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億貪腐案后，溫州銀行如何完成五年蛻變？

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的判決落下，溫州銀行原行長吳華長達9年的權力尋租生涯終得嚴懲。作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金融領域職務犯罪典型案例，涉案金額超20億元的吳華案，不僅撕開了金融系統權力尋租的黑幕，更見證了一家地方銀行從腐敗泥潭中艱難突圍、浴火重生的治理樣本。
2010年至2019年，吳華在溫州銀行行長任上的九年間，將授信審批權異化為個人斂財工具。“兩高”通報的細節觸目驚心：一筆5億元的企業貸款，在8%的正常年利率之外，他通過虛假咨詢服務費的名義，額外斬獲1.42億元固定回報，這種“權力變現”的操作成為金融領域腐敗的典型寫照。更令人咋舌的是，其犯罪行為橫跨受賄、挪用公款、違法發放貸款等多項罪名，累計挪用資金5.08億元，違規放貸5.01億元，還違規出具3億元貸款保函，多重違規操作讓銀行淪為個人“提款機”。

腐敗陰影下的溫州銀行，早已危機四伏。彼時該行前十大股東中地產、建筑行業企業占比極高，信貸資源過度集中于周期性行業，埋下巨大風險隱患。2017至2018年，銀行營收下滑8.89%，凈利潤暴跌43.46%，不良貸款率從2016年末的1.45%攀升至2019年末的1.78%，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降至8.53%，逼近監管紅線。2019年6月，監管部門的行政處罰與同年8月吳華被查的通報，正式揭開了這場金融風險的蓋子，也打響了銀行整改的發令槍。

挽救這家瀕臨困境的地方銀行，成為維護區域金融穩定的關鍵。2020年起，溫州銀行啟動了一場涉及資本、股權、治理的全方位變革。資本補充率先破局，兩輪增資擴股累計募集110億元，不僅化解了資本承壓的燃眉之急，更徹底重構了股權結構——引入浙江溫州鹿城農商銀行等19家戰略投資者后，股權結構更趨多元均衡，從根本上改變了此前依賴單一資本方的格局，這與近年來地方國資加碼銀行股權、優化公司治理的行業趨勢高度契合。

管理層“大換血”同步推進。2021年，來自浙江農信系統的陳宏強、邢島分別出任董事長與行長，五位農信系統骨干入駐搭建農信系統骨干入駐搭建新管理團隊，帶來成熟的風險管控經驗。2022年第七屆董事會換屆中，超三分之一成員完成更替，新團隊迅速建立起更為嚴格的內控機制，將意識形態安全與金融安全深度融合，把合規要求嵌入授信審批、貸款發放等全流程，從制度上封堵權力尋租的空間。

治理革新的成效逐步顯現。2019年后，溫州銀行營業收入結束負增長，開啟持續回升態勢。盡管2020至2021年因處置不良資產、計提信用減值導致凈利潤暫時下滑，但隨著風險出清與業務轉型，2023至2024年營收與凈利潤大幅增長，徹底扭轉頹勢。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銀行總資產突破5000億元，較2019年末實現翻倍增長，在溫州本地存貸款市場占有率分別升至7.78%和5%，穩居區域銀行業前列。

業務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成為轉型關鍵。溫州銀行跳出此前依賴地產、建筑行業的單一布局，將目光投向新質生產力領域，構建起以科創金融為核心的特色業務體系。通過聯合政府部門編制科創指數評價體系，將企業創新能力轉化為融資“通行證”，截至2025年3月末，“科創指數貸”余額已達10.81億元，惠及331家科技企業。從為自動化閥門企業提供千萬元信用貸款，到支持無人機企業技術攻關，再到助力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金融資源正源源不斷流向實體經濟的關鍵領域。

與此同時，異地擴張戰略成效顯著。在上海、杭州、寧波等10地設立的異地分行，成為業績增長的重要引擎，既分散了區域風險，又拓展了業務邊界，形成“立足溫州、輻射浙江、面向長三角”的服務網絡。新管理團隊搭建的“一中心、一機構、多團隊”科創金融服務體系，通過科創金融服務中心、專營支行與專業服務團的聯動，有效破解了科技企業融資中的信息不對稱難題。

溫州銀行的重生之路，既是一場金融反腐的正義實踐，也是一次公司治理的深刻變革。從吳華案暴露的“關鍵少數”權力失控、內控失效等問題，到如今構建起“黨建引領、國資賦能、合規筑基、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這家銀行的轉型軌跡，為防范化解中小銀行風險提供了寶貴經驗。正如“兩高”發布典型案例的初衷，嚴懲金融腐敗不是終點，而是以司法震懾推動行業生態凈化、筑牢金融安全防線的起點。

如今的溫州銀行，以5000億元總資產的規模實現華麗轉身，用業績增長印證了“刮骨療毒”的勇氣與成效。這場跨越五年的救贖之路證明：金融機構唯有堅守合規底線，完善公司治理，將金融資源真正服務于實體經濟，才能在市場浪潮中行穩致遠。而吳華案留下的警示，也將持續鞭策金融行業——權力不可濫用，底線不可逾越，任何妄圖以權謀私、觸碰金融安全紅線的行為，終將受到法律的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