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情緒管理”，更重要的是“情緒自由”

《凪的新生活》

對當下感到不滿，對未來感到不安，懷有改變的決心，卻總是有心無力。焦慮，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常態。

社會為什么不能允許我們在床上結結實實躺一個禮拜而不加評判？到底怎么做，才能找到我們自己的步伐、擺脫無處不在的焦慮？

《黑色的眼睛不看光明》和《帶著裂痕生活》為我們提供了兩種不同的思考與應對的方式。

《黑色的眼睛不看光明》一書批駁了市面上流行的“ 自我情緒管理”“積極正能量心理學”，相反，作者肯定了我們的焦慮、抑郁、哀慟、憤怒、痛苦等情緒，以廣闊的哲學、文學、心理學視野，真誠地寬慰我們：負面情緒并不是我們的缺陷，而是智慧、是人性、是人類獨有的力量；真正需要修補的不是懷有負面情緒的我們，而是這個充滿壓抑與偏見的社會。

《帶著裂痕生活》則基于40年的研究，梳理PTSD的診斷歷史、人們關于創傷的認識之變化，真實展現經受創傷者與生命困境角力的過程，讓我們在不確定性中找到新的可能性：即使破碎，即使創傷不會消失，也沒關系，尋找屬于自己的方法，不被它們支配，慢慢走。

壓力全面席卷，“正能量”成為新的枷鎖，我們需要以一種新的思維去理解焦慮，以一種更輕盈、智慧的方式與負面情緒共處——焦慮不是我們的敵人，裂痕不是我們的缺陷，帶著它們生活，才是真正自由的開端。

《黑色的眼睛不看光明》

“學會正確焦慮”

我問學生，有一枚紫色藥丸，吃下后能保證沒有痛苦地度過一生，他們會不會吃。

有少數幾個學生說不會，他們不想把生活中丑陋的部分（痛苦和恐懼）統統交出，只留下好的；他們希望人生能夠高處夠高，低處夠低，對人造的幸福沒有興趣。但至少也有一部分學生說了會吃，他們的思路是希望能夠多來點刺激，多來點冒險，多多享受生活；他們說痛苦和恐懼只會妨礙他們活出自我，少了這兩樣，生活會容易得多。

說“會”的學生不明白的是，少了對痛苦和恐懼的感受，反而會成為人所能經受的最危險的磨難。

比如先天性痛覺缺失，患者無法在受傷部位和腦之間形成恰當的通路，手挨上滾燙的爐子也不知縮回 。還有一種 烏—維二氏病 ，會 導致腦內感受恐懼的杏仁核受損。20世紀80年代，研究者報告了一名代號SM-046的患者，她不知恐懼為何物，因此一生中屢遭陌生人和親友的身體虐待。比起這兩種病癥，普通人對痛苦和恐懼的感受就顯得像超能力了。

我們感受焦慮的能力也是如此。蘇格拉底曾經告訴別人，他走到哪里都會有一個小小的聲音跟著，他稱之為自己的精靈（daimon），如果他要做一件危險或不合倫理的事，精靈就會發出警示。或許焦慮就是我們的精靈。

基爾克果不接受焦慮是一種不完美的觀點，他甚至說拒絕焦慮是“拘謹的懦弱”。他寫道：“偉大的焦慮宛如先知，預言著奇跡般的完美。”如果說完美是一個我們永遠求之不得的奇跡，那么焦慮就能告訴我們如何離這個奇跡更近一些。

它是一個聲音，提醒我們真實而又不確定的危險。它會說：“走錯路了！”“別進那個房間！”一個人感受不到焦慮，就和他感受不到恐懼或痛苦一樣危險。只有動物和天使不會焦慮，基爾克果如是說（雖然今天我們得問問他怎么就這么確定）。

他其實要說的是，遭受焦慮之苦總比根本體會不到焦慮要好。基爾克果認為焦慮絕不是醫學上的一種疾病，反而是人類獨有的一種力量。無論會誤導我們幾回，焦慮都永遠是一種正確的智慧……關于某些事情的智慧（焦慮的誤導性也許是它最壞的一面）。用基爾克果的模型來估算，焦慮的不是三成的美國人，而是十成的全人類。我們即使不愿參考可憐的基爾克果來規劃人生（他常常做不到實踐自己宣揚的道理），也至少可以先接受“焦慮完完全全屬于人類”的觀念。

《海邊的曼徹斯特》

在基爾克果、薩特和其他存在主義者看來，沒有在抉擇面前體會過眩暈，我們就不可能誠實地生活——因為那樣就不可能有意圖地生活。深淵召喚我們對它俯視，逼著我們直面徹底失敗的可能。當我們呆呆地劃著Instagram上的照片打發時間，后悔就在未來等著我們。對選擇閉上眼睛，并不能在日后使我們免于悔不當初。

自由就是會使人眩暈。它既美妙又悲慘，最重要的是它代價高昂。自由的代價就是焦慮。

薩特指出，人為了穩定住自己，有時會對自己的角色過分認同。我們全心擁抱“母親”“總裁”“學生”的身份，就好像這些固定的身份能讓我們不掉進絕望的深淵似的。可是用薩特的邏輯看，這世上根本沒有什么母親、總裁或學生，也沒有什么內向者、精神分裂患者或阿斯伯格綜合征人士；有的只是一個個焦慮的人，因為眩暈而迫切地想將自己系在什么固定的東西上面。不這么做就只有自由落體這一條路了，而相較之下，將自己的手腕腳踝鎖在別人身上，鎖在不喜歡的工作上，鎖在孩子身上，倒顯得相當不錯了。

然而我們終究會在鎖鏈中覺醒。薩特認為，我們都是長了腿的一捆捆被否定的決策束。焦慮最突出的一環是所謂的“中年危機”：在這個時刻，我們會自問怎么走到了現在這一步，當初為什么沒有選擇更好的生活，或者余生打算怎么度過。

我們常常拿中年危機說笑，說它最出名的業績是破壞婚姻和提高跑車銷量，但其實中年危機是焦慮在賦予我們第二次機會。它在提醒我們自己不是機器人或者植物（我們是精神，不只是肉體，基爾克果說）。我們想好好生活，想做正派、幸福的人。沒有焦慮，我們就不會聽見這聲喚醒，也不會意識到自己已喪失了自由。焦慮讓我們接觸到飄浮在肉身上方的那部分自我。薩特把它稱為人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就是它在推動我們覺醒。沒有焦慮，我們就永遠醒不過來。我們也不會有意圖地愛或生活。

《曬后假日》

道爾自述她戒酒時，有另一個酒鬼給了她一種眼光，讓她可以不在酒精的掩護下遙望自己的未來人生。那個智慧的女人說道，做一個完整的人，“不是要感受到幸福，而是要感受一切”。

從那時起，道爾就始終在告訴讀者“感受一切”是什么感覺：“沮喪、失落、恐懼、憤怒、焦慮——這些我曾經用酒精麻痹的，現在第一次感受到了。”那感覺“毛骨悚然”，但道爾說那也是對世界顯露本真自我的唯一法子。她用了好些年才終于不把自己的焦慮看成一種不完美了。在她最近的一本暢銷書《未馴服》（Untamed）中，道爾這樣寫道：

自從戒酒之后，我再也沒好受過，一刻也沒有。我始終精疲力竭，又怕又怒。我一時不知所措，一時無動于衷，抑郁和焦慮折磨得我虛脫乏力。但我也感到了驚奇、敬畏、欣喜，開心到爆炸。疼痛總在提醒我說：都會過去，跟緊一點。我活了。

道爾戒酒之后就沒“好受”過。和她一樣，焦慮也從未離開基爾克果，他短暫的余生，一直被“思想那沉默的不安”所“包裹”，就在去世前三年，他還在為此感到“窒息”。但他相信，焦慮也可以分出好壞。我們或許不用把基爾克果看成演示焦慮的模范，但即使不效仿他，我們也依然能傾聽他的忠告。

在人生的后程，基爾克果寫道：“誰學會了正確地焦慮，就是學會了終極奧義。”

社會只教了我們錯誤的焦慮方式，它告訴我們焦慮是“正常”生活的阻礙，建議我們尋找各種應對機制來撫平那些可怕的聲音。面對風暴，它只給了我們差勁的準備。

即便說基爾克果從未學會正確地焦慮，道爾也學會了。自戒酒后，她找到了應對焦慮的更好方法。她創立了一個非營利機構，和有需要的人分享金錢及資源。學會了正確焦慮的她，在世界各地聽見了火災警報，也發現了需要撲滅的火情。道爾的敘事是基爾克果式的：焦慮的人沒有殘破，我們焦慮卻也完整。采納這個觀念是開始“正確”焦慮的一條路。亞隆補充說，通過“把握自身的人類境況，也就是人的有限性，人身處光明的短暫時間”，我們就能“增強對自己和對所有人的惻隱”。

《迷失東京》

《帶著裂痕生活》

適應威脅，關注挑戰

當人們處于逆境中，會自然地感受到威脅。至少起初是如此，人們只關注事情會變得多么糟糕。心理學家認為，當人們認為“自己應對壓力的能力和資源不足以應對危機”時（簡單來說，我們會認為自己將被威脅壓垮，或者由于應激源的存在，我們的處境會比當下還要糟糕），會進行威脅評估。實質上，我們就是在告訴自己：“情況會很糟糕，而且可能會越來越糟。我不認為自己有能力處理好。”我們越專注于威脅，就可能越痛苦、越焦慮；痛苦、焦慮的情緒又常常妨礙我們采取有效行動。長期的威脅導向又會催生消極反應。我們就會任由事件發展，不主動應對也不做任何嘗試。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加無法改善處境。

但如果我們關注挑戰，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首先，我們會以積極的姿態、用不同的方式看待應激源。我們不會將其視為必須承受的威脅，而會將其看作即將應對的挑戰。而當我們積極擁抱挑戰時，我們就不會簡單地告訴自己事情會發展到何種糟糕境地，而是轉向思考需要做什么來解決問題。

談及挑戰導向如何促進靈活性思維，最近常常出現在新聞中的作曲家約翰·佐恩（John Zorn）就是最好的案例。佐恩花了幾個月的心血來籌備自己的作曲回顧展。他親力親為地把控各個方面，包括排列不同音樂家的樂譜，將它們分為不同的組合并進行錄制，制作伴奏混響來最終生產出成品。然而，就在一切工作接近尾聲時，他突然失去了資金支持。這個項目開銷很大，而現在已經沒有資金來支付任何開支。在經歷和消化了“最初的震驚”后，佐恩意識到他別無選擇，只能降低期待。他說：“我進入了‘來吧，來解決問題吧’的狀態。我總是有B計劃，我試著用富有創造性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某種程度上，由挑戰導向促成的適應性變化會自動地映射到我們的身體反應上。

一系列研究驗證了這個過程。在一組研究中，研究人員會詢問被試者，他們認為自己會對某種應激源（例如輕微電擊）產生何種反應。在另一組研究中，研究人員要求被試者把應激源設定為威脅或挑戰。但無論被試者是自發的還是被要求的，相比于將應激源看作威脅的人，將之視作挑戰的人的身體反應明顯更傾向于采取行動，也更明顯地表現出適應性變化。適應性變化的過程如下：首先，交感神經系統增加了心血管的工作強度。心室收縮程度增強，心臟輸出量增加。通俗地說，也就是我們的心臟泵出了更多的血液。同時，腎上腺素被釋放并進入血液。腎上腺素水平上升，骨骼肌和肺部的血管擴張，這反過來又有助于控制血壓，幫助我們準備好更多的能量和機體資源以應對挑戰。同時，身體也可能會釋放另一種有效時間更長、威力更大的應激激素—皮質醇（cortisol），但這種反應是可控的，我們很快就能適應皮質醇的變化。上述身體反應的綜合作用，可以與進行高效的體育運動時的身體反應相媲美。

《強風吹拂》

反之，如果我們只關注威脅，我們的心臟輸出也會增加，但不會伴隨血管擴張。缺少了這一激素作用機制，心臟輸出增加往往會造成血壓過高及其他持久的整體應激反應。我們的身體也無法像前一種情況那樣，做好應對的必需準備。研究已證實，對威脅導向的生理反應與人將手腳浸入冰水中的消極應激反應類似。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只能被動地忍受，而后隨著痛苦加深，能做的只有將手腳從冰水中抽出。

當應激源持續時間較長時，挑戰導向就變得更加關鍵。例如，人們發現，如果在學校遭到霸凌的孩子把事件看作一項挑戰，就更有可能去尋求幫助，從而有更高的概率擺脫事件產生的影響。人們發現，健康狀況整體良好的士兵更傾向于將戰爭經歷視為挑戰，同時具有挑戰導向的士兵的抑郁水平較低，身體不適情況較少，負面情緒較少，積極情緒更多。

脊髓損傷患者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忍受傷痛，對他們而言，挑戰導向尤其需要適應能力。保羅總是提到他的一位脊髓損傷病人的故事。那是一位瓦匠，在二十多歲時因工傷而癱瘓。事故發生后，他沒有沉浸在自怨自艾中，而是將自己的不幸理解為一種挑戰。他覺得這是一個重新關注生活的機會，隨后他開始在當地的一所大學里學習。在學習過程中，他發現自己對統計學非常感興趣。而最終，他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計算機研究員，開始了全新的職業生涯。還不止于此，這位成功轉型為研究員的瓦匠甚至表示，脊髓損傷是發生在他身上最好的事情。在講述這個故事時，保羅總是迫不及待地用他那濃重的愛爾蘭口音感嘆道：“其實只要提前做一下職業咨詢（而不必遭遇如此重大的不幸），他也能成為程序員。”

保羅對脊髓損傷患者的群體研究顯示，挑戰導向和心理健康之間也有著明顯關聯。例如，一項研究顯示，具有挑戰導向的患者與其他患者相比，抑郁水平較低，焦慮程度也較低。同樣的，我們共同進行的軌跡研究的結果顯示，具有挑戰導向的脊髓受損患者表現出復原力軌跡的比例也高于其他軌跡。同一項研究還說明，具備復原力的患者具備更加高昂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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