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之：一代繁華、滿朝君子與封建時代的生命失格——讀《蘇東坡時代》札記

天有際，思無涯。

一代繁華、滿朝君子與封建時代的生命失格

——讀《蘇東坡時代》札記

溥之

都說太祖有詔不殺讀書人，但獄中的東坡是真有過赴死的絕望；又雖說東坡官聲文名當時已然冠絕海內，但神宗詔獄，一張兩寸寬紙條，地方大員即刻械枷上路。“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蘇軾《獄中寄子由》）這是東坡自況實錄。可見，不要高估儒家王朝與士大夫共治的成色。

實際上，從傳說中的三代禪讓到流血漂杵的湯武革命，從周制封建到秦制郡縣，不論是禹夏之變，還是殷周之變、周秦之變，其間有一個始終不變之趨勢，即東方政治共和性的代衰代弱，且漢魏隋唐一如既往、愈演愈烈，皇權經由宋元明清逐漸實現絕對的大一統。周制時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北山》）的理想，最終在秦制官僚帝國晚期得以真正實現。封建時代，一神的歷史沖動在東方被完整地餞行于世俗權力，從而不僅改土歸流以致方國土司一息不存，諸侯、豪族、士大夫也都最后被完全降解。絕對的專制對應著全社會的費拉化，皇權一元對應著個體的原子化，不僅“與王侯共有、與豪族共享、與士大夫共治”說法不成立，連“皇權不下鄉”（如費孝通《鄉土重建.基層行政的僵化》）這種觀點也是學者們的一廂情愿。權力集中、皇權專制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共和的消亡史，而絕對權力宰制的帝國、純粹專制架構的盛世，本質上不過是貴族的墳場、平民的監獄。實際上，到封建晚期，法家里子的儒家王朝，其社會元氣、生氣、創造力和自新力幾乎完全窒息、統統死火——“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己亥雜詩》）。是為龔定庵輩之所痛。兩千年帝制將各色貴族的身份特權和底層生齒的基本權利逐步逐級收歸成一元皇統，而辛亥革命巨大、甚至唯一的意義就在于，將這一元皇權虛化后鑄成國民憲法。惜乎虛君立憲的光榮一躍，掉頭就栽了跟斗，被迫救亡御侮又隨之而來。內憂外患中幸有底層崛起、革命云興，方得人民做主、再造共和。而所謂“中國文化造極于天水一朝”（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序》），也只是專制、共和此升彼降的大歷史過程中，在唐宋豪族衰落而小農士紳活躍、武夫明夷而文官榮晉的這個檔口，士大夫以新儒家面貌重光了一下人道、民本、淑世等先秦的原始儒家精神。是為宋代知識分子活動與宋學興起的文明背景。

孔見 《蘇東坡時代》

大歷史車轍上，新儒學——即宋明理學也很快半推半就地與皇權合體，并迅速政治意識形態化，全方位找角度為封建文化專制、權力集中張本。有宋一代，士大夫縱有高漲的天下家國的大我情懷，終歸還是杜鵑啼血、萇弘化碧——“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元·高明《琵琶記》）。這是共和代衰主線上的歷史結構性、趨勢性的矛盾。東坡生命最后的哀挽，非但不圓融超邁，反而倍加落寞寂寥——“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蘇軾《儋耳》）。筆者曾寫過《賦到滄桑：文化的暮年與投荒》（《讀書》，2020年第6期）一文專門談這個問題。孔見先生，當然知道宋代朝局的復雜和政爭的殘酷，進退升貶、生殺榮辱，不過官家隨意撥弄的心意而已。然而他為什么還特意將丁酉榜前后三十年的帝國往事剪裁出來表彰一番呢？孔見善于講故事，尤長于抒情，難道是想通過他獨特的詩化語言，制作一部好讀好賣的讀物嗎？我知道，孔見先生肯定不屑于只是為當下讀者提供一個情緒價值的東西。那么，他究竟有何抱負，或者要寄托什么心事呢？我通過檢索統計、詞頻分析，似乎發現了個中消息。一輩子出處與共的蘇轍，其名諱（含子由）在《蘇東坡時代》（海南出版社，2024）全書出現不足一百三十次，而二程兄弟則近三百。被東坡譏嘲為“鏖糟陂”老冬烘的程頤（《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一），在蘇軾生平中的地位遠無如此權重。所謂“在茲念茲，念茲在茲”，我認為，強化蜀洛之爭，正攸關孔見之用心，即旨在探討、重塑華夏君子文化和中國儒家道統。他被本書打斷的《窮盡生命的可能》據說即集矢于此。孔見選取這個主題的目的，或曰著文禮贊東坡那個時代的目的，我想，他正是要為一個讀書人還在鞺鞺鞳鞳地主張“先憂后樂”（范仲淹《岳陽樓記》）“不畏浮云”（王安石《登飛來峰》）的時代、主張“為天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張載《橫渠語錄》）的時代，獻上他的一脈心香、幾許期望。他原話如是說：“生命失格的時代，人們衣冠楚楚、錦衣玉食……作為作者的我，在書中不自禁地為宋代士子唱起了頌歌。這種頌歌也可理解為對生命失格的封建時代的批判。”（孔見《 <蘇東坡時代> 寫作隨想》）

蘇東坡

黃巢落第后，發誓要“我花開后百花殺”“滿城盡帶黃金甲”（《不第后賦菊》），結果也真地讓“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韋莊《秦婦吟》）。二十年后的一個春社，朱溫設宴醉縊九名李家皇子，并殘酷地拋尸九曲池（《舊唐書.哀帝本紀》），接著在白馬驛誅盡朝臣，再快活地拋尸黃河：“此輩謂清流，宜投于黃河，永為濁流。”（《舊五代史·梁書·李振傳》）單曲循環的“華亭鶴唳”慘劇，傳到退隱江西老家的鄭谷耳中后，詩人顫抖地寫下絕句《黯然》，最后兩句是:“屈指故人能幾許，月明花好更悲涼。”誠然，與唐末五代殘猜刻毒相比，宋仁宗趙禎寬仁恭儉、愛民恤物，兩宮太后摘下御前金蓮燈派人送東坡歸院等等，這些花也好、月也圓的橋段，看上去確實帝君篤厚溫情、君臣休戚與共。然官家名器、皇權禁臠，豈會真是這等色調的故事耶？君不見，終仁、英、神、哲、徽五帝，東坡終未拜相不說，宦游“團團如磨牛”，還一羈三竄、垂老投荒；君不見，東坡仙去的二十六年后，靖康趙宋之汴梁遽成永嘉司馬之洛邑。九鼎二尊牽首北，三宮六院折釵亡。北宋丙午之恥，豈輸李唐白馬之禍！“恩牛怨李誰家事，白馬清流異代悲。”（錢謙益《吳門送福清公還閩》）所以，與其虛妄地歸咎于“赤馬紅羊”之劫，不如如實地看清封建“皇統一元”之害，共和消弭、專制擴張，才是三千年歷史的總相。晚唐羅隱面對滔滔河水，曾給歷史一個極大的白眼：“三千年后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黃河》）

孔見在“后記”之最后說：“月光溶解不了的事物，是我們內心苦患的根源。”我想，孔見這個“月”，與東坡“明月幾時有”的“月”、鄭谷“月明花好”的“月”，以及高明“將心向明月”的“月”，應該是同一個“月”。

原載《讀書》雜志二〇二五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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