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死不悔改，二次致函192國，稱中國錯了，要古特雷斯主持公道

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公開叫囂“臺海有事即日本有事”，以“存亡危機事態”之名，首次將武力介入臺海的可能性擺上臺面。

僅一句話，便將戰后日本所立下的所有“和平承諾”撕得粉碎。28天內，中日雙方四次交鋒，文件往返聯合國秘書處，外交言辭不斷升級。

12月4日，據共同社消息，日本第二次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拋出所謂“中國誤解日本立場”的說辭，并將信件分發至全體192個聯合國會員國，企圖倒打一耙，把自己包裝成“誤解受害者”。

這種顛倒黑白的表演，在國際舞臺上并不罕見，但像日本這樣執意沖撞戰后秩序底線的人，卻越來越少了。

這不是一次外交摩擦，而是日本右翼勢力有預謀、有計劃的戰略試探。高市早苗的表態不是口誤，不是即興，而是日本保守政權推動“和平憲法”實質廢除的重要突破口。

她深知，臺海問題是東亞安全的高壓線，一旦日本獲得“合法干預”的輿論突破，那么戰后束縛日本軍事擴張的所有法律和道義枷鎖都將不攻自破。

中方的回應并不含糊。11月21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直接致函古特雷斯，點名高市言論嚴重違背《聯合國憲章》，明確警告：若日方軍事介入臺海，中國將行使自衛權。

此信被聯合國作為正式文件發往所有193個會員國，份量不容小覷。日本方面在11月24日倉促作出回應，山崎和之的措辭依舊拿“專守防衛”當遮羞布，卻對高市所提“存亡危機事態”避而不談。

問題的核心恰恰就在這里。日本所謂“專守防衛”早已在其自身立法中被架空。2015年安倍政府強行通過的新安保法案，首次將“集體自衛權”寫入國內法，并設定“存亡危機事態”這一模糊彈性條款。

只要日本政府主觀認定“與日本關系密切的國家受到攻擊”，即使本土未遭侵襲，也可出兵參戰。高市早苗將臺灣納入“關系密切國家”范疇，并暗示可能派遣自衛隊軍艦前往“協防”，這不是在守，而是在為進攻搭臺唱戲。

日本當然明白這一邏輯漏洞難以自圓其說，因此在12月4日的第二封信中，山崎和之換了種說法，不再提“專守防衛”的實質內涵，而是將矛頭指向中國，稱中方“誤解日本意圖”，甚至要求聯合國出面“主持公道”。

這不是解釋，而是挑釁。一個戰敗國，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中仍被列為“敵國”的國家，何來資格要求聯合國為其擴軍辯護？

更荒唐的是，日本在信中反復強調其“立場未變”，卻始終回避一個關鍵承諾——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并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關于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

五十年來，日本從未正式推翻這一立場，卻在實際行動中步步后撤。先是默許美國對臺軍售，再是自身松綁武器出口禁令，如今更要在臺海問題上直接出頭，明面上說“立場未變”，實際上步步試探底線。

中方的外交反駁沒有使用任何模糊語匯。12月1日，傅聰再次致函聯合國，直指日方“回避核心問題”，質問所謂“一貫立場”究竟為何物，并援引《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明確指出臺灣戰后歸還中國的法理基礎。

中國并未將此爭端僅限于雙邊口水戰，而是借助聯合國框架，把戰后國際秩序與聯合國憲章的權威性擺上臺面。這不僅是一次針鋒相對的法理交鋒，也是對日本試圖重塑地區安全格局的堅決封堵。

而日本這場外交操作的背后，是其右翼勢力多年謀劃的戰略布局。自安倍晉三以來，日本連續十三年提升防衛預算。

2025財年已達創紀錄的7.95萬億日元；“無核三原則”被不斷松動，武器出口禁令逐步放開，甚至已經與美國簽訂聯合開發導彈協定。

高市早苗本人早在擔任總務大臣時，就屢次參拜靖國神社，其政治立場早已不是“保守”，而是徹頭徹尾的右翼軍國主義復辟傾向。

東京試圖通過“臺海有事”構建一個新的合法性框架，將自身軍事擴張包裝為“地區穩定的守護者”角色。

而一旦這一敘事被國際社會部分接受，日本便可在不修改憲法的前提下，實現實際意義上的“軍隊解禁”。這不僅是對中方主權的挑戰，更是對整個東亞安全結構的顛覆。

國際社會的反應雖未形成統一戰線，但已有明顯傾向。聯合國秘書長雖未直接表態，但其發言人明確指出“應通過對話緩解緊張”，顯然對日本的不負責任言論持保留態度。

俄羅斯、朝鮮、韓國、馬來西亞等國相繼發聲，直指日本右翼政客“玩火自焚”。甚至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在私下通話中警告高市早苗“不要過度挑釁”，擔心局勢失控。

在日本國內，反對聲音同樣不容忽視。東京街頭抗議不斷，民眾聚集首相官邸要求高市辭職。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更是罕見發聲，直言其言論“危險至極”。

一項12月初的民調顯示，高市內閣支持率已跌至34%，創下歷史新低。日本社會并非鐵板一塊，許多民眾對再次走上戰爭道路的可能性感到深深不安。

面對日本的步步緊逼，中方并未止步于外交抗議，而是在法律戰與話語戰全面反擊。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雖然久未啟用，但在當前背景下再次被激活。

第53條、77條、107條明確指出，如戰敗國再次挑戰戰后秩序，反法西斯同盟國有權采取軍事行動，無需聯合國安理會授權。

日本試圖以1995年聯大建議刪除“敵國條款”的決議為借口淡化其戰敗國身份，然而該決議并無法律效力，無法改變憲章原文。

換言之，日本一旦越界，其行為將被視為對全體聯合國會員國的挑戰。更危險的是，日本正試圖將中國內政問題“國際化”，把一場應由兩岸自行解決的事務包裝成“全球安全議題”。

這種話術的背后，是對中國主權的否定，是對臺海局勢的有意激化。日方宣稱“臺海和平關乎日本與國際社會穩定”，本質上是為外部勢力介入制造輿論合法性。

從法理上講，這是對《中日聯合聲明》的背叛；從戰略上看，這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實質威脅。日本的算盤打得精，但現實并不站在它這一邊。

中方已經在東海、臺海加強空中巡邏和海上部署，必要時不排除采取經濟反制措施，如限制對日稀土出口。

更長遠來看，若日本繼續偏離戰后承諾，不僅可能觸發亞洲新一輪軍備競賽，也可能在未來被徹底邊緣化于東亞安全框架之外。

美國的戰略模糊性、臺灣地區下一任領導人的對日態度、日本國內政局的變動，都是決定事態下一階段走向的關鍵變量。

但無論如何，中方在這一輪交鋒中已經明確表態，不容任何外部勢力以任何方式，干預臺海事務。這一底線，寫在憲法中，寫在聯合國憲章中，更寫在14億中國人民的共識中。

當日本假借“主持公道”之名，行重走軍國主義之實，其命運早已寫在歷史的回聲里。國際社會可以寬容，但不會失憶；中國可以克制，但絕不退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