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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蘇聯轟然倒塌,一場史無前例的人才瓜分盛宴開啟。
美國揮舞著美元和綠卡,如虎入羊群;德國、以色列緊隨其后,瘋狂“獵頭”。
而當時的中國,卻像一個揣著幾包方便面和二鍋頭,擠在宴會門口的窮親戚,滿臉尷尬。
頂級的蘇聯科學家,壓根就沒拿正眼瞧過我們,而俄羅斯更是把我們當賊一樣防著。
我們的“雙引工程”,開局就是地獄模式,幾乎顆粒無收。“
然而,所有人都沒料到,正是我們這種看似最“寒酸”、最“笨拙”的方式,最終卻挖了所有西方國家的墻角,將那些國寶級的蘇聯科學家,像請菩薩一樣,一尊一尊地“請”回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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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1年的冬天,莫斯科的雪,下得比任何時候都大,都冷。紅色帝國的大廈,在一夜之間,塌了。
消息傳回國內,中樞的電話,幾乎被打爆。時任駐蘇大使吳虹濱,發回了一封加急電報,內容翻譯過來,只有幾個字,卻字字千鈞:
“國門洞開,人心思變,機不可失,速來淘寶!”
這“寶”,不是別的,正是蘇聯積攢了七十年的,那些足以讓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垂涎三尺的——頂級科學家和尖端技術。
要知道,那時候的蘇聯,在材料學、核動力、航空航天、艦船設計等領域,是絕對的世界霸主。他們培養的科學家,一度占了全世界總數的四分之一。
這些人,就是活的寶藏。
一聲令下,一個代號為“雙引工程”(引進人才、引進技術)的絕密計劃,火速啟動。
總理親自掛帥,從全國各大院所、軍工單位,抽調了上百名頂尖專家,組成了一支特殊的“采購團”。
我,就是這支隊伍里,一個負責航空發動機領域的,名不見經傳的工程師,王援朝。
出發前,我們接到的指令是:不惜一切代價,帶回我們需要的人和技術。
可問題是,我們拿什么去“不惜一切代價”?
當美國、德國、以色列的“獵頭”,開著奔馳,揣著成箱的美元和一沓沓空白護照,在莫斯科和基輔的五星級酒店里,像選妃一樣挑選著蘇聯科學家時。
我們的“采購團”,正擠在開往西伯利亞的國際綠皮火車上。車廂里,堆滿了我們能拿出的所有“硬通貨”——成箱的“紅星”二鍋頭、金華火腿、上海牌的羊毛衫、暖水瓶,甚至還有幾百斤的東北大米。
沒辦法,窮。1991年,我們國家的外匯儲備,只有區區217億美元,每一分都要用在刀刃上。
用人民幣?人家科學家能用錘子把你轟出來。
所以,我們只能用這種最原始,也最心酸的方式——以物易物。
我們的隊伍,兵分三路。一路,主攻莫斯科,那里是大腦。一路,殺向基輔,烏克蘭是肌肉,蘇聯一半以上的軍工企業,都在那里。還有一路,去往明斯克,白俄羅斯是神經,他們的光電技術和重型載具,獨步天下。
我被分在了莫斯科這一組。火車在西伯利亞的原野上,咣當了七天七夜。當我拖著幾個裝滿了香腸和餅干的大麻袋,站在莫斯科紅場上,看著那些行色匆匆、滿臉迷茫的俄羅斯人時,心里只有一個念頭:
這場仗,恐怕比我們想象的,要難打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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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莫斯科的冬天,能把人的骨頭縫都凍住。但更冷的,是人心。
我們和吳虹濱大使接上頭后,得到的第一個消息,就讓我們如墜冰窟。
“晚了,俄羅斯已經回過神來了。”吳大使一臉凝重。
他說,葉利欽在短暫的混亂后,立刻下令,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開始對國寶級的科學家進行登記和保護。所有A級名單上的科學家,一律禁止出境。甚至,他們還搶先一步,從剛剛獨立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往回“挖”人。
至于那些尖端技術資料,更是被當成了眼珠子一樣看著。
為了阻止我們獲得圖-160戰略轟炸機的技術,俄羅斯甚至不惜和死對頭美國聯手,一起逼著烏克蘭,把那些還沒出廠的“白天鵝”,全部就地銷毀。
“我們現在,就像一群揣著錢,卻發現商店關門了的顧客。”吳大使嘆了口氣。同行的幾位老專家,心態當場就崩了。有人捶著桌子說:“那我們還來干什么?來莫斯科旅游嗎?”氣氛,壓抑到了極點。
所有人都看著我們的領隊,李杰,一位頭發花白,眼神卻異常堅毅的海軍專家。李老只說了一句話:“既然商店關了門,那我們就去敲售貨員的家門。”
當晚,我和李老,就提著兩瓶二鍋頭,一條火腿,還有一包從國內帶來的茶葉,敲開了一位叫安德烈的,退休的火箭燃料專家的家門。
“休克療法”,已經把這個曾經偉大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貧民窟。盧布,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
即便是安德烈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也已經好幾天沒見過肉了。當房門打開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他身后,他那只有七八歲的小孫女,正眼巴巴地,舔著一個空牛奶瓶。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差點掉下淚來。
安德烈看著我們帶來的禮物,那雙渾濁的老眼里,瞬間就紅了。他沒有多問,只是把我們請進屋,打開那瓶二鍋頭,給我們和自己,都倒了滿滿一杯。
那天晚上,我們沒談技術,沒談資料。我們只是聽著這位老人,用帶著濃重伏特加味道的俄語,一遍又一遍地,訴說著蘇聯曾經的輝煌,和如今的悲涼。臨走時,李老將我們帶來的所有食物,都留了下來。
安德烈把我們送到門口,猶豫了很久,從懷里掏出了一本破舊的筆記本,塞給了我們。“這里面,是我的一些……個人研究筆記。或許,對你們有點用。”
回到大使館,我們連夜組織專家翻譯。那根本不是什么“個人筆記”。那是蘇聯最新一代液體火箭燃料的配方草稿!雖然不完整,但其價值,無可估量!
我們所有人都激動得一夜沒睡。李老卻異常平靜,他對我們說:“從明天起,所有人,分頭行動。不求一步到位,只求廣結善緣。記住,我們不是來‘挖人’的,我們是來‘交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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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們就成了莫斯科街頭,最奇怪的一群“倒爺”。我們開著大使館那輛破舊的伏爾加,后備箱里塞滿了各種食物和日用品。
我們不去拜訪那些被嚴密監控的A級科學家。我們專找那些,因為各種原因,被邊緣化、被遺忘的,B級,甚至C級的技術人員。他們或許不是最頂尖的,但他們,同樣是構成那個龐大科技帝國的,一塊塊基石。
我們不談交易,不談價錢。我們只是去送溫暖。你家沒面粉了,我們送。你孩子沒奶粉了,我們送。你冬天沒錢買煤了,我們幫你搞。
剛開始,他們很警惕,以為我們是克格勃派來試探的。但人心,都是肉長的。一次,兩次,三次……
當他們發現,我們是真的在幫助他們,不求任何回報時。
他們的態度,開始變了。他們會邀請我們進屋,喝一杯熱茶,會拿出家里珍藏的相冊,給我們講他們年輕時的故事。
當然,我們也不是一無所獲。他們會偷偷地,塞給我們一些東西。一張手繪的電路圖。一本寫滿了化學公式的舊書。甚至,只是一段寫在餐巾紙上的,關鍵的算法參數。
這些零零碎碎的東西,像一塊塊拼圖,在我們面前,慢慢地,拼湊出了那個紅色科技帝國的,部分輪廓。
但我們知道,這還遠遠不夠。我們沒有核心的圖紙,更沒有,一份能讓我們“按圖索驥”的,完整的人才名單。
就在我們莫斯科之行,即將結束的前一個晚上。轉機,以一種我們誰也沒想到的方式,出現了。
那天,我們要拜訪的,是一個叫舍瓦琴科的,檔案管理員。按照資料,他三年前,因為一次實驗事故,被調離了一線,負責管理一個已經廢棄的資料庫。
這種人,按理說,是最沒有價值的。但李老堅持,要去見一面。“有始有終。”他說。
當我們敲開舍瓦琴科家門時,一股寒意,撲面而來。屋里沒有電,點著幾根蠟燭。一家五口人,包括兩個瘦得皮包骨的孩子,裹著一條毯子。看到我們,他們甚至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
當我們把裝滿食物的袋子遞過去時,那兩個孩子,像兩只餓瘋了的小狼,撲了上去,抓起一塊黑面包,就往嘴里塞。那一幕,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別過了頭。李老沉默了很久,轉身回到車上,把他自己那份,準備帶回國路上吃的食物,也拿了過來。
舍瓦琴科看著我們,這個四十多歲的男人,哭了。他一邊流淚,一邊用手捶著自己的腦袋,嘴里不停地,用俄語說著“對不起”。我們知道,他沒有什么能“回報”我們。
李老拍了拍他的肩膀,用生硬的俄語說:“朋友,挺過去。”我們沒有多留,留下了一些錢和所有的食物,便轉身離去。
我們剛走到街口,準備上車。舍瓦琴科突然從后面追了上來,氣喘吁吁。“等等!”他跑到我們面前,將一個用油布,里三層外三層,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東西,塞進了李老的懷里。
“這個,你們或許用得上。三年前,他們封存資料庫的時候,漏掉了一份。我……我一直藏著。”說完,他便頭也不回地,消失在了黑暗中。
回到大使館,我們關上門,拉上窗簾,小心翼翼地,打開了那個油布包。當里面的東西,展現在我們面前時。在場的所有人,都停止了呼吸。
那是一份名冊。一份印有“絕密”字樣,詳細到每一個子項目,每一個課題組,每一個核心成員的,蘇聯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最完整的——專家名錄!
李老和吳大使,這兩個年過半百的男人,在看清名冊封面的那一刻,猛地,緊緊地抱在了一起,像兩個孩子一樣,失聲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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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老吳,我們……我們挖到龍脈了。”李老的聲音,帶著哭腔,卻充滿了無法抑制的狂喜。
有了這份名冊,就等于有了一張藏寶圖。整個蘇聯的科技精華,所有頂尖科學家的姓名、專長、住址,都清清楚楚地,擺在了我們面前。之前的“廣撒網”,終于可以變成“精準捕撈”了。
吳大使擦了擦眼淚,對李老說:“明天,我們再給舍瓦琴科一家,送一批物資過去。”李老想了想,搖了搖頭:“不。給名單上,我們能聯系到的每一個人,都送過去。”
他頓了頓,眼神變得無比深邃:“我要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們中國人,講的是情義。雪中送炭,我們送得起。錦上添花,我們以后,也送得起。我判斷,他們很多人,對我們,依然有所保留。那就讓他們看看,什么叫‘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中國的“雙引工程”,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同樣是舉步維艱。
烏克蘭,那時候是一心想“去軍事化”,削尖了腦袋,想當歐洲的“瑞士”。
所以,他們對軍工人才,是“開倉大甩賣”的態度。只要你有本事,隨便挖,我絕不攔著。于是,基輔,成了全世界的“圍獵場”。但可惜,我們沒吃到多少肉,只喝到了一點湯。
那些最頂尖的科學家,第一選擇,永遠是美國、德國。
沒辦法,我們給出的條件,太寒酸了。自己國內的大學生,那時候都削尖了腦袋想往美國跑,更何況是人家。
甚至,連朝鮮,都加入了這場盛宴。他們用黃金、美女做誘餌,也忽悠了不少科學家過去。不然,光憑他們自己,是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時間內,搞出核武器和大浦洞導彈的。
唯一例外的,是印度。蘇聯解體,三哥的第一反應是:啊?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但好消息是,那些真正站在金字塔頂尖的“大佛”,比如航母總設計師,核潛艇總設計師這類的人物,都被俄羅斯和烏克蘭,當成寶貝一樣,死死地留在了國內。他們名聲太大,想走也走不了。
而這,恰恰給了我們機會。
“雙引工程”真正迎來轉機,是在1993年之后。
這除了我們自身的努力外,還得感謝一個國家。那就是,美國。
美國,是蘇聯人才外流的,最大目的地。但美國,也是一個商業化,到了極致的國家。
為了“挖”人,美國的那些軍工巨頭,可以開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美元的年薪。但當這些科學家,把腦子里的東西,全部倒干凈之后。也就是他們,被一腳踢開的時候。
最典型的例子,是黑海造船廠的,一個防銹涂層實驗室。那里的人,掌握著蘇聯海軍,最核心的艦船水線以下部分的,防銹技術。
美國人,花了血本,把實驗室的四個核心骨干,連同他們的家人,一起“請”到了美國。這四個人,也確實把壓箱底的絕密配方,都交了出去。美國的軍艦抗銹能力,因此提升了一大截。
四年后,這四位骨干,在交出了最后一份技術報告的第二天,就被他們所在的公司,以“項目結束”為由,集體解雇了。之后,便銷聲匿跡。
又比如,蘇聯頂尖的航空發動機專家,伊萬諾夫。美國一家航空公司,開出了50萬美元的年薪,把他挖了過去。
但去了之后,他才發現,美國人只想要他腦子里的圖紙和數據。根本不讓他碰任何核心的研發項目。說白了,就是把他當成一個會走路的“數據庫”,用完,就鎖進倉庫。
伊萬諾夫,是個有傲骨的科學家。他感覺自己的人格,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一氣之下,他憤然離職。
就在這時,我們的人,找到了他。我們給不了50萬美元的年薪。我們給出的薪資,大概只有國內同級別教授的2-3倍。再高,我們也不敢給,怕引起國內科研人員的不滿。
但是,我們給了他,美國人給不了的東西。那就是,尊重。
我們用人不疑,直接聘請他,擔任一個重點型號發動機項目的,總負責人。給他配備了,國內最頂尖的團隊。科研經費,要多少,給多少,隨時批。采購設備,不用走流程,特事特辦。
伊萬諾夫,在中國,找到了他作為一名科學家,最渴望的東西——一個可以讓他盡情施展才華的舞臺。
后來,我們國家的四代機、五代機,心臟之所以能那么強大,都離不開這位老爺子的心血。
2000年,普京訪華,還特意提出,希望我們能“歸還”伊萬諾夫。
我們當時的回應是:我們充分尊重科學家的個人意愿。開玩笑,這種“國之重器”,請來了,還能讓你請回去?
另一邊,我們拿著那份“藏寶圖”,持之以恒地,對名單上的科學家,進行“溫情攻勢”。
我們不談合作,不談技術。我們只關心,他們的生活。逢年過節,禮物和慰問金,準時送到。家里有人生病了,我們想辦法,從國內搞藥送過去。孩子上學有困難,我們幫著聯系學校。人心,都是肉長的。
再加上,美國那邊“用完就扔”的負面消息,不斷傳回國內。中國這邊“賓至如歸”的境遇,也通過他們的前同事,在圈子里傳開。
天平,開始慢慢地,向我們傾斜。越來越多名單上的科學家,開始主動聯系我們。
當然,俄羅斯的監控,也越來越嚴。我們就想了個辦法,安排他們,先去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做“學術交流”。然后,再從那里,借道進入中國。等他們安頓下來,覺得滿意了,我們再把他們的家人,全部接過來。
我們專門在西安、成都、沈陽這些軍工重鎮,劃出土地,修建了一批“專家村”。房子,都是按照他們家鄉的風格,建造的,拎包入住。配偶,安排進國企或者大學,做翻譯或顧問。孩子,直接送進最好的國際學校。醫療、住房、教育,全包。而且,不強制他們入籍,來去自由。
世界最大運輸機的總設計師,金琴科,就是這樣來的。他幫助我們,完成了運-20的設計。晚年,他選擇留在了沈陽。他說:「在這里,我學會了寫春聯,包餃子。我不是客人,我是家人。」
就這樣,水滴石穿。到最后,名單上,那些我們曾經遙不可及的“大佛”,也開始動心了。
航母總設計師,巴比奇。世界一流的焊接專家,郭瑞。高能束綠色制造技術的專家,科瓦連柯。新材料和納米技術的權威,奧堅科夫婦……
這些國寶級的科學家,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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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蘇聯沒能擊敗美國,是我們這代人最大的遺憾。我們希望,能在中國,完成我們未竟的夢想。”
美國人,直到今天,可能都沒想明白。為什么,他們開出了那么高的價錢,提供了那么好的物質條件。
最后,這些蘇聯科學家,卻選擇了,當時還一窮二白的中國?
其實,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尊重。是那種,從始至終,以心相交的,真誠。而不是,那種赤裸裸的,“一錘子”買賣。
國運來了,真是擋都擋不住。
后來,俄羅斯經濟實在撐不住了,為了換錢,開始大賣軍火。
我們趁機,又從他們那里,引進了蘇-27、蘇-30戰斗機,現代級驅逐艦,基洛級潛艇……這些,都成了我們消化吸收,自主研發的,最好的“教科書”。
據不完全統計,整個“雙引工程”,我們一共引進了,超過一萬名蘇聯各類專家和技術人員。獲取了兩千多種各類技術。中國的軍事、航空、船舶等科技領域,之所以能在短短二十年內,實現井噴式的發展,離不開,這些沉默的,來自異國他鄉的,奠基者。
回頭再看。那場紅色帝國的解體,對我們而言,真應了那句話:一鯨落,萬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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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后語:蘇聯解體后,原加盟共和國出現軍工體系動蕩、人才與技術外流的窗口期。以烏克蘭為例,繼承了約35%的軍工產能,擁有3594家軍工企業及大批頂尖設計局與船廠,但經濟轉軌導致科研與工程人才收入銳減、失業增多,歐美、以色列、韓國、新加坡等迅速派出團隊以高薪與便利條件招攬專家。
在此背景下,中國啟動“雙引工程”即“引進技術、引進人才”,這是一次極具戰略眼光和操作智慧的行動。由時任總理李鵬親自抓,并于1991年設立國家級“友誼獎”,以表彰作出突出貢獻的外國專家,隨后各省份設立相應地方獎項,形成制度化激勵與榮譽體系。
總之在 1991年前后 的窗口期內,我國抓住了蘇聯解體后獨特的“機會窗口”,在特定歷史時期,用相對較小的成本,快速獲取了平時難以接觸的尖端技術和人才資源,有效補強了國防科技和工業體系中的關鍵短板,其影響持續而深遠。
(來源:山月不知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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