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本文來源于《日本人口述二戰史》田谷治子，西奧多·F·庫克，重慶出版社
福島良枝是一名幼兒園老師，她嫁給了一個軍事供應商，和他一同定居在東寧，這里靠近蘇聯邊境。
1945年7月，她丈夫被征召進軍隊，離開了她和他們尚在襁褓中的兒子。
1945年8月9日，蘇聯軍隊決定出兵東北，擊潰日本關東軍，得知此消息的日本人開始集體逃亡，其中也包括福島良枝，以下是她的自述。
01
8月9日的拂曉是個美麗的早晨。
我正給家里養的狗“江洲”喂早飯，突然聽見飛機的轟鳴聲。
我想，這肯定是一場軍事演習。
隨后我又聽見“啪！啪！啪！”的聲音，并看見從飛機上落下些銀色的東西，在陽光下熠熠生輝。
我趕緊打電話給憲兵隊，因為我認識里面的一名憲兵，但電話無人接聽。
我打開收音機，那時大約是早上7點。一名播音員讀道：“新聞公告！新聞公告！蘇聯與日本斷絕外交關系并對日宣戰。”
我知道要打仗了，我的兒子出生于1944年9月25日，剛剛學會走路，但還沒有完全斷奶。
我把他背在身后，抓過一個早已準備好的應急背包，又拿了一本小小的佛經。
這個世界已天翻地覆。
東寧的居民不知道該去哪里，每個人都想沿著蘇軍尚未到達的道路逃跑。
有人喊道：“逃到山里去！”
還有人說：“沿著鐵路線跑！”
一些人動身出發，其他人排成長長的隊列跟在后面，但當天晚上蘇軍追了上來，我們朝著不同的方向四散奔逃。
02
從這天晚上開始，你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
要是遇到熟人，你會跟他們打招呼，也許能一起逃亡，但很快又會跟他們分開。
我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方，東寧遠在滿洲北部的荒野中，這里沒有道路，我也從未見過一張地圖。
這簡直就是地獄。
鐵軌也許能把我們帶到奉天，因此我找到鐵路，沿鐵軌而行。
一些累倒在地的難民就這樣死在鐵軌旁，但沒過多久，我就無法沿著鐵軌行進了。
蘇軍開始通過這些鐵路包圍蘇聯邊境對面的日軍，我們不得不逃入山中。
那是一片荒野，有時候甚至是一片原始森林，一條條小徑上遍布著尸體。
在深山野林里，我的兒子開始發燒，呼吸困難。
我已放棄了日本人的常規做法，不再把他背在身后，而是抱在胸前，這樣我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見他，并給他喂點奶。
他的呼吸越來越吃力，體溫越來越高，我想，要是他死了，我也沒法活下去了。
就在這時，一群日軍士兵出現了，他們當中的一個戴著紅十字袖章。
他看了看我的兒子，立即說道：“麻疹！他可能沒救了。太太，接受這一點對你更好些。”
我懇求他，想知道他是否帶著什么藥物。
他承認確實帶著一種德國制造的肺炎特效藥，但他不愿浪費哪怕是一個孩子的劑量。
我緊緊地抓著他的胳膊，不斷地向他懇求著，淚水從我的臉上滾滾落下。
最后，他還是給了我一些藥物，我兒子這才得以死里逃生。
03
一路上，我們經過日軍士兵與蘇軍激戰過的許多地方，我們很害怕被敵人抓獲。
日軍士兵給我們這些婦女分發了手榴彈，并且告訴我們，在必要的時候跟他們一同“玉碎”。
我把我那顆手榴彈扔在深山里，這東西太重了，我實在沒有力氣帶著它走上哪怕是一天。
他們還給了我們一些氰化物，從軍人那里拿到小包裹的所有日本婦女可能都得到了同樣的告誡：“作為一個日本女人，如果被強奸可不太好。”
但汗水和雨水已讓我渾身濕透，我那顆毒藥融化了。
當時的情況不允許任何人長時間地照料其他人。
一些士兵看上去挺可靠，對我的兒子也很好，他們會輕輕地拍著他，和他一同玩耍。
但夜間孩子一啼哭，每個人就開始對我憎恨不已。
士兵們要求我要么離他們遠點，要么把孩子殺掉。
我多次遇到這種情況，許多次。
我對這些士兵極為憤恨，但終于有一天，我開始從他們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
我再次發現自己孤身走在鐵軌上，我遇到一個裹在和服里的女嬰。
她躺在地上，旁邊整齊地擺放著她的物品，面對熾熱的陽光，她甚至沒有一絲遮蔽。
她的父母肯定是死了，或是被殺了，把她留在這里，大概是想讓別人收留她。
這個嬰兒看上去很可愛，可能只有5個月大。
我把她抱在懷中，現在，我帶了兩個孩子，但這種狀況甚至沒能持續一天，我很快便后悔了。
我只能把她留在滿洲的一個村子邊。
我抓了些青蛙，把它們串在樹枝上，再用火烤熟。
每逢下雨，蝸牛會從土里鉆出，我也吃它們。
不知怎么回事，我的乳房里再次有了奶水。
藜屬植物的葉子富含維生素，每次看見它們，我都會采摘一些。
然后我再找些稻草，點燃后把放在罐子里的樹葉煮熟。
我不時能得到一些火柴，這些火柴彌足珍貴，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會保持它們的干燥。
沒有火柴，你在黑夜中會感到孤獨，即便你想，也無法生火。
但我喜歡夜晚，我可以和我的孩子在一起睡上幾個小時，這能讓我暫時忘記自己所處的困境。
不過，我知道黎明總是會到來的。
04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走了多遠。
我曾搭乘一輛顛簸的馬車走了4天，來到牡丹江市。
我在這里遇到了孔先生，他讓我到他那里去。
他說他是一個劇院的老板：“我認識一些上層人物，你就跟我來吧。”
他聲稱自己是“親日派”，曾為憲兵隊工作過。
他的日語說得非常好，從他那里我首次獲悉了廣島和長崎的毀滅性事故。
“日本再也無法恢復了，”他說道，“你的丈夫如果是個軍人，可能會被送到西伯利亞，他再也回不來了。你有個很乖的孩子。我很想有個日本兒子，請你做我的妻子吧。”
我拒絕了。
當晚11點左右，我把孩子背在身后，推開了房門。
此時是10月底，滿洲已進入嚴寒季節。
推開房門逃走時，我的手指碰到門上的金屬門栓，表皮被扯掉了。
不知過了多久，我找到一輛駛往哈爾濱的貨運列車。
棚車里坐著五六個日本兵，都是逃兵，我們都通過賄賂在車上得到個位置。
我是車廂里唯一的女人，他們穿著看上去很暖和的毛皮大衣，我和我的孩子卻只有一張臟兮兮的舊毛毯。
一連四五天，我們就這樣在棚車里度過。
每當火車停頓下來，蘇聯人就會檢查車廂。
有一次，火車停下時，我的孩子哭了起來。
那些士兵被激怒了：“你的孩子為什么老是哭？要是被他們抓住，我們會沒命的。”
他們當中一個比較善良的士兵說道：“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就湊點錢賄賂蘇軍。”
就在我們驚懼不安時，車廂門被打開了。
幾個蘇聯人發現我是個女人，就搶走了我的孩子，還試圖強奸我。
我拼命叫喊著俄語里的“梅毒”一詞。
另外，我相信他們看見我身上滿是疥瘡和蚊蟲叮咬的疤痕。
最后，他們放過了我和我的孩子。
05
幾天后，火車停頓了很長一段時間。
腹瀉越來越嚴重，我什么都不能吃，就連面包也不行。
我的兒子也患了腹瀉，我再也無法忍受。
一名士兵將車廂門打開，下車去方便一下。
陽光射入車廂內。看情形，我們肯定已到達哈爾濱附近。
我朝車廂外望去，一條長長的道路呈現在我眼前。
我抱著孩子跳了出去，他是我唯一攜帶的東西，寥寥無幾的隨身物品都被我丟在身后，包括我丈夫的最后一張照片，但那本小小的佛經仍放在我貼身的衣服里。
我不記得走了多遠，反正最終到達了哈爾濱，這座城市混亂不堪，原先的武藏百貨公司為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難民設立起免費的住宿地。
我在那里住下，那片地方很大，居住著許多無家可歸者。
那里沒有取暖設施，除了一堆高粱殼，什么都沒有。
大家不得不擠在一起相互取暖，有人提醒我：“斑疹傷寒正在蔓延，所以一定要小心。”
我決定寫一份廣告，宣布自己在這里，因為我在電線桿和墻壁上見到過許多此類的廣告。我寫道：“福島正一先生，良枝在這里。請到武藏百貨公司找我。”
現在我做的事情大多是乞討，我已經不得不淪為了一名乞丐。
如果拋開一切自尊和羞愧感，這就很容易做到，你只需要開口乞求：“幫幫我，請幫幫我。”
最后，我乞討到足夠的錢，做點賣香煙的小生意，每次一根。
在溫暖的陽光下，我會帶著兒子來到一個有許多日本人經過的地方，向他們描述我丈夫的模樣，詢問他們是否見過他。
但我不知道他所在單位的名稱，只知道福島正一這個名字是不夠的。但我確實見到過有人通過這種方式找到了自己的親人。
06
最后，我和我的兒子得以返回日本，那已是1947年2月。
我記得我們靠近佐世保港口時，眼前的麥田是那么翠綠。
我們最終回到金澤，我的婆婆來到車站接我們，從她那里得知我的丈夫還沒有回來。
多年來，我一直胡思亂想，他也許還活著，但也可能已經死了。
1955年的某天，我收到栃木縣寄來的信，信中說：“福島正一死在我待的那座戰俘營，距離莫斯科400英里，他可能就是你的丈夫。”
我的丈夫，在1946年5月18日便已死去。
今天，我獲得了我的養老金和我丈夫的撫恤金，我兒子一直照料著我。
我們現在經營著兩所幼兒園，那是我在“退休”后建立的，我最終平復了心態。
但有幾次，當年留在中國的日本孩子來日本尋找親人時，往事會突然回到我的腦海。
我兒子說：“我本來會跟他們一樣。”
看見那些人，我為自己現在過的生活感到愧疚：我是過得很愉快，可他們仍在承受那場戰爭帶給他們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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