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名明星網紅補稅15.23億：賺得盆滿缽滿，卻要在稅上動手腳

12月8日，國家稅務總局的一組數據刷爆全網：今年前11個月，1818名明星、網紅等高收入人群被查，補繳稅款高達15.23億元。 這還沒完——同期還有3904家“高風險加油站”被查處，追回稅款41.63億元。

兩組數據加在一起，56.86億元的查補規模，像一顆深水炸彈，炸出了稅收監管的“冰山一角”。網友一邊震驚于“原來他們逃了這么多”，一邊忍不住追問：為什么總是明星網紅？為什么明明賺得盆滿缽滿，卻還要在“稅”上動手腳？

12月8日，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司長戴詩友在新聞發布會上披露的數據，并不是突然出現的“戰績”。如果你還記得，從2018年范某某偷稅案揭開序幕以來，稅務總局對高收入群體、特別是文娛行業的稅收監管，就進入了“高強度模式”“雙高人群”——高收入、高凈值，成為稅務稽查的重點對象。而這次公布的1818人，覆蓋的不僅是影視明星，還包括直播網紅、網絡主播、電競選手、自媒體大V等新興行業的高收入者。

有意思的是這1818人查補的15.23億元稅款，平均每人約83.8萬元——看起來似乎不多？ 但要注意，這僅僅是“已查實并追繳”的部分，且主要集中在2025年期間發生的涉稅行為。

更重要的是這背后反映出稅務部門“數據治稅”能力的飛躍：金稅系統第四期上線后，稅務部門通過與銀行、市場監管、文化演出管理等多部門數據共享，可以實現對個人收入的“全景監控”。

也就是說，網紅直播打賞、明星股權分紅、甚至境外收入，都可能被系統自動預警、交叉比對。 這也是為什么近年來明星網紅偷稅案件“屢屢爆發”的技術背景——不是你今年才偷稅，而是今年才被查到。

為什么明星網紅成為偷稅漏稅“重災區”？ 一方面是因為收入高、來源雜；另一方面，這個行業長期存在“稅收籌劃灰色地帶”，甚至形成了一套“行業潛規則”。

從已公開案件來看，他們的操作手法主要有以下幾類：

1. “陰陽合同”與“拆分收入” 這是最經典的手法，也是2018年某明星偷稅案的“導火索”。

比如一份演出合同實際金額1000萬，但只對其中500萬申報納稅，另外500萬通過私人賬戶、現金或其他隱秘方式支付。更“高級”的做法是把個人收入拆分成多個“服務項目”：策劃費、咨詢費、宣傳費……利用不同稅目之間的稅率差異，甚至將部分收入轉移到稅收優惠地區或工作室名下。

2. “個人獨資企業/工作室”避稅 這是近年來網紅圈最流行的方式。 許多主播、網紅會注冊多家“個人獨資企業”或“工作室”，將個人收入轉化為“企業經營收入”，從而適用更低稅率，甚至利用地方稅收優惠政策（如核定征收）大幅降低稅負。

在某些網紅聚集地，這類操作一度成為“行業標配”，直到2021年稅務總局明確規定文娛領域從業人員工作室稅收一律查賬征收，才堵住這個漏洞。

3. “直播打賞”與“禮物變現”的模糊地帶 網絡直播中，打賞收入到底是“贈與”還是“勞務報酬”？ 不同平臺、不同地區一度認定不一。 部分主播利用這種模糊性，將打賞收入直接提現至個人賬戶，不申報或按低稅率申報。

直到稅務部門明確“網絡直播收入屬于勞務報酬”，并要求平臺代扣代繳，這一灰色地帶才被逐漸規范。

4. 利用跨境收入與“稅收洼地” 一些知名度高的明星網紅，會把經紀公司注冊在稅收優惠地區，或者通過境外公司收取廣告費、代言費，再利用境內境外稅收政策差異進行“合理避稅”——甚至走向“非法逃稅”。 隨著中國加入CRS（共同申報準則），這類“境外藏錢”的操作風險也在急劇上升。

為什么他們“敢”逃稅？除了技術性操作，更深層的原因是行業生態與群體心理：“別人都這么干，我不干就吃虧”——這種心態在娛樂圈、網紅圈尤為明顯。明星網紅行業收入波動大，“爆紅”可能只有一兩年。這種“不確定性”讓部分人產生“抓緊變現、能省則省”的心理，甚至抱有“查到了再補也行”的僥幸心態。

許多年輕網紅、選秀出身的藝人，自身對稅法了解甚少，完全依賴經紀公司或“財稅顧問”處理稅務問題。 一旦遇上不專業的甚至刻意違法的“籌劃團隊”，很容易被動卷入偷稅行為。

在2018年之前，偷稅行為多數是“補稅+罰款”，追究刑事責任的門檻較高。 但隨著刑法修正和稅收監管強化，如今偷稅金額較大且拒不配合的，不僅面臨高額罰款，還可能涉及刑事犯罪——這也是近年來明星網紅“排隊補稅”的重要原因。

這次發布會的數據，除了1818名明星網紅，還有幾個數字值得注意： 1168戶重大稅收違法失信主體通過自我改正，實現信用修復，提前移出“黑名單”； 超過1300件檢舉案件經核查未發現涉稅問題，稅務機關出具了“無問題結論”。 這說明當前的稅收監管，并非“一刀切”的運動式執法，而是“分級分類+信用修復”的精準治理。

稅務總局多次推出“自查補稅免罰”窗口期，鼓勵納稅人主動整改。 許多網紅都是在接到“稅務提示”后主動補繳，從而避免了更嚴厲的處罰。

1300多件舉報被查實“無問題”，稅務機關出具正式結論，這也體現了稅收監管的規范性：打擊違法，不干擾合法經營。

近年來，從薇婭、雪梨到多位明星的偷稅案件，社會輿論幾乎“零容忍”，反映出公眾對“財富倫理”的期待：收入可以高，但責任不能丟。 而對于稅務部門來說，持續公開查處數據、加大通報力度，也是一種“稅收普法”——用真實案例告訴所有人：在稅收面前，沒有“頂流”，只有“納稅人”。

1818人，15.23億元，這些數字既是“成果”，也是“警示”。隨著新業態涌現、收入形式多樣化，稅收監管的挑戰永遠不會停止。 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個“靠潛規則避稅”的時代正在落幕，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透明、更公平、更靠實力而非套路的財富時代。對于所有納稅人而言，或許最穩妥的“稅務籌劃”，始終只有八個字：依法納稅，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