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是美籍華人，當別人問他是什么國籍時？他的回答，很高情商

1985年春天的洛杉磯并不算熱鬧，UCLA中文系卻因為一場小型講座擠滿了人。白先勇剛讀完《游園驚夢》的片段，臺下一位中年聽眾突然站起：“白先生，您到底是哪國人？”語氣并不挑釁，卻帶著好奇。會場瞬間安靜。白先勇微笑，拿起桌邊的鋼筆在紙上寫下兩個字——中國——然后才說：“Passport是美國的，骨頭是中國的。”聲音不高，卻讓人記到今天。

之所以會被頻頻追問身份，與他的家世逃不開。1937年冬，南寧炮火初起，父親白崇禧調兵在外，母親馬榮蓉把剛滿月的孩子送往桂林親戚家。當地人習慣用竹籃背嬰兒，走山路時籃子一晃一晃，小白先勇竟常睡得更沉。家族老人回憶，這段“竹籃歲月”讓他養成淡定個性，日后輾轉各城依舊隨遇而安。

1944年日軍南下，桂林保不住，母子跟隨撤退大流遷往重慶。山城潮濕，桌椅一夜生霉。小男孩最大的樂趣是趴在窗沿看嘉陵江霧氣翻涌，嘴里念叨從巴金小說里學來的句子。那一年他七歲，識字不多，卻能背《家》的開篇。有人說他早熟，母親卻擔憂：“將來別走你爸爸的路就好。”戰火中，這話算是一種奢侈的愿望。

抗戰結束，家族短暫在南京落腳。1949年春，局勢再變。白崇禧隨國府轉進臺灣，一家人又打包行李。十余年顛簸，五次轉學，白先勇的課堂從江邊平房換到臺北師大附中。少年最怕的是體育課，跑步還未出汗就想到書店；最愛的則是放學后逛牯嶺街舊書攤，十臺幣能換來整麻袋二手英文小說，他津津有味地翻，連油墨味都當香味。

1960年，臺大外文系畢業的他赴美深造，進入愛荷華作家工作坊。初到愛荷華城，一片玉米地望不到邊，恍若荒漠。室友問：“Chinese or Taiwanese？”他聳聳肩：“Just from the Far East。”此后三年，他用英文寫作練筆，再以中文翻譯回來，語言反復打磨，形成外界稱作“白式節奏”的獨特調子。

1973年遷居加州硅谷南端的洛斯阿圖斯，一條名叫HiddenValley的小路成了他創作基地。陌生人只看見門前大片山茶花，不知道屋內正誕生長篇《孽子》。每天上午寫作，下午種花，傍晚自己下廚。廚房被朋友戲稱“桂系軍糧部”，菜譜整齊貼墻，連醬油量都像軍令——精確到茶匙數。潔癖讓他頻繁擦拭灶臺，有時靈感乍現，濕抹布仍在手上，便沖進書房落筆。

值得一提的是，他一面享受加州的陽光，一面仍訂閱香港《明報》、北京《文匯報》，甚至武漢的《長江日報》也不落下。鄰居驚訝報紙厚得像磚頭，他卻說：“新聞才是一座城市的脈搏。”遇到大陸文學獎頒布，他會勾劃得密密麻麻，遇到負面消息，則在頁邊寫“噓”字，再輕嘆一聲。情緒雖起伏，卻從不公開批評，他解釋：“評論歸評論，家事總得關門說。”

國籍問題依舊陰魂不散。一次舊金山餐會上，有人半開玩笑：“白先生，稅表寫American，書頁寫Chinese，是不是精神分裂？”他舉杯回應：“寫作需要多重視角，分裂就分裂吧，只要每塊碎片都指向同一個源頭——漢字。”這種回答不算圓滑，卻足夠坦率。與會者會心而笑，話題戛然而止。

同樣的態度，他在1991年返臺推廣《牡丹亭》青春版時也沒改變。記者團問：“你在美國生活舒適，為何耗費心血推動昆曲？”白先勇拿過身邊折扇，輕擺扇骨：“昆曲是種活著的古典，活在每個懂中文的呼吸里。”短短一句，既回答了文化認同，也化解了地域爭議。

有人質疑他既是將門之后，又拿美國護照，立場會否復雜。檔案顯示，白崇禧晚年曾勸子回軍界，被婉拒。白先勇對朋友說：“我若穿軍裝，寫字得先摘掉肩章；我若當作家，家事只能放抽屜。”話雖輕，卻交代分寸——文學是他給自己設的底線，也是與父輩切割的分界線。

不可忽視的還在于美國私宅的另層用途。每逢春節，他把客廳布置成簡易茶館，邀請東西海岸的華人學生來聽《紅樓夢》導讀。年輕人叫他“白老師”，他卻自稱“老讀者”。一次講到黛玉葬花，他突然停頓，問座下：“倘若黛玉漂到舊金山，她會成為誰？”沒有標準答案，他只是想提醒眾人：文化遷移不等于文化斷裂。

對國家歸屬的篤定，并未妨礙他在美國爭取華裔權益。1992年洛杉磯暴動期間，華人商鋪受波及，他連夜寫公開信，寄往市長辦公室，呼吁警力進駐唐人街。第二天晨會，市政府秘書念到“Mr.Bai Xianyong”，有人小聲嘀咕“作家也來指揮治安？”臨場冷嘲未能改變事實，增援警車準時駛進華埠，這件事后來成了社區口耳相傳的小故事。

進入新世紀，網絡世界興起，他開始在博客連載舊作批注版。讀者留言再次出現那句老問題：“白先生，請定位您的國籍。”光標閃爍幾秒，他打下同樣八個字：中國人，寫英文字。他補了一句：“That’s it。”對話框靜默，卻收獲數百點贊。可見他提出的“骨頭論”早已被公眾接受。

2011年，他攜《孽子》簡體字修訂版在北京首發。簽售結束時，邊有青年遞上印有二維碼的名片，請他上微博。白先勇看了看說：“微博有限字數，恐怕說不清。”對方回答：“您只用告訴大家，護照外殼能換，人心里的國籍換不掉。”白先勇笑著點頭，算是給自己多年回答畫了句點。

不可否認，他是美國法律意義上的公民，卻始終在精神坐標里標注“中國”。他把這種姿態視為“文化在流動中的定錨”。曾有晚輩問他如何維系這根錨鏈，他指著案頭那套《四大名著》：“紙脊未斷，錨就還在。”一句看似平淡的話，道出文人最樸素的立腳點。

今天回看，他的身份問題已不再尖銳，然而他的那句“Passport是美國的，骨頭是中國的”仍被文化圈頻繁引用。對許多海外華人來說，這或許是一種解法：國籍與文化不必二擇一。披著哪張護照生活，是行政歸檔；認同哪種文字思考，則是靈魂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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