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少見及時雨，從來不缺馬后炮

文|幸福娃

記得有句很現實的一句話：“世間少見及時雨，從來不缺馬后炮。”

生活就是這樣，你犯難的時候，一個個都躲得遠遠的，事過去了，罪也受了，苦也吃了，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全來了，當初你要是那樣就好了，當初你要是這樣就好了，他們好像什么都明白。

我們尋常過日子，誰不盼著那“及時雨”呢？這雨，不單是天上的雨，更是人間的情。

是你困頓時的援手，迷茫時的一句點撥，孤寂時的一份懂得。它須是恰好的，不早不晚，不多不少。

早了，人還未覺出渴來；晚了，那焦渴的心田怕已龜裂；多了，成了負擔；少了，又解不得真正的急。

這“恰好”二字，最是難得，因它背后，是一顆心對另一顆心細致的體察與無言的承擔。

可這般細致，這般承擔，人世間終究是稀罕的。不是人心皆硬，而是各人有各人的風雨，自顧尚且不暇，能勻出一份心力，恰好落在他人最需要的時分與分寸上，幾近于一種奇跡了。

故而“及時雨”之少，原不必苛責，這本是世間的常情。好比《道德經》里說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天地運行，本無偏私的仁愛；人間情分，也多順著各自的緣法與境遇流轉，強求不來的。

我們感念那罕有的“及時雨”，是因它突破了這人情常理的“不仁”，閃出一星半點主動的、體恤的光輝來。這光輝，才格外叫人珍惜。

那“馬后炮”呢，卻實在太多了些。事情過了，塵埃落定了，那議論、評判、指點，便如夏日的蚊蚋，嗡嗡地圍攏來。

“我早說了吧”、“若是當初聽我的”、“你看，果然如此”。

這些話，聽起來總是對的，因它架在既成事實的鐵案上，怎么說怎么有理。

它無需費力，無需擔當，更無需那“恰好”的智慧與勇氣。它只是一種智識上的沾沾自喜，甚或是情感上的撇清與炫耀。

放這“馬后炮”時，人是輕松的，姿態是高的，仿佛凌駕于那已過去的狼狽與掙扎之上。

只可惜，那在雨中濕了衣履的人，此刻需要的已不是對天氣的事后預言，而是一盆炭火，或是一碗熱湯了。

這“馬后炮”盛行的根由，細細想來，倒也有幾分可憐。人總愛尋個“明白”，尋個“確定”。事前看不透，拿不定，那是頂叫人惶惑的。

待事情過了，回頭一看，那因果的線索仿佛清清楚楚，于是忙不迭地描畫出來，好叫自己、也叫旁人覺得，這世事原是明白的，可把握的。

這般舉動，與其說是精明，不如說是一種對生命無常與自身有限的無意識抵抗。

再者，說上幾句漂亮的事后話，既顯得自己高明，又無須付任何代價，這般“好事”，人性里那點虛榮與怠惰，自然是樂得去做的。

然而，這“及時雨”與“馬后炮”的消長，映照出的，實在是我們立身處世的一種根本選擇。

是選擇去做那艱難而可貴的“體察者”與“承擔者”，還是甘于做那輕松而空洞的“評判者”與“清談客”？

前者需將心比心，需沉默的關切，需在最恰當的時機，奉上最實在的溫暖。

這溫暖或許只是一句話，一個眼神，一次默默的陪伴，卻因那“及時”，而有了千鈞的重量。

后者則只需動動唇舌，揮揮衣袖，便能在想象的戰場上，贏得一場又一場廉價的勝利。

我常想，楊絳先生身上，便有一股“及時雨”的風范。她一生經歷的風浪不算少，但文字間從不聞喧囂的事后抱怨，多的卻是對困境中每一絲溫暖的銘記，與對他人不易的深深體諒。

她寫《我們仨》，寫那些最平凡的相守，那在顛沛里一碗熱湯的熨帖，在孤寂中一盞燈火的等待，這都是人間最珍貴的“及時”。

她不說那些“倘若當初”的空話，只將那份在恰當時候給予的、接收的暖意，細細地編織起來，成為渡人過河的舟筏。這或許便是她歷盡滄桑而筆下始終溫潤的緣由吧。

由此觀之，我們做人的修為，或許正可以從這“及時雨”與“馬后炮”的揀選上，窺見一二。

少一些事后的聰明，多一些當下的淳厚。別人的難處，未必都能幫上，但那份“想著”的心意，若能化作一聲關切的詢問，一次耐心的傾聽，便可能是一場心靈的“及時雨”。

而對自己的過往，也少一些懊悔的“馬后炮”，既已發生，便如流水逝去，要緊的是從其中體味出一點人生的實感，作為明天的養分。

廊外的雨，不知何時歇了。天色清潤起來，方才狼狽躲雨的人，也各自散去了。我想，這人世間的風雨，原是不會停的。

但愿我們，在風雨來時，能為自己、也為恰好同行的人，撐開一把小小的傘；在風雨過后，能收起那評說風雨的興致，只默默記取那份潮濕的清涼，或是遺憾的微溫，也就夠了。

真正的懂得，往往不是喧嘩的事后分析，而是風雨交加時，那一份無聲的共在。

這共在的溫暖，雖不能驅散世間所有的雨，卻足以讓趕路的人，心里頭，亮起一盞不滅的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