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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主義在歷史上并沒有成功的案例,但奇怪的是,很多國家熱衷于凱恩斯主義,因為它適合政府強化執行力。
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多少與凱恩斯主義有點經濟學意義上的關聯性。
凱恩斯強調國家干預,通過舉債擴大赤字,搞公共建設來解決經濟蕭條的問題,這與希特勒上臺后的經濟舉措高度匹配;但希特勒經濟上的凱恩斯主義并不成功,它成為德國發動戰爭的內因:為的是走出經濟困境。
我們常說凱恩斯主義的最后一招是貨幣貶值,而希特勒的最后一招是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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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戰前軍力上并不占有完全優勢,為什么要開戰一賭生死?它只能打閃擊戰,一旦陷入持久戰必敗無疑,在資源和生產能力上遠不能與同盟國相提并論,再給它十個隆美爾也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但德國必須打,經濟的內在矛盾觸發了希特勒選擇冒險。
做為集權主義,希特勒最大的心愿就是讓德國偉大,他上臺本來就是迎合了民粹主義浪潮,相信世界文明(包括中華文明)都來自雅利安人,這種愚蠢的自嗨讓《我的奮斗》中的夢想成為一件認真的事,但是,凱恩斯主義給德國帶來的是表面上的繁榮與強大,實際上危機四伏,財政缺口越來越大,“梅福券” 其實是變相國債,到二戰前夕,這類債券已占德國外債的 85%,1939 年德國國債更是攀升至 371 億馬克,占 GDP 比重達 82%。債務利息也將壓垮財政,1939 年時僅債務付息就占當年財政支出的 15%,如果不能走出經濟危機,屆時失業率會反彈,民眾不滿情緒會徹底爆發,國內矛盾必然全面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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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修復是一個慢變量,希特勒等不及了。
于是,對納粹而言,戰爭不只是軍事冒險,更是一場必須贏的經濟豪賭,而其賭局的核心籌碼,就是靠閃電戰快速掠奪資源填補自身經濟窟窿,且全程未做任何輸局的戰略評估。
米塞斯在 1944 年出版的《全能政府》寫道 :“德國并非因為熱衷于發動戰爭而追求自給自足,它之所以想要發動戰爭,是因為它追求自給自足,因為它想要實現經濟上的自我供給”。當然,完全的自給自足經濟政策在現代經濟中是不切實際的,退出了全球分工,國家將毫無希望,在這種困境下,除了發動戰爭掠奪生存資源,納粹政權沒有其他可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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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最終從經濟凱恩斯走向軍事凱恩斯。
奧弗里在《第三帝國的戰爭與經濟》中寫道 :“在自由市場中,無法保證希特勒所定義的種族或國家利益優先于商人和消費者利益。1933 年后,國家對經濟生活的調控和主導作用急劇增強,起初是為推動經濟復蘇,而后是為將經濟資源轉向德國軍事力量的發展”。
奧弗里想說的是:納粹通過擴張國有軍工產業透支經濟,而這種經濟模式只能靠戰爭維持。
布洛克是研究希特勒的權威傳記作家,他的說法更是點睛之筆:希特勒既不懂經濟學,也對其毫無興趣。
德國說到底,是敗在了集權主義下的經濟凱恩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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