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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嘍大家好,小銳今天聊全球經貿圈的焦點:美國正把關稅大棒掄得愈發兇狠,一邊精準加碼對華制裁,本月初剛對中國新能源汽車加征15%額外關稅,又將20家中國科技企業列入實體清單。
一邊逼日韓、菲律賓、澳大利亞四國站隊,還警告韓國若續供中國半導體材料,就取消現代汽車在美稅收減免。
上世紀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慘痛教訓猶在,美國為何變本加厲,其目的真是貿易平衡嗎,四國又將如何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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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制裁,早已跳出傳統的農產品、輕工業范疇,精準鎖定半導體、新能源、人工智能這三大核心賽道。
去年美國對中國半導體設備加征的關稅已達 28%,今年進一步提升至 35%,直接導致中國某頭部芯片企業進口設備成本增加近 40 億元,研發進度被迫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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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的是 “連帶制裁”,凡是向中國出口含美國技術的企業,都可能被納入限制名單,這讓荷蘭 ASML、日本東京電子等企業陷入兩難,也間接切斷了部分中國企業的供應鏈。
而對日韓、菲律賓、澳大利亞這四國的 “逼宮”,美國玩的是 “胡蘿卜加大棒” 的老套路,對日本,美國以 “放寬汽車進口限制” 為誘餌,要求其停止與中國合作的氫能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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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韓國,用 “維持同盟關系” 施壓,逼迫其加入美國主導的芯片四方聯盟,禁止向中國出口 14 納米以下光刻機。
對菲律賓,通過增加軍事援助,要求其在南海問題上配合美國,同時不得進口中國的5G設備,對澳大利亞,更是直接以 “取消小麥出口補貼” 相威脅,逼其放棄與中國的自貿協定部分條款。
這種雙重施壓下,四國的反應呈現明顯分化:韓國表面答應加入芯片聯盟,卻悄悄保留了向中國出口成熟制程芯片的渠道。
日本暫停了與中國的氫能源合作,但私下繼續擴大汽車零部件對中國的出口,菲律賓在軍事上向美國靠攏,卻仍維持著與中國的農產品貿易。
澳大利亞則硬著頭皮跟進制裁,導致其煤炭、鐵礦石對華出口量暴跌 30%,經濟損失超百億美元,美國看似強勢的逼宮,實則并未達成 “鐵板一塊” 的效果,反而暴露了其聯盟內部的利益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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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讀懂美國對關稅的偏執,得從它的文明源頭說起。1620 年,“五月花號” 帶著一群清教徒抵達北美,他們不是為了淘金,而是要建立一個 “上帝見證下的理想國”。
這群人簽署的《五月花號公約》,沒有一條法律條文,核心只有 “以上帝之名立約,共守秩序”, 這份公約不是法律文件,卻是美國文明的種子,把 “秩序源于神的認可” 刻進了基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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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早就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里點透,新教倫理徹底改變了美國人的財富觀:它把進天堂的宗教訴求,轉化成了搞事業的世俗準則。勤勉工作、積累財富不再是單純的逐利,而是證明自己 “被上帝揀選” 的證據。
在美國人的認知里,富人不是貪婪的代表,而是 “替上帝管理財富的管家”,窮人則會被默認為 “不夠勤勉、得不到上帝垂青”,甚至暗含道德缺陷的意味,這種 “勤勉即得救” 的信仰,成了美國社會運轉的核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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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稅,從 19 世紀開始就成了守護這份信仰的 “護符”。當時美國工業遠落后于英德,大量廉價工業品涌入美國市場,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勤勉即致富” 的信仰首次遭遇沖擊。
正是特朗普公開崇拜的第25任總統威廉?麥金利,推出了強硬的關稅政策 ,把平均關稅從 38% 提升至近 50%,喊出 “關稅就是保護美國工人” 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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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招立竿見影:此后 20 年,美國鋼鐵產量從全球第四躍升至第一,鐵路里程占滿北美大陸,從 “工業跟班” 變成 “世界工廠”,在幾代美國人的記憶里,高關稅不是貿易保護,而是造就黃金年代的 “神操作”,這份執念也因此代代相傳。
如今美國再舉關稅大棒,本質是這份信仰又一次崩塌,鐵銹地帶的藍領工人每天加班,卻看著工廠外遷、工資十年不漲,只能靠阿片類藥物麻痹自己,這類藥物每年害死的美國人超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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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稱 “全民富裕” 的國家,40% 的家庭拿不出 400 美元應急資金,一場大病就能讓中產家庭破產,最富有的 1% 人群,掌握著全國 1/3 以上的財富,華爾街的金融大佬靠資本游戲日進斗金,踏實工作的人卻在貧困線邊緣掙扎。
當 “勤勉” 換不來 “致富”,當 “上帝的獎賞” 只流向資本,美國人的信仰根基動搖了,而關稅,就成了他們轉移焦慮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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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崛起,恰恰踩中了這場信仰危機的節點。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家,更像一個帶著宗教氣場的 “流量布道者”。
他的集會從不是政策宣講,而是萬人齊呼的狂熱現場:紅色帽子匯成海洋,“讓美國再次偉大” 的口號震耳欲聾,場面和中世紀的宗教游行如出一轍,而他最厲害的話術,就是把所有內部問題,都包裝成 “外部敵人的陰謀”。
特朗普最擅長的,是把復雜的經濟問題簡化成一句能點燃情緒的口號:你的工資沒漲,是中國工人搶了你的崗位,你的房貸還不上,是中國企業搞 “不公平競爭”;你的孩子找不到工作,是中國搶走了美國的產業。
他從不提華爾街的資本炒作、政府的產業政策失誤,只把中國塑造成 “一切不幸的根源”,用這種簡單直接的歸因,給焦慮的美國人注入 “精神安慰劑”,這種 “找外部替罪羊” 的套路,其實是美國的歷史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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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 30 年代大蕭條,美國把危機歸咎于 “外國商品沖擊”,推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 2 萬多種商品加征高額關稅,直接引發全球貿易戰:加拿大立刻對美國農產品加稅 30%,歐洲對美國鋼鐵設下禁令,日本停止進口美國汽車。
三年間全球貿易量暴跌 50%,美國本土企業倒閉超 10 萬家,失業率從 300 萬飆升至 1300 萬,本就嚴重的大蕭條雪上加霜。歷史早已證明,這種轉移矛盾的方式,最終只會引火燒身。
如今特朗普的追隨者,還在重復這套邏輯,他們對著選民喊 “關稅能把產業搬回美國”,卻絕口不提美國制造業成本高、工人技能不匹配的現實 ,即便加征關稅,很多美國企業還是選擇把工廠遷到東南亞,而非回流本土。
他們宣稱 “制裁能遏制中國發展”,卻無視中國新能源、半導體產業在制裁中加速自主創新的事實。
2024 年中國新能源汽車出口量同比增長 45%,自主研發的 28 納米芯片量產率已達 80%。關稅戰沒能達到預期效果,卻成了特朗普們維系支持率的 “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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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所以急著逼四國選邊站隊,核心是想構建 “對華包圍圈”,用關稅和貿易壁壘阻斷中國與全球市場的聯系。
但這種做法,本質是對自身競爭力下滑的焦慮, 過去美國靠技術優勢、美元霸權就能掌控全球產業鏈,如今中國在多個領域實現突破,美國無法再靠正常競爭維持優勢,就只能用關稅這種非市場手段 “卡脖子”。
從數據就能看出美國的底氣不足:2024 年中美貿易額雖然同比下降 8%,但中國對美出口的機電產品占比仍高達 56%,美國市場根本離不開中國的中低端制造業產品。
而美國對華出口的農產品、能源產品,卻因為關稅被中國的替代市場擠壓, 巴西的大豆、俄羅斯的天然氣,正在快速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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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征的關稅,最終大多轉嫁到了本土消費者身上,2024年美國 CPI 中,“中國相關商品” 的漲幅高達 7.2%,普通家庭每年多支出近 2000 美元。
那些被逼迫的國家,更清楚 “選邊站隊” 的風險,韓國的半導體產業,30% 的市場在中國,若真的斷絕合作,三星、SK 海力士將損失超百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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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汽車零部件企業,50% 的出口目的地是中國,放棄中國市場就意味著大量工廠倒閉,菲律賓的熱帶水果,80% 靠出口中國,一旦失去這個市場,農民將血本無歸。
所以這些國家表面上對美國 “點頭哈腰”,暗地里卻都在留后路,這種 “陽奉陰違”,也讓美國的包圍圈布滿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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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的應對,恰恰戳中了美國的軟肋,我們沒有跟風打關稅戰,而是擴大內需市場,同時加強與東盟、中東的合作,2024 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突破 6 萬億美元,同比增長 12%,東盟已超越美國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
我們加速自主創新,在半導體、新能源等領域突破技術壁壘,讓美國的制裁越來越難奏效,這種 “以靜制動、以柔克剛” 的策略,既守住了貿易利益,也贏得了更多國家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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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美國的關稅戰從來不是經濟賬,而是 “精神維穩賬”, 用外部沖突掩蓋內部信仰崩塌的真相,用對中國的敵意縫合社會撕裂。但歷史早已證明,靠關稅保護換不來長久發展,靠逼迫盟友站隊也建不起真正的聯盟。
當美國沉迷于 “找替罪羊” 的游戲時,中國正在靠開放、創新和合作,贏得更廣闊的未來,看懂這場關稅戰背后的信仰邏輯,不僅能明白美國的 “迷之操作”,更能看清全球格局的走向,這或許就是我們解讀國際博弈,最有價值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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