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律師權利，就是守護每個人的正義

在許多地方，律師并非一份安穩體面的職業，而是一份充滿風險、甚至危及生命的工作。

他們常常站在權力與個體之間，為沉默者發聲，為邊緣者抗爭。正因為這種特殊位置，律師往往成為打壓與報復的首要目標。

也正因如此，1990年聯合國通過的《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才顯得尤為珍貴——它不是一紙空文，而是全球法治文明的底線共識，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真正尊重法治的重要標尺。

這份文件的核心理念清晰而堅定：只有當律師能夠安全、獨立、無畏地執業時，公民的權利才可能得到切實保障。

律師的自由，從來不是職業特權，而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條件。

本文將依據《基本原則》的關鍵條款，探討為何國家必須嚴肅對待并切實保護律師權利。
一、獲得律師的權利：司法公正的第一道門檻
《基本原則》第1至第4條明確指出：每個人都有權獲得法律協助，有權自由選擇律師；國家有義務確保所有人，無論貧富、身份或社會地位，都能平等地獲得律師服務。
這背后蘊含著三項基本信念：
辯護權是基本人權，不是國家的恩賜；
律師是司法體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而非程序中的“裝飾品”；
法律援助不應是施舍，而應是制度化的權利保障。
在一個正義的社會里，不能因為一個人貧窮、邊緣或不被歡迎，就剝奪其獲得專業法律幫助的機會。

如果司法之門只為有錢人敞開，那么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便成了一句空話。

真正的法治，始于每一個人都能請得起、找得到、用得上律師。
二、及時、保密的會見權：防止冤假錯案的防火墻
《基本原則》第5至第8條規定，任何被逮捕或拘押的人，應在48小時內接觸律師，且律師與當事人的會面必須完全保密，不得被監聽、干預或拖延。
這一要求看似技術性，實則關乎生死。
試想：若當事人在失去自由后無法第一時間見到律師，便極易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在缺乏監督的審訊環境中，誘供、疲勞審訊乃至刑訊逼供便有了可乘之機。

而一旦律師的會見被監聽，當事人將不敢坦誠溝通，律師也無法了解真相，辯護便淪為形式。
因此，及時與保密的會見權，不是律師的“福利”，而是防止權力濫用的第一道防線。它是程序正義的基石，也是避免冤案發生的制度保障。
三、執業資格的獨立性：拒絕政治篩選
第9至第11條強調，律師的執業資格應基于專業標準，而非政治立場、社會身份或辦案內容。律師的準入、注冊、年檢等程序，必須公平、透明、非歧視。
這意味著：
不能因為律師代理了某類案件，就被取消執業資格；
不能因其言論或觀點“不合時宜”，就遭到行政刁難；
更不能由行政機關任意決定“誰可以當律師，誰不可以”。
如果律師的飯碗掌握在權力手中，那么他們的辯護就永遠無法真正獨立。

一個可以被隨意剝奪執業資格的職業，注定無法成為權力的監督者。司法獨立，首先要求律師群體的獨立。
四、獨立執業權：律師的四大支柱
《基本原則》第16至第22條，構成了律師獨立執業的核心保障，也是全球律師界最為珍視的內容。其精神可歸納為四點：
1. 免于恐懼的執業環境（第16條）
律師應能“無畏地履行其職責”，不受恫嚇、干擾或不當制裁。這意味著：
在法庭上依法發表意見，不應成為被處罰的理由；
辦理所謂“敏感案件”，不應導致執業受限或人身威脅；
律師不是“站隊者”，而是“履職者”——他們的職責是依法辯護，而非迎合權力。
當律師因履職而被調查、警告、停業，司法的獨立性便已名存實亡。

（德國律師漢斯·利滕在法庭上質問希特勒）

2. 國家有義務保護律師人身安全（第17條）
律師因辦案遭受威脅、恐嚇甚至暴力時，國家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護。這不是“照顧”，而是法律責任。
如果律師在代理案件時提心吊膽，擔心自己或家人受到傷害，誰還敢為弱者出頭？如果連律師都自身難保，那么當事人的權利又如何指望？
3. 律師不等于其委托人（第18條）
這是司法文明的基本底線：不能因為律師為誰辯護，就認定他支持誰的行為。
為死刑犯辯護，不等于認同殺人；
為抗議者代理，不等于反對政府；
為被指控者發聲，不等于挑戰國家。
律師的職責是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公平審判，而不是對案件做道德審判。

將律師與其當事人混為一談，是對法律職業的根本誤解，也是對法治精神的踐踏。
4. 辯護豁免權與職業保密權（第20、22條）
律師在法庭上的言論享有法定豁免，不得因此承擔法律責任；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溝通必須嚴格保密。
若律師因辯護言辭被追責，或因與當事人交流被監聽，那么當事人將不再敢說實話，律師也無法有效辯護。信任一旦破裂，整個辯護制度便形同虛設。
五、言論與結社自由：律師作為公共理性的代言人
第23條規定，律師應享有與其他公民同等的言論、結社和集會自由，特別是在涉及法律制度、司法改革和公共政策問題時，不應因其觀點而受到職業限制。
律師不僅是當事人的代理人，也是法治社會的建設者。

他們對司法不公的批評、對法律漏洞的揭示、對制度改革的呼吁，本就是推動法治進步的重要力量。
如果一個社會連律師都不能公開討論法律問題，那么法治如何自我修正？如果律師只能沉默，那么誰還能為制度的缺陷發聲？
六、獨立的律師組織：行業自治的堡壘
第24至第25條強調，律師應有自己獨立的專業組織——律師協會。其職能包括：
維護律師職業利益；
提升執業標準；
保護律師免受不公正對待；
自主管理行業事務。
如果律師協會淪為行政機關的“下屬單位”，變成“管理工具”而非“代表機構”，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一個無法保護自己成員的行業組織，如何捍衛法治？
真正的律師協會，應當是律師的“盾牌”，而非權力的“喇叭”。
七、公正的紀律程序：防止“以規制之名行報復之實”
第27至第29條規定，對律師的紀律處分必須：
程序公正、迅速；
律師有權獲得法律代理；
由獨立、公正的委員會作出決定；
接受司法審查。
紀律制度本為維護職業操守，但若被濫用為打壓異見律師的工具，便會成為司法壓迫的幫兇。因此，必須建立防火墻，防止行政權力借“違規”之名，行“報復”之實。
八、保護律師，就是保護每一個人
《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傳遞了一個樸素而深刻的真理：律師不是為“壞人”辯護，而是為“權利”辯護。

他們守護的不是某個特定當事人，而是整個司法體系的正當程序。
當律師無法自由執業，被監聽、被威脅、被剝奪資格時，受損的不只是一個職業，而是所有人的權利。

因為今天被剝奪辯護權的是“他”，明天就可能是“你”。
保障律師權利，本質上是在保障：
每個人的辯護權；
每個人的公平審判權；
程序正義的實現；
權力的制衡；
法治社會的根基。
律師權利被壓縮，司法正義便隨之萎縮。

讓律師能夠真正做律師——敢于說話、敢于辯護、敢于監督——不是一個理想，而是一個現代國家必須履行的法治承諾。
《基本原則》以國際共識的形式，為這一承諾劃定了清晰的底線。

它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不在于它如何對待受歡迎的人，而在于它如何對待那些為不受歡迎的人辯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