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牛娛樂原創
文|小福 編輯|樸芳
當Netflix宣布將以827億美元(股權價值72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華納兄弟一半資產,好萊塢的空氣瞬間變得緊繃。
一邊是WBD股價應聲上漲逾6%;另一邊,影院業主、工會組織罕見地迅速集體發聲,警告這筆交易若通過,將集中內容主導權、壓縮就業空間,并可能進一步削弱院線在電影發行體系中的地位。
面對Netflix聯席CEO Ted Sarandos強調華納的電影仍會正常在影院上映、Netflix并不反對院線只是認為“過長的窗口期不夠用戶友好”的安撫式表態,行業人士的警惕并未因此降低。因為這并不是第一次Netflix對傳統電影體系造成沖擊,卻是第一次以可能改變行業規則的方式進行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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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十年里,流媒體與院線之間已經經歷過兩次典型震蕩:第一次源于窗口期制度的正面碰撞;第二次則在疫情期間暫時達成微妙共存。而如今,當Netflix將手伸向華納兄弟,這場長期潛伏的沖突迎來了第三輪爆發。
這一輪爭議的核心已經不再是“電影在哪里上映”,而是“誰能夠掌控電影產業的話語權”。流媒體與院線之間的博弈第一次發展成關于行業權力格局、市場競爭秩序與未來內容生態的基礎性沖突。
從窗口期戰爭到疫情共存
如果將過去十年好萊塢的行業變化放在一條縱向時間線上,會發現今天的緊張局勢并非突然出現,而是經過兩輪沖突不斷加深、被疫情短暫掩蓋、最終又重新被激發的結果。
最初的矛盾便源于院線窗口期。
2015年,Netflix通過《無境之獸》試圖進入院線電影領域。然而堅持院線與線上同步發行的策略被視作對行業底線的直接挑釁,導致Regal、AMC、Carmike和Cinemark四大北美院線聯合抵制。盡管該片獲得威尼斯與金球獎提名,但在奧斯卡等傳統體系內直接遭遇冷處理。
隨后幾年里,為了避免被院線持續孤立,Netflix嘗試為《羅馬》《蒙上你的眼》《巴斯特·斯克魯格斯的歌謠》等項目安排有限院線放映。但院線并未因此改變態度:2019年奧斯卡前夕,北美兩大院線Regal、AMC再次宣布拒絕展映《羅馬》,Cineworld CEO Mooky Greidinger甚至公開指責Netflix破壞電影票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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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期之爭所暴露的問題很直接。Netflix希望進入核心舞臺但并不愿遵守舊制度,而院線擔心窗口期被撬動后整個商業模式將隨之失穩。
這構成了第一輪根本性的制度沖突。
2020年至2022年,疫情對行業的沖擊讓窗口期爭議進入新階段。
隨著大量影院停擺,觀眾觀看習慣改變,流媒體成為唯一保持增長的渠道,行業不得不進入一次無法回避的“窗口期縮短實驗”
華納推出HBO Max院網同步發行策略,迪士尼將重點影片上架Disney+,環球將70-90天的窗口期壓縮至17天。對院線而言,守住舊制度已無現實意義。畢竟,沒有影片可上映,任何原則都無法變成收入。
對流媒體而言,則是一次覆蓋用戶心智的機會。當觀眾習慣在家看新片,疫情結束后,院線再想恢復過去那種絕對主導地位,就變得異常困難。
第一階段形成了對舊制度的全面挑戰,第二階段讓行業暫時進入一種脆弱的共存。表面上看,兩方似乎短暫停戰,實則只是矛盾被疫情按下了暫停鍵。窗口期的爭論并沒有被解決,只是被現實環境強行覆蓋。而在疫情結束后,各方回到自己的增長邏輯:院線逐步恢復上映節奏,流媒體繼續擴大內容供給與用戶規模,矛盾再次回到積壓狀態。
因此,如今當Netflix提出收購華納,所有過去被按下的矛盾都將再次浮上水面,并且以更深的方式重新排列組合。
當流媒體開始“掌控”制片廠
某種程度上說,第三階段的震蕩可能遠比前兩次更具破壞力。
Netflix收購華納,使其不再是傳統電影行業的挑戰者,而是潛在的規則制定者。這種地位的變化,幾乎觸及了好萊塢所有生態的根本。
這筆收購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行業反應,首先在于它改變了“制片廠—發行—放映”之間原本分散、互相制衡的結構。一個平臺若同時控制內容的生產端、發行端與放映(線上)端,就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制衡消失了。
過去Netflix只能左右自己出品的影片,如今在它獲得完整影視工業體系后,可能影響華納整個片單的窗口策略、上映節奏和發行方式。對院線來說,這不再是與一家流媒體平臺“談判”,而是直接面對一個擁有制片廠資源的全鏈條玩家。
院線最擔心的不是某一部電影是否上映,而是未來大片的窗口期會被誰決定。Sarandos關于“窗口期會更人性化”的說法,其實透露了Netflix始終堅持的理念:縮短窗口期,強化平臺體驗,讓用戶盡早在家看到影片。過去院線還能在談判中抵抗,但當制片端被Netflix掌握后,這種抵抗空間將明顯縮小。
對影院而言,這意味著它們第一次失去了對“首輪價值”的把控。一部電影既可以在影院獨家放映三個月,也可能是一個月,甚至一周、一天。更何況,Netflix收購的還是超頭部制片廠華納兄弟。
代表美國30000塊電影屏幕和國際26000塊電影屏幕的行業組織Cinema United甚至預測,如果并購通過,美國年度票房可能因此減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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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轉變也觸到工會體系的敏感神經。美國編劇工會(WGA)、好萊塢工會之所以反對收購,不僅在于制片廠模式被重塑后,創作決策將更集中于單一平臺,更在意就業崗位的必然減少。
與此同時,監管問題也成為這次并購繞不過去的一環。美國對傳媒合并一向謹慎,尤其是涉及“垂直整合”的整合形式。上世紀的派拉蒙法案曾明確禁止制片廠直接控制影院,就是為了避免產業鏈壟斷;而如今雖然影院不再由制片廠持有,但“制片廠+流媒體平臺”的組合同樣被視為一種新的集中化風險。在如今輿論與工會壓力同步提升的背景下,這筆交易勢必會進入極為復雜的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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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監管最終如何決定,有一點幾乎已經確定:第三階段已讓行業無法回到過去。
院線與流媒體之間過去那種相互依賴卻又互相牽制的關系正在被打破。未來幾年,無論是窗口期進一步縮短、更加頻繁的線上首映,還是制片廠模式向流媒體邏輯靠攏,甚至更多跨媒體并購出現,都將成為好萊塢更新自我結構的一部分。
行業走向已經不再只是“院線vs流媒體”的二元對抗,而是一條向“入口主導時代”加速過渡的產業路徑。Netflix與華納的并購,只是這一變化最集中、最具象、最會被寫進行業史的一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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