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黃克誠調(diào)回北京，王扶之向老首長致歉，黃克誠卻說：你做得對

1952年8月2日凌晨，朝鮮臨津江東岸的陣地被美軍炮火撕得支離破碎。洞口炸塌，代理師長王扶之和幾名參謀被埋在碎石下，空氣混雜著硫磺味，喘一口都生疼。三十八個小時后，一道縫隙里竄出的兩只蒼蠅引來了工兵，才把他們刨了出來。有人感嘆：“要不是那兩只蒼蠅，王師長怕是兇多吉少。”就是在擔(dān)架上，王扶之還嘀咕了一句：“黃老若在，肯定又得數(shù)落我粗心。”這句話后來被傳成了佳話——他與黃克誠的情分，可見一斑。

硝煙散去，時間回到二十年前。1935年，陜甘交界的山溝里，十二歲的王扶之拿一根梭鏢“硬闖”少共營。個子高，心氣也高，他死活不肯承認自己只有十二歲，非要說“差不多十七”。營里干部將信將疑，卻也缺兵源，就此收下了他。幾個月后，寧夏戰(zhàn)場上，王扶之靠那根梭鏢繳來第一支步槍，自此跟紅軍綁在了一條繩上。

抗戰(zhàn)爆發(fā)，紅十五軍團改編為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黃克誠受命擔(dān)任旅政委，下部隊第一周就注意到那個騎著破自行車亂竄的高個子小參謀。一次行軍，黃克誠因高度近視認錯了道口，被王扶之“連車帶人”硬是拽回正確路線。黃克誠半開玩笑，“這車要是丟了，我就成了聾子瞎子。”從此，王扶之成了黃克誠的“專職司機”，兩人交集愈發(fā)密切。

時間來到1949年元月，天津戰(zhàn)役打得最猛的那一晝夜，王扶之的大腿被子彈穿透。他咬牙扯下褲腿做繃帶，堅持在城頭指揮。黃克誠在電報里只發(fā)了五個字：“記得包好傷。”性格迥異的兩個人，一個剛猛，一個沉穩(wěn)，卻都把軍紀視作生命。

1955年授銜，大校、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王扶之一樣不缺；1964年晉升少將，黃克誠在電話里說：“恭喜，但別忘記騎車載過個老眼鏡。”簡單一句玩笑，勝過長篇祝詞。

進入六十年代末，形勢驟變。1965年黃克誠被安排到山西任副省長；1975年，王扶之抵達太原，任山西省軍區(qū)司令員兼省委書記。一個“靠邊”，一個“當家”，距離卻只隔一條街。五年里，王扶之沒登過黃克誠家門。有人替他捏把汗，他淡淡一句：“怕給老首長添亂。”

1977年春，中央決定請黃克誠回京擔(dān)任軍委顧問。晉祠送行那天，山風(fēng)還冷，王扶之站在隊伍末端，終于鼓起勇氣走上前，先敬了個軍禮，然后低聲說：“這幾年不敢上門，是顧慮多，向您賠個不是。”黃克誠拍拍他肩，“你做得對，別自責(zé)。”寥寥八個字，既諒解也肯定。

同年冬，黃克誠當選中央紀委常務(wù)書記，忙得腳不點地；隔年春，王扶之被調(diào)往烏魯木齊任新疆軍區(qū)副司令。邊塞風(fēng)沙大，他偶爾飛回北京必去看望老首長。1986年7月，聽說黃克誠病危，他趕到解放軍總醫(yī)院。病床前，黃克誠睜開混濁的眼，艱難吐出一句：“王扶之……來了？”話音細若游絲，卻讓在場人無不動容。數(shù)月后，黃克誠離世，靈堂里，王扶之站得筆直，一動不動，仿佛又回到延河邊那個騎車的少年。

離休以后，王扶之攜家遷往大連。海風(fēng)咸，日子慢，他偶爾提筆寫字，最愛寫四個字——“不忘初心”。2021年，中共中央頒發(fā)“光榮在黨五十年”紀念章，工作人員去家里拍照，他笑道：“蒼蠅救過命，自行車載過司令，人生沒什么可抱怨。”輕描淡寫，卻是一位開國少將的真實寫照。

黃克誠調(diào)至北京那年，很多人關(guān)注的是職務(wù)起落；王扶之惦記的，卻是怎樣不讓老首長再受牽連。多年后回望，當初那次按兵不動的“失禮”，換來了彼此的一份心安。歷史里的細節(jié)往往無聲，卻最能照出人品與擔(dān)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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