又考入山西大學外文系，已經讀了兩年。后來又考了一次，沒考上，第五年終于考上了。我與他同屋。他每天只睡覺四小時，剩下時間都用來看書。圖書館10點關門，他回來已經是10點半以后，寢室已經熄燈，他竟全然不顧，再把寢室中的書、桌等搬至走廊燈下，再讀書直到深夜12時以后。這種毅力，亦特別讓人向往，所以他當時甚為同學所敬重佩服，在班中亦有威信。但他成績不是很好， 總是七十多分。朱飛畢業后分配的工作不是很好，去了內蒙古。

男同學一度苦讀《資治通鑒》

與李家翰圈點《漢書》的同時，班上忽然掀起一股讀《資治通鑒》的風氣。當時《通鑒》尚無標點本，當然是線裝書。 記得男同學宿舍中每天讀《通鑒》的有馬壽千、馮松年、劉純杰等人，他們三人住同一間寢室。是誰先開始的我不知道。可 能還有其他人響應，但是誰，我忘了，只記得有人問我為何不讀《通鑒》。以我當時之水平，看錢穆《國史大綱》尚覺吃力，談何讀《通鑒》?此讀《通鑒》風時間不長，就過去了。 當時同學二十四人，住三院丁字樓四間房，每間六人，夠擁擠的，每室中有四個二屜桌，四把凳子，三張雙人床，冬天再加 一火爐，已經夠滿的了。好在三院離東安市場近，走路不過幾分鐘，市場書攤也多，同學雖多未去，但也有少數人去逛逛， 凡此都對新同學有所影響。

說實話，我在三院去東安市場次數不多，逛書攤亦少。 只記得次年3月8日下午，我與同屋徐印璽兄去買過幾本《食貨》,不是五分錢一本就是三分錢一本，其內容我極欣賞。

史一同學的第一個中秋節

上課不久的一個周六，即是入大學后的第一個中秋節。是日上午馮松年即召開全體同學會，商量如何過節。很明顯，他是指北京以外的外地同學而言的。我怕又要來個“左”,號召全體同學一起過，于是發言，表示應讓本地人還是回家過節。 馮采納了，說：剛才鄭同學說的是對的。于是議定當日晚餐后在民廣場西講臺畔一齊活動。我既然發言在京同學不來過，而自己當然要來與諸新同學一起過。記得那天吃完晚飯后不久，我就到了學校，順便還帶了幾塊糖。那天是聯歡會，有什么節目多不記得了，只記得張義德之手風琴演奏，他的手藝頗為一般，拉出來也是吱吱扭扭的，好在這比什么也不會的諸人，也算是相當難得了。此后極少聽他在任何場合拉過。一次暑假，他索性把琴帶回上海，再未見帶來過。同學們這第一個中秋節，大家挺高興，因為畢竟是北大的大學生了。

在北大第一次入伙

一開學我也入了伙。因為入伙晚了，且當時飯廳小，所以我被排在第二批，即比第一批人晚半小時吃飯。當時很不方便，且與班上的同學全部脫離。一桌八個人，每月伙食費是舊人民幣87000元(即新人民幣8.7元)。剛一吃即覺伙食不佳，早上是光喝小米粥，午、晚則為米飯、饅頭，同學們如餓狼似的，尤其表現在拿饅頭時，有時放在凳子上的饅頭沒了，炊事員剛背著大筐籮進來，眾人則一齊上抓饅頭，壓得炊事員受不 了。張義德最看不慣這種現象，索性到東方紅吃回民飯了。

到了10月4日左右，再入伙，把我編回班中去了。臨走時， 大家都重感情，紛紛留姓名以便日后聯系。中文四年級有個老學長，已經察覺出我們是剛上大學之幼稚與喜悅，還是照舊簽了名。記得八人中還有一位是動物系的，原系北師畢業，看樣子教了一兩年小學，很像個老師樣子的。還有一位也是動物系的，她們是同學。再一位是姓蔡的，是貿專的，吃飯最慢。他說他在他們家里是吃飯最快的，他母親說他以后在外吃不了虧，其實仍比別人要慢一半，此人后來在校內屢與我打招呼。

史三史四班去參加土改

大約在這年10月中，校中即決定史三、史四年級生及部分教師要去南方參加土改，于是系中教師及學生均有一些變化。 史二學生聽說高班生去參加土改，也要求去，張磊特別積極，大約是學校不允許，還是留下來了。史一新生無人吭氣，繼續上課。原教上古史的張政烺先生要去參加土改，改為余遜先生講秦漢史。校外艾思奇教的歷史唯物主義，改為李琦教，其他無變化。當時高班同學為了維持生計，多在外邊中學教書，郭毅生在孔德教歷史九堂，由史二胡永樹代教。劉貴真上有老母，在外亦兼課，一開始土改，家中缺錢，于是鄭先生給了她一百元。其實鄭先生當時也沒錢，是女婿黃熊在外設計圖案所得報酬。土改師生是年10月30日出發。出發前10月25日，正是抗美援朝周年，北大開會慶祝，土改團團長鄭先生代表全體人員發言。那天很冷，記得中文系楊振聲先生叼著煙斗，站在東墻根下，沉默寡言，卻也有老教授之派頭。

記三院丁字樓627室諸人

當時史一男生均住在三院丁字樓，其樓即1951年新建，為銀專大樓，系銀行系統為培養干部而建者，凡三層，我的印 象似廁所在樓外。史一男生住二樓，即627—630室，每室六 人，627室住馬富民、吳國儀、徐印璽(均下鋪)、我、朱飛、 田玨(為上鋪)。當時室內僅四個書桌。好在天天在室內者僅徐、吳二人，其他人多去圖書館。

徐印璽是張家口小學教師，已婚并有孩子，當時已經二十二歲左右。他與吳極怕冷，很早即在室內生火爐。當時該樓并無暖氣，爐子容易熄火，房中爐土飛揚，臟得要命。徐后做一組組長，人極蔫，似心事重重。我當時極不習慣集體生活， 睡不好覺，只好常回家住，徐笑我必有家室。我在1952年1月放寒假前，約他及吳、田幾人在家吃過一次飯，算是室中之友誼。 那次未約馬富民，朱飛未來，僅我們四人，記得買了二斤肉， 以半斤炒菜， 一斤多燉之，大約花了二元錢，大家極滿意。

1952年三四月，張家口致函北大勒令他回張，他只好回去。臨走之前，班中還為他開過歡送會，依依惜別。徐1953年又考入南開，1957年畢業分至新疆社科院，后退休回到張家口。

記灰樓地字樓104室女生宿舍

三院男生宿舍因地遠，從無人去，而灰樓女生宿舍則不然。一為兩性之追求；二為男同學一天除上課及去圖書館外幾乎無地方去；三是中午不睡覺，系讀報時間，每組九個人，各占一室，故去灰樓習以為常。不過男生多去的是104室，此房間住王云鶚、傅同欽，房中主人熱情活潑，各畢業于貝滿、慕貞，長相在班中也屬不俗，所以去人特多。尤其有時為什么事開玩笑，王云鶚竟能以武力壓過對方，幾條漢子也不是她的對手。因為她是籃球隊員，幾次代表國家隊，非同一般。我去104室比較晚，當在12月中下旬，當時衣著平常，是件藍制服棉衣，下踏中式老棉鞋，是那年11月21日忽來寒流，臨時去鐵獅子胡同東口一小店買者，如記憶不差，價三元六角。當時灰樓暖氣極熱，房子僅八平米，屋里聚集多人，其空氣之不佳，可以想見，但大家還是愿意去。主人對我挺熱情，眾多人一起聊天打鬧，自是平常之事。也有時房主人不在，幾個同學在內，且有睡覺者。一次馮松年在內蓋著臉正睡，虞德舜來找王，掀開大衣一看，嚇了一跳，煞是有趣。還有一次眾人都在床上打盹，我說咱們這兒是內多曠夫，大家也大笑。因為當時余遜先生正講漢代，言宮內“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如何如何，所以大家笑了。再一次，我與曹貴林同開會，我寫條給曹：“校長是你老丈人，閣下將來繼承(原小學)校長。”他回條說：“我們校長姓×,我愛人姓曾。”他又反問我：“閣下愛人姓什么呢?我聽說是姓王?”可見當時有人已背后議論我與104室兩主人之一有意，不過他們猜得不對。

1951年除夕

已是大學生，當然處處高興，何況又首次接觸男女同班， 其喜悅當不一般。是時星期一，下午無課，午飯后特別回到三院，想睡個覺，以備晚上好好玩玩，不料一直躺到三點半，根本睡不著，覺得沒地方去，乃在沙灘東街隨便走走，忽然覺得肚子有點餓，乃去理學院對面一小鋪，問有何物?女店主特別客氣，且當時爐火早已封，說：“焙兩個果兒(雞蛋)吧?”我 說好。于是臨時把火撬開，給我弄了兩個雞蛋，這兩個蛋焙得不軟不硬真是火候兒好，故至今不忘。吃完后還覺早，當時是 5點半吃飯，于是我又去松公府門斜對面一糖鋪買黃油球三角錢(當時舊人民幣為三千)。這家糖店叫哥倫比亞，以售黃油球最著名，其他糖的品種不多，且這里的黃油球也有不用糖紙包的，價更便宜。該店這時生意已更不行，看來快關門了。北大門口幾個店似乎都是如此，生意沒有什么好的。

飯后幾個男生不約而同到了104室，人不多，比原來想象的熱鬧場面差不少，大約一起就四五個人吧!一起先去北樓禮堂，各教室都有游藝項目，人還算多，大家似乎沒什么興趣。 到了一處，正撞上楊益森在服務，大家與他搭訕了，他說我服務快到點了，然后可以一齊玩?大家不知為何，可能覺得沒什么意思，再回104室吧!后來有一部分人去了孑民堂，好像傅同欽及鄭惠浜(一旁聽同學，但與大家均熟)非常高興地跳， 這時已經12時多了，似乎也沒有什么12點的鐘聲，原說馬寅初馬老要有什么新年賀詞，似乎也取消了。 一二點鐘回到三院， 大家似乎都不如原來那么高興。是不是快“三反”、“五反” 運動了，大家并不清楚，也許上邊早已布置，有意降溫，而我們學生不知道而已。

史一同學之不愿學歷史

前面已說，考歷史系者有些多是第二、第三乃至第五志愿者，恐怕還有硬性分配至博專者，吳國儀大半即如此。有一次吳甚至在女生宿舍看數學等課本，以備轉系。

三院男生宿舍離東安市場極近，走路比在北樓上課近得多。但1951年我極少去，以無物可買。記得僅一次與楊杰至內一轉，僅買糖葫蘆各一串，當時價為舊人民幣一千(即新人民幣一角)。王府井周圍電影院亦不少，但看之次數亦不多，僅 11月26日去大華電影院看《幸福的生活》,此劇當時極紅，且歌亦有名，如《紅梅花開》等。1951年12月27日，晚上與吳至真光看電影，為《俄羅斯航空之父》,述俄人如何鉆研飛機者。觀后，吳大感慨，對我說：實在喜歡工科，不愿學歷史， 看了此電影，此思想更加滋長，亦頗受劇情感動。當時吳與我同屋，且時常一起活動。當時班上許多人不喜歷史。我并不以為然，因為如成績好，何必非考自己不喜者?令人奇怪者，吳一直申請轉工科，至次年暑假尚未罷休，但當校方同意他轉清華，但只能至專修科(是時專修科人極多),他卻未予理睬。 可見喜愛專業，也是有條件的。

北大之劇藝社

初入大學，各文藝團體均招人參加。我在中學時本演過多次話劇，尚能演些二流角色，反映尚佳，又在北京市屬藝術班進修過一月，故當此情緒高漲之下，乃決定入北大之劇藝社， 當時參加者亦有十人左右。其中有中文系一年級的劉堅(后在社科院語言所)、裴家麟(先留北大，后在中央民族大學， 當時為二年級)、沈玉成(中文系一年級，有才華，后在中華書局，曾修改《萬歷十五年》)。沈不演戲，但喜愛。他與我談得來。一次道及我父親，他說，那可是老先生了。其時 鄭先生當時不過五十二歲，已是老先生。我現在已近九十，尚無人稱我老先生。

入社后并無活動，到12月因臨近新年，且新膳廳(即大禮堂)即完工，故決定為迎接新年出演一劇，我在其中飾演一個一般角色，劇名為《最后的窗戶》,系諷刺揭露美國社會者。 大家無共同時間，只好利用周日排演。大約十二月的幾個周日全用上了，我已感到太無聊，太耽誤時間，決心下不為例。 記得當時是哲一的張××為導演，原劇藝社幾個均擔主要角色，一是社長(外號老頭兒),一是俄語系一楊姓女生，還有一法律系之人，此人幾十年后在公安大學教哲學，其妻即圖書館專科之薛清錄，她后在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本為慕貞女中畢業。

劇排基本完了，導演不滿意。1952年元旦在新禮堂演出， 那天天冷，且同學多已疲倦，觀眾僅數百人，演員情緒受影響。 導演看后說，糟透了，糟透了。從此我就與劇社Bye Bye了。

史一系中所演的小話劇

今為12月15日周六，忽憶五十年前今天亦在史學系演過一劇。事情在是年12月10日周一，張磊寫一反映當時學生之劇本， 約胡永樹、孔老二(孔慶臻)、徐永上(當時叫虎兒)、我、同 欽及他共演。我們在工字樓他們屋聊完，即回丁字樓。時胡永樹正應孔德中學校方邀請做“一二 ·九”之報告，孔德之禮堂正在我丁字樓627室之對面。大約兩點半我正聽一片掌聲，估計是胡開始講了。12月15日開師生紀念“一二 ·九”、“一二 ·一六” 會議，向達、余遜兩先生及一些師生都來了，加一起估計不過五六十人。劇的內容反映當時學生生活的。如孔老二早上不愿起，胡的臺詞說：什么溫暖的被窩啊!等等。 一會兒張磊又說：可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如何如何。永上則一本正經，傅同欽說什么已忘，反正極不自然。迄今已五十年矣。 當時孔、胡、張自稱三老，我與楊杰兄繼之稱二翁。 一次還讓團書記馬模貞點了名，說新同學受老同學的影響，即指此。今 孔、楊已故，張、胡遠在廣、閩，永上又生重病，再想五十年前之軼事，恐大多已不復記憶。忘了聽誰說，我們演戲時，向達師問余遜師：“哪個是鄭公孩子?”余指我言：“這個即是。”

三老與二翁

三老及二翁前已略述之。 一次張磊指其同屋人福建之小林(林則勛)說：鄭也是你的上級。原來他們排輩時，已開心地把小林視為他們三老之部下。既然有三老，我與楊杰兄自稱二翁亦理所當然。 一次議及二翁時，杰謂：二翁必須飯后百步走。我與張磊言：楊杰是二翁駐灰樓辦事處之大使銜行走。張大笑，蓋當時我還不大去灰樓，只杰兄一天到晚泡在灰樓，不過他少去104室，大多是在劉瑜、徐寶善那個屋，大半他們全是一組的，而我是四組。

楊杰在他們組認干姐們，張鳴環為大姐，徐寶善為二姐， 秦淑清為三姐，楊杰為四，尚有個五妹，即劉瑜。據杰兄稱當時他與劉尚有意，且在灰樓前拉手散步，亦不知真假。杰兄當時極窘，后方知其父在臨解放前，由于其兄楊棟做汽油買賣， 結果全部陪光。故其父為全家糊口，只好開了補習學校，教書 掙錢。其時干脆住在其女之夫家后院南房三間，此后幾年我去找杰兄，均在此房內。據云1958年被占充為幼兒園，因杰兄已離京，所以也不常去了。五十年來，杰兄似乎一直很窮，也不知怎么回事。

史一同學六人共舞

12月15日紀念會上，除我等六人(三老及永上、同欽、 我)演話劇外，史一同學尚有一舞蹈以助興，共計三男、三女共跳蘇聯舞。第一出場為女生張鳴環、男生張義德，女張似不習慣演此，緊繃眉頭，一腦門子官司。第二似是楊益森及劉瑜，還有楊杰及陳惠民。女的每人下身披一褥單，可謂窮對付，而且顏色似是灰色的，也不般配。此次舞蹈在本班似是空前絕后，因為后來亦有女生跳舞，但多沒有男的，或男的不是本班之人。此中最特別活躍者應該是楊益森。前面說到，楊當時還是很積極的，至于后來為何如此低沉，或與其家庭變故有關，不過這多是猜測而已，并無根據。

所以說，這六人一無有藝術細胞，二無活潑之心態，三更無該方面之興趣，所以從此就再無此類表演之出現了。六人中女張后來入考古，男張及陳為班中得力干部，劉為病號，二楊則多為班中一般人士，平平庸庸而已。

1951年12月北樓之舞會

當時北大每逢周六晚必有舞會，跳者及觀者相當多。一次是12月15日晚，不知是誰非讓我及張義德與秦淑清、劉瑜去， 這一去，很不得勁兒，因為等于每一曲必請她們跳，而她們也并無人請跳。完后，張義德說，真沒勁兒!再就是12月22日， 那次不知何故，去了不少中學生，跳舞雖不多，但覺得有些生氣。還有一次跟張義德同往，張認識當時校文娛部之某領導， 是俄一的，長得招人喜歡，我僅和她跳過一次，覺得她跳得挺好。后來楊杰諷我為垂涎三尺。此人后不見了，據說1952年后留蘇了。1952年留蘇之人學習俄文時合拍過一照片，楊杰見到了告訴我的。

再就是12月29日周六之舞會，好像也挺熱鬧，沒有本班的人，但印象中挺高興。當時每多與張飛(張義德)一起，因為 他系文娛部長(或委員)。以后開展“三反”、“五反”運動，文娛節目全部取消，沒聽說再跳什么舞了。當時班中女同學似無人跳舞，男同學著迷者亦不多。上述日子或許有顛倒，憶不清楚。

范若愚教《共產黨宣言》

史一時為加重馬列主義學習，除讓艾思奇先生教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外，尚有周四下午三堂《共產黨宣言》 課，由范若愚教。此課純粹馬馬虎虎，先生不喜教，學生不喜聽，尤其怪者，老師一無講稿，二無準備，每周閑聊。范先生曾舉例說明學習理論之必要性。一次忽然批評梁漱溟之《 <中< pan> 國文化要義〉序》 ,范說：“其序仍寫民國卅八年十月，是時已 改公元紀元了么 !”其實，當時梁在四川重 慶，尚未解放，故 不奉正朔，似亦說得過去。可見，黨內理論家對梁素所不滿， 非因 1953年秋梁之發言也。

范教之課，到了最后四周，只好按照每周一章，一句一句地講，像講語文課那樣，正好期末講完，他自己亦承認講得很糟。 當時我們只知他是個老干部，不知他當時還任過周恩來之秘書。

他講最后一章時，即1952年1月3日，當時正新年過后，大家都感覺累，所以聽課心不在焉，尤以此課為甚。馮松年時為班常務，亦在課中打盹，同欽曾寫一打油詩諷刺之。不料馮大怒，大發雷霆。同欽乃不得已而道歉，但心中不悅，還委屈地哭了。

以上所寫均在2001年12月底前寫，1952年后者，留至2002 年1月開始寫。

記1952年前今日的一怪事

1952年1月12日晚，是日為周末，我去灰樓104室王云鶚、 傅同欽室，忽見楊杰歡不楞跳地告訴我：課停了，要搞運動 了，考試也不考了。好似屋內其他諸人均有喜悅神色。我當即鄭重地說：這有什么高興的!當時是否已意識到此運動會涉及家人，或認為考試有什么,楊之喜悅是否太幼稚?經我這么一說，影響了全屋氣氛，同欽也說楊之不對，大約話不投機，不一會我就回家了。及今思之，哪個同學愿意考試，或不怕考試，應當說大半都不愿意吧!

今楊兄已去世多年，深覺其高興與我后來相同。我亦怕考試，不上課不考試最高興。所以1956年全國考研究生時，根本未想報名(歷史所剛入所的虞明英卻報北大了)。不愛考試大半是學生之通病，不足為怪。而我之所以對楊如此說，或亦幼稚，或亦有預感也。

1952年先是教師思想改造，父親為史學系改造重點，后又有院系調整，父親被調至南開。北大老教授至外地者大約僅他及楊振聲二人，看來我的預感未必是錯的吧!

2001年1月12日晚，次晨補

來源：鄭克晟《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鄭克晟師友雜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