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堪稱第一女“飛賊”，沒想到居然偷到了蔣介石的頭上

1935年的南京城，發生了一件讓整個警察廳都破防的事兒。

誰能想到，一起涉案金額能買下半條街的驚天大案，最后的高潮部分，竟然是一群荷槍實彈的刑警，圍著一個嚇得快尿褲子的小姑娘大眼瞪小眼。

那年頭，一萬兩千塊大洋丟了，甚至驚動了蔣委員長的侍從室，結果折騰一圈，唯一的“戰利品”是一篇只有6塊錢稿費的報紙投稿。

這事兒吧，說它是警匪片都抬舉了，簡直就是一出黑色幽默劇。

咱們先說說那筆錢。

一萬兩千大洋，這在當時是什么概念？

當時南京一個體面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也就拿個一百來塊，普通打工人干一輩子都不一定能見到這么多現錢。

這筆巨款，是在中央銀行南京分行鼓樓支行被人“光明正大”取走的。

受害人潘百亭是個大戶，但這賊更絕，她是直接給銀行系統上了一課。

那會兒的銀行系統，單純得像個幼兒園小朋友。

現在的銀行，又是密碼又是人臉識別，還得手機驗證碼。

可那陣子呢？

只認章，不認人。

這不就是給騙子留后門嗎？

那個“女飛賊”就是抓住了這個降維打擊的機會。

據當時柜員回憶，這女人一出場就是“全場焦點”：一身黑色閃光緞旗袍，燙著時髦的“瑪麗亞”式卷發，手里拎個紫紅色小皮包，往柜臺前一站，那個氣場，直接把柜員震住了。

她拿著潘百亭的存折，掏出一枚私刻的印章。

雖然是假的，但在沒聯網沒電腦的年代，那仿真度足以亂真。

更騷的操作來了，銀行沒那么多現大洋，她眉頭都不皺一下，說：“那就換成黃金。”

這時候的銀行系統，就像個穿著開襠褲滿街跑的傻小子，誰都能來逗兩下。

銀行不但乖乖照辦，把沉甸甸的黃金裝進幾個精致的小木盒，還特貼心地幫她叫了一輛黑色雪鐵龍出租車。

要知道，那時候南京城的出租車比現在的法拉利還稀罕，這排場，誰能往“賊”身上想？

等受害人發現錢沒了，報了警，鼓樓分局的探長鄒伯沖差點當場暈過去。

上面只給了三天限期，破不了案就要撤職查辦。

鄒探長帶著人瘋了一樣查出租車，順藤摸瓜找到堂子街的一家煙紙店樓上。

沖進去一看，只有幾個空蕩蕩的木盒在桌上嘲笑他們。

那女賊太精了，花4塊錢租房就是個幌子，早就金蟬脫殼了。

線索全斷，鄒伯沖急得嘴上全是燎泡。

就在這節骨眼上，那個銀行女柜員突然想起個事兒：那女賊等錢的時候，在大廳打過個電話，好像喊了一句“阿康，接完車就回來，別加班”。

這一句話，在走投無路的警察耳朵里，那就是救命的仙丹。

鄒伯沖立馬分析：“阿康”是名字，“接車”是鐵路術語。

警察把南京火車站翻了個底朝天，還真再下關車站揪出一個叫高松康的扳道工，小名就叫“阿康”。

你說這巧不巧？

高松康承認那天確實跟堂妹高一芬通了電話。

這下警方High了。

年輕女性、有親戚在鐵路、通了電話、時間吻合。

這就是實錘??！

雖然高松康在那喊冤，說他堂妹老實得連只雞都不敢殺，但在急紅了眼的警察看來，這全是狡辯。

當天晚上，甘家巷61號，上演了一出大戲。

鄒伯沖為了抓這個“極度危險”的大盜，調了整整三十名精銳刑警。

那陣仗，不知道的以為是要圍剿軍閥殘部。

他們先是假扮郵電局的去敲門——這招也挺損，因為高一芬正好在郵局上班。

門一開，三十多號人沖進去，黑洞洞的槍口指著屋里。

那時候高家正圍著桌子吃晚飯呢，一家老小七八口人，筷子都嚇掉了，那個場面，比電影里演的還夸張。

“誰是高一芬？

一個穿著紫色土布衣服的姑娘，哆哆嗦嗦地站了起來，臉都嚇白了：“我...我是。”

馮探長沖上去一看，傻眼了。

沒有閃光緞旗袍，沒有時髦卷發，也沒有那種視金錢如糞土的氣質。

這就是個普普通通、老實巴交的鄰家姑娘。

經過一番嚴密審訊和對質，警方不得不承認一個尷尬到極點的事實：抓錯人了。

那個電話確實打了，人也確實叫阿康，但這真的只是一個發生在同一時間、同一城市的巨大巧合。

那個真正的女飛賊，利用制度漏洞早就逍遙法外了；而這邊，警方搞了一次聲勢浩大的烏龍行動。

在那個慌亂的年代，一個普通人的命運，差點就被這一連串的巧合給碾碎了。

最后怎么收場的？

威風八面的警察只好給人家賠禮道歉，灰溜溜地撤了。

那個被嚇得半死的高一芬姑娘，后來倒是挺有經濟頭腦，把這段經歷寫了篇文章叫《我差點成為“飛賊”》，投給了當時的報紙。

報社給了她6塊大洋的稿費。

這就是這起驚天大案里，普通人唯一的“收益”。

那一萬兩千塊大洋的影子都沒見著，倒是這6塊錢稿費，實實在在地揣進了兜里。

至于那個真正的女飛賊，那是后來的事了，據說最后是在上海落的網，不過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