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出土簡牘墨跡的藝術價值再思考

摘要：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了近萬枚簡牘，其上的簡牘墨跡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窺探西漢中期書法藝術真實風貌的鮮活窗口。本文旨在以海昏侯墓出土簡牘墨跡為核心，將其置于書法發展的宏觀脈絡中，深入剖析其筆法、結體與章法特征，闡釋其如何體現了漢代書風“承前啟后、隸變深化、多元共生”的特殊風貌，并進一步探討書法史并還原書寫場是以及揭示漢代文化審美等方面的重大意義。

關鍵詞：海昏侯墓；簡牘墨跡；漢代書風；隸變；藝術價值

文物保護人員正在對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簡進行清理修復工作 （來源 科技日報）

一、 引言：珍貴的書法寶庫

漢代是書法史上至關重要的變革時期。前人論及漢代代表書法多聚焦于東漢成熟的碑刻隸書，如《禮器碑》《曹全碑》的典雅莊重，《張遷碑》《石門頌》的雄渾樸拙。然而，碑刻經過書丹、鐫刻、拓印等多重工序，已非墨跡原貌，且多為官方典重之作，難以全面反映日常書寫的生動情態。直至上世紀初，大量漢代簡牘帛書的出土，才逐漸扭轉了這一認知偏向。從西北的居延漢簡、敦煌漢簡，到南方的馬王堆帛書、走馬樓簡牘，這些墨跡構成了鮮活的漢代書法。

由此，本文以海昏侯漢簡墨跡為例，分析海昏侯墓簡牘墨跡的發現所具有的里程碑式的意義。其墓主劉賀身份極其特殊，由昌邑王而帝，再廢為海昏侯，一生跌宕起伏。墓葬年代明確（公元前59年），屬于西漢中期。墓中出土的簡牘內容包羅萬象，涵蓋《詩經》《禮記》《論語》等儒家經典，以及方技、養生、文書、奏牘等，其書寫者很可能為侯國宮廷的文吏、抄手乃至劉賀近臣。這批墨跡以其原始的狀態，為我們提供了研究西漢中期日常書寫狀況，其不僅是文獻的載體，還是無比珍貴的藝術遺產，生動地體現了漢代書風的特殊風貌。

海昏侯墓出土簡牘墨跡

二、 簡牘墨跡的書法特征

海昏侯墓簡牘墨跡的書體面貌豐富，總體上處于古隸向成熟八分隸書過渡的深化階段，并夾雜著篆書遺意與草書（章草）的萌芽，呈現出一種動態的、充滿生命力的演變狀態。

（一）筆法：初成波磔并篆意猶存

海昏侯簡牘的筆法特征鮮明地體現了“隸變”進程中的承續性。

1. “波磔”筆畫的自覺與強化。

與秦簡及西漢初年簡牘相比，海昏侯簡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蠶頭雁尾”式波磔的普遍出現。在橫畫起筆時往往逆鋒切入，形成“蠶頭”之狀；行筆至末端，重按后向右上方挑出，形成“雁尾”。這種筆法在結構主筆（如長橫、捺畫）上運用得尤為顯著，極大地增強了文字的飛揚之勢和節奏感。這表明，至西漢中期，毛筆的提按頓挫技法已被書寫者熟練掌握并有意追求，漢字書寫的美學自覺性顯著提高。然而，其波磔相較于東漢碑刻的標準化與程式化，顯得更為自然、隨意，形態多變，有書寫的即時性與抒情性。

2. 篆籀筆意尤在。

海昏侯簡牘墨跡中可清晰地看到篆書筆意。部分字形保留了篆書的圓轉結構，尤其在“宀”、“口”等部首的轉折處，常以弧轉筆法代替方折，線條圓勁厚重，富有古意。這種篆隸雜糅的現象，正是書體演變“過渡期”的典型特征。它說明在當時書寫者的筆下，新的審美范式（隸）尚未完全取代舊的書寫習慣（篆），二者和諧共存于一體。

3. 筆勢的連貫與草意。

在部分文書或快速記錄的簡牘中，可以觀察到筆勢的連貫性增強，點畫之間出現了明顯的牽絲引帶，部分偏旁部首被簡化、連寫，已初具章草的韻味。這種“草化”傾向是為了適應快速書寫的實用需求，但它反過來也促進了筆法的解放，為后世草書、行書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海昏侯墓出土簡牘墨跡 智道簡

（二）結體：由縱勢向橫勢的鞏固

1. 橫勢的普遍確立。

篆書體系以縱向取勢為主，而隸變的核心之一即是打破縱勢，確立橫向開張的體勢。海昏侯簡牘墨跡的結體已基本完成了這一轉變。字形普遍呈扁方或正方，通過強調橫向的主筆波磔，以及將篆書中縱向延伸的筆畫進行壓縮、平鋪，成功地塑造出穩重而開闊的視覺形象。這種結體方式不僅提高了書寫速度，更在視覺上創造出一種沉穩、博大的氣象，與漢代整體的審美精神相契合。

2. 結構靈活多變。

與后世高度規范化的隸書相比，海昏侯簡牘的結體顯得靈活多變，不拘一格。同一字在不同簡牘中，其部首安排、疏密對比、重心高低往往存在差異。這種“不確定性”并非技藝不精，而是書寫者在掌握基本法則后，根據整體章法和書寫節奏進行的即興調整，充滿了藝術的偶然性與生命力。它展現了漢代書法在“法度”建立之初所特有的蓬勃生機與創造活力。

（三）章法：錯落有致成天趣之美

簡牘的形制決定了其獨特的章法布局。海昏侯簡牘墨跡大多書寫于窄長的竹木條上，其章法最顯著的特征是縱成行而橫無列。字與字之間間距疏朗，但每一字都穩穩地居于簡寬的中央，形成清晰的縱向序列，保證了閱讀的流暢性。而在橫向上，則不求對齊，字的大小、長短、扁方隨形就勢，自然變化。尤其當遇到波磔突出的筆畫時，會自然地侵占鄰字的虛擬空間，形成一種錯落參差、揖讓有致的韻律感。加之墨色的濃淡枯濕變化，使得整篇簡牘如同一曲節奏明快的樂章，充滿了書寫時的“筆順感”和“時間性”，這是一種在后世刻意求工的法帖中難以尋覓的、源于實用書寫的天趣之美。

海昏侯墓出土簡牘墨跡 奏牘

三、 特殊風貌的體現與地位

海昏侯墓簡牘墨跡所體現的正是漢代書風在特定歷史節點上最為“特殊”和“真實”的風貌。其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承前啟后的“活化石”。

海昏侯墓所處的西漢中期，正值隸變的關鍵時期。其簡牘墨跡上承戰國古文、秦隸之遺緒，下啟東漢八分隸書之先河。它既保留了篆書的古意，又發展了隸書的波磔，還孕育了草書的萌芽。這種多種書體元素共存于一紙的現象，使其成為研究漢字書寫演變過程中不可多得的“活化石”。它清晰地展示了隸書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長期的日常書寫中，經由無數無名書手的實踐，逐步提煉、規范而成的。

（二）官方與民間的“交匯點”

海昏侯劉賀的身份，決定了這批簡牘并非普通的民間書寫。其中儒家經典的抄寫，很可能出自受過良好教育、書寫水平較高的宮廷文吏之手，其筆法精到、結構嚴謹，代表了當時上層社會的“雅正”書風。而同時出土的文書、賬冊等，則更貼近日常政務的“俗寫”體。這兩種風格共存于同一墓葬，為我們比較研究西漢中期官方標準書寫與日常實用書寫之間的互動與差異提供了絕佳樣本。它表明，漢代書風的演進，是“雅”與“俗”雙向驅動、相互影響的結果。

（三）地域性與時代性的統一。

以往出土的漢代簡牘多集中于西北邊塞與兩湖地區，海昏侯墓地處江西，豐富了漢代書風的地域性研究資料。將其與同時期的河北定州漢簡、西北漢簡等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其主體風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這說明了在西漢中期，以隸書為核心的書寫體系及其審美趣味，已經隨著文化的統一與交流，覆蓋區域極廣。

海昏侯墓出土簡牘墨跡 國除詔書

四、 簡牘墨跡的多重價值

海昏侯墓簡牘墨跡的價值，遠不止于書法藝術本身。

（一）改變人們的認知

傳統書法史敘事多依賴于后世摹本和刻帖，真偽雜糅，信息失真。海昏侯墓簡牘作為“第一手材料”，以其無可辯駁的真實性，為漢代書法，特別是西漢書法史的重建提供了最堅實的物證。它讓我們看到，在東漢碑刻林立之前，西漢人的毛筆在日常狀態下究竟是如何運動的，從而修正了以往基于刻石而產生的片面認知。

（二）還原歷史的“書寫現場”。

這些墨跡是“書寫”這一行為最直接的產物。從筆跡的輕重緩急、涂改痕跡中，可以窺見書寫者的心境、狀態乃至社會身份。抄經者的恭敬嚴謹，文書吏的倉促急就，都凝固在字里行間。這對理解漢代的知識傳播、教育制度、行政管理以及貴族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一個極其生動的視角。

（三）揭示貴族審美趣味的“物化體現”。

作為列侯墓葬的隨葬品，這些簡牘的材質、形制、書寫風格，本身就是劉賀及其家族文化品位與財富地位的體現。其書風的典雅與規范，反映了漢代貴族階層對儒家經典的尊崇與對文雅的追求，是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化政策在物質文化層面的具體呈現。

海昏侯墓出土簡牘墨跡《詩經》簡（復制件）

五、 結論

海昏侯墓出土簡牘墨跡，以其原生性、豐富性與典型性，為我們勾勒出西漢中期書法藝術鮮活而真實的畫卷。它既不是篆書衰微的余響，也非隸書成熟的終曲，而是隸變過程中一個充滿創造力的中間狀態。其所體現的波磔初興而篆意猶存的筆法，橫勢確立而靈活多變的結體，以及錯落天成的章法，共同構成了漢代書風“博大、雄渾、樸拙而又充滿動感”的特殊風貌。通過對一這些墨跡的研究，啟發人們應超越認知局限，重返漢代的“書寫場景，感受當時的真相與藝術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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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俊坡，著名學者、書法家、詩人、詞作家。現為北京簡牘書法藝術院常務副院長，《簡牘藝苑》副主編，北京大學國家軟實力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