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689年那場談判太憋屈：清軍明明把俄國人打得啃樹皮，康熙卻轉手送出個加拿大鄰居，這背后其實是一場跨維度的降維打擊。
1689年9月7日，尼布楚。
那地方的風是真的硬，刮在臉上跟刀割似的。
最逗的是什么呢？
這兩個大國在那劃地盤，中間傳話的既不是滿人也不是俄國人，而是兩個穿著長袍的洋和尚——徐日升和張誠。
你也別覺著好笑，這倆大國邊境的命運，最后竟然是用拉丁語這種“死語言”定的音。
索額圖在那張羊皮紙上簽字畫押的時候，心里估計還在想：皇上交代的差事辦妥了，用幾塊沒法種地的荒原，換來了北邊百年的消停日子。
但他做夢也想不到，這一筆下去，不光劃斷了大清向北的路，更是讓我們直接錯過了跟加拿大做鄰居的機會。
很多人現在翻這段歷史，第一反應就是想摔杯子。
憋屈啊！
明明戰場上贏麻了，怎么到了談判桌上就慫了呢？
要知道，為了讓俄國人老實坐下來，康熙可是下了血本的。
雅克薩之戰打了兩次，清軍哪次不是壓著俄國人打？
特別是第二次，幾千清軍把雅克薩城圍得跟鐵桶一樣，俄軍那個督軍托爾布津，剛冒頭就被一炮送去見了上帝。
剩下的400多個哥薩克，被困在城里餓得眼冒金星，最后只能去啃樹皮、吃死老鼠。
等到投降的時候，活著的也就剩下幾十號人了，一個個跟鬼似的。
那時候清軍士氣正旺，要是咬咬牙繼續往北推，是不是就能把貝加爾湖重新圈進來？
是不是再努努力，咱們現在的地圖就能一路畫到白令海峽，跟阿拉斯加隔海相望？
這事兒吧，光看地圖確實讓人意難平。
但要是咱們穿越回康熙二十八年的紫禁城，站在玄燁的角度看一眼他桌上的“爛攤子”，你可能也會把那支筆扔在地上嘆氣。
當時的情況，真不是能不能打的問題，而是如果不趕緊簽字，大清的半壁江山可能都要不保。
因為就在索額圖北上談判的同時，西邊出了個比俄國人狠十倍的角色——準噶爾部的噶爾丹。
這貨可不是善茬。
當時噶爾丹已經統一了漠西蒙古，手里捏著好幾萬精銳騎兵，兵鋒直指喀爾喀蒙古，離北京那是越來越近。
康熙心里跟明鏡似的：俄國人那是“皮蘚之疾”，就是要點皮毛、要點通商權；可噶爾丹那是“心腹大患”，他是要奪天下的。
這就好比你家前門來了個拿著火槍的強盜，后院還著起了沖天大火。
如果不趕緊在尼布楚把俄國人穩住，一旦這倆貨聯手——俄國出槍，噶爾丹出人，來個東西夾擊，那大清剛坐穩的江山搞不好就得易主。
所以說，尼布楚條約與其說是“割地”，倒不如說是康熙為了騰出手來收拾噶爾丹，不的不付出的“買路錢”。
但問題來了，咱們輸就輸在，這個“買路錢”給得太有技術含量了，直接被俄國人利用“降維打擊”給套路了。
那時候的清政府，腦子里裝的還是“天朝上國”那一套，覺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邊界這東西就是個大概齊。
只要你向我稱臣納貢，那塊荒地歸你管還是歸我管，無所謂。
你看條約里那幾個細節就明白了。
這就導致了一個巨大的隱患：清朝以為是“羈縻”，俄國人認定是“主權”。
我們在講禮儀、講面子的時候，對方在講坐標、講法理。
條約里規定“拆除雅克薩城”，大清覺得這是展示仁義，既然和平了就不駐軍了，顯得咱們大度；而在俄國人眼里，這叫“法律上的領土棄權”。
這跟兩個人簽合同一樣，你以為是借住，人家合同里寫的是過戶，這虧吃大了。
等幾十年后你再回過味來，黃花菜都涼了。
再來說說那個讓人無限遐想的“加拿大鄰居”夢。
假如當年清廷不松口，硬是把邊界推到外興安嶺以北，甚至推到北冰洋，這事兒現實嗎？
說實話，難于上青天。
那時候的東北也就是寧古塔那一帶有點人煙，再往北那是真正的無人區。
清軍第二次雅克薩之戰，為了幾千人的后勤補給，就把國庫折騰得夠嗆。
糧食得從幾千里外運過去，路上一吃一漏，運十斤能剩下一斤就燒高香了。
反觀俄國，人家是經略西伯利亞上百年了，哥薩克那幫人本來就是亡命徒，也是天生的探險家。
他們能在這個據點被打跑，明年就能在那個河口再蓋個木屋。
要想跨過外興安嶺去守貝加爾湖，那是把國家的血放干了也守不住的疆域。
所以注定了一點：在工業革命和鐵路出現之前，清朝的有效統治極限，其實也就是推到了黑龍江流域。
尼布楚條約簽完后，雖然我們丟掉了貝加爾湖以北那片廣袤的“潛在領土”，但也確實換來了北疆一百多年的安寧。
正是因為穩住了北方，康熙才能在第二年就有底氣御駕親征，在烏蘭布通把噶爾丹打得滿地找牙，徹底解決了西北邊患，把外蒙古和新疆納入版圖。
從這筆賬算下來，是用一塊當時“無法變現”的凍土，換來了整個西北的實控權，這在戰略上叫“丟車保帥”。
歷史的殘酷就在于它是不能回頭的。
當年那場談判，我們雖然在戰術上沒有輸，但在戰略眼光和國際規則的運用上，確實是吃了大虧。
我們用傳統的“天下觀”去碰對方的“條約觀”，結果就是被人家用規則鎖死了未來的發展空間。
條約里那句看似公平的“格爾必齊河為界”，實際上是給沙俄以后向東擴張發了“通行證”。
他們繞過大清的防線，一路向東摸到了堪察加，摸到了白令海峽，最后甚至跨海占了阿拉斯加。
當我們在感慨“贏了仗卻丟了地”的時候，其實更應該反思的是，一個封閉的體系面對一套全新的規則時，那種無聲的潰敗往往比戰場上的失利更可怕。
1689年的清廷，贏在了火炮和騎兵，卻輸在了對世界的認知差上。
等到一百多年后，當列強的堅船利炮再次轟開國門時，我們才發現，當年的那次“退讓”，丟掉的不僅僅是土地，更是一個大國對于海洋和世界的進取心。
后來直到19世紀中葉，當那些金發碧眼的洋人再次拿著各種條約找上門時，道光皇帝才驚恐地發現，不管是講理還是講打，大清都已經不在同一個頻道上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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