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盧比匯率創新低：美印貿易協定的“高預期，低變現”

12月1日，印度盧比兌美元匯率創下歷史新低，令剛在幾天前因遠超預期GDP增速而狂喜的印度朝野措手不及，也不僅讓人更加懷疑美印貿易協定談判究竟進展如何。

破位下行的盧比匯率

12月1日，印度盧比兌美元匯率跌至89.7575，跌破了約兩周前創下的89.49的歷史低點。

此次下跌發生在印度公布截至9月的財政季度GDP增速高達遠超預期的8.2%之后，不免讓人大跌眼鏡。

《印度時報》對此不免辛酸，“如果盧比會說話，它一定會請假休息一年，因為2025年盧比是如假包換的全亞洲最差貨幣——1947年獨立之初1美元才能兌換4.16盧比，如今匯率卻已直逼1：90大關，2025年一年內盧比兌美元匯率下跌了4.3%，是今年亞洲表現最糟糕的貨幣，在全球最差貨幣中也名列前茅”。

2022年印度盧比兌美元匯率也曾出現一次大跌，當時主要是因為烏克蘭戰爭的影響，因為西方社會對俄羅斯實施制裁，而印度石油進口依存度高達90%，市場當時擔心其將深受俄羅斯石油出口禁令的影響。

然而這一次，人們更多將匯率下跌歸咎于政治和外交因素，在他們看來，印度和美國多次宣稱“印美貿易協定達成在即”，結果卻一再“跳票”，這讓人不免擔心“特朗普關稅”將持續對印度陰魂不散，加上美國不斷施壓要求印度減少對俄石油進口，以及大量外國投資從印度凈流出（根據印度央行數據，2025財年印度凈外國直接投資FDI同比暴跌96.5%，從上一財年的近100億美元降至3.53億美元，創下歷史新低）所致，市場普遍將這些因素歸結為“與印美貿易關系中充斥不確定性”高度有關。

分析家們相信，當前盧比匯率下滑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盧比匯率暴跌趨勢和印美間貿易緊張局勢緊密相關，“因為此刻印美之間存在貿易問題，當前盧比下跌的狀況非常具體地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特征，即印美間存在貿易問題，這正影響著印度經常賬戶赤字及資本流動情況，因為FDI已轉為負值，這意味著由資本流動所支撐的印度貿易逆差和經常賬戶赤字正逐漸喪失資金來源，無法像以前那樣得到充分融資”，正因如此，儲備金才會受到影響，一但儲備金受到影響，人們預期盧比貶值，而一旦盧比果真貶值，人們就會從印度抽離更多資金，從而形成“多殺多”的惡性循環。

專家們指出，直到今年5月盧比匯率的下滑趨勢仍較穩健，但7月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公布了遠超印方預期的、對印度進口俄羅斯石油十分嚴厲的反制措施，從而徹底打破了印度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美國在亞洲國家中對印度從俄羅斯進口石油特別網開一面”，乃至“因為印度強大和莫迪有面子特朗普會對印區別對待”的光環，令印度市場情緒急轉直下；8月，美國宣布對大部分印度輸美產品追加50%關稅，這幾乎是對亞洲各國最高水平的“特朗普關稅”，此舉不但令印度經濟利益受損，更進一步重創了印度朝野和市場對“印美特殊關系”原本盲目樂觀的市場預期；9月，特朗普下令大幅收緊H-1B簽證政策并為H-1B簽證漲價，印度再次成為這一政策改變的重災區。所有這些都令印度盧比匯率如倒栽蔥一般俯沖下墜。

盡管如此，市場人士仍強調“不可忽視純市場印度的作用”。他們指出，美國的高關稅，虛高的股票估值，對投資和經營收益的憂慮和對一貫“花好桃好”卻很少有人真實感受到的經濟增長數據越來越多的懷疑，都促使投資者不斷拋售手中印度資產，轉而增持美元，這自然會導致盧比需求的不斷降低，和盧比匯率的“水落船低”。

分析家們認為，印度央行年內曾多次強勢干預匯率，尤其2月和10月兩次不惜工本，但自11月21日1：88.80的盧比兌美元大關岌岌可危后，央行似乎已轉而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彭博社估計，僅自7月以來，印度央行為穩定盧比匯率就已砸出至少300億美元，卻收效寥寥，長此以往，央行也確實力不從心，盡管印度外儲仍高達6930億美元，高居世界前列，但再厚實的家底也經不起一直拿金塊往水里砸。

去年底，主張“克制干預的馬爾霍特拉（Sanjay Malhotra）接替主張積極干預的達斯（Shaktikanta Das）出任央行行長，這進一步削弱了市場對印度愿意繼續不惜工本死守1：88.8兌美元匯率底線決心的信心。

摩根大通（J.P. Morgan）日前報告試圖讓市場相信，在當前的宏觀經濟環境下，“適度”的盧比貶值“既不可避免，也合乎情理”。但他們同時也承認，在印美貿易協定遲遲無法達成的情況下，盧比匯率就“必須承擔更大的抵消作用“。

自己畫的餅含淚也要吃下去

然而，正是印度自2025年以來一而再、再而三釋放“美印貿易協定談成在即”的樂觀預期，卻又一而再、再而三未能兌現，讓印度市場和匯率一同飽受殃魚之禍。

印度和美國正在同時進行兩項談判——一項是關于解決關稅問題的框架貿易協議，另一項是關于全面的貿易協議。2-3周前，印度政府高層密集釋放“印美貿易談判獲得重大進展”喜訊，并得到特朗普“取得進展、明年內有望訪印”說法的遙相呼應。最新一次是在11月29日，印度商務部長阿格拉瓦爾（Parag Agrawal）在印度工商聯合會（FICCI）年度大會上重申“盡管近期全球貿易形勢發生了變化，但（印美貿易）談判已取得實質性進展”，樂觀預期“對年內達成協議非常樂觀”，盡管即便年內達成協議也已遠遲于原定今年秋季之前達成協議的計劃，但這位部長“我們已經接近達成一致，大部分問題都已解決。現在只是時間問題，也就是說，兩國需要找到合適的時機宣布這一決定”。如此高級別官員，如此言之鑿鑿，即便對“印度誠信”再無信任度者也不免會產生“這回大概可以相信一次”的感覺——或者套用阿格拉瓦爾部長的原話，“我認為我們正處于一個可以說‘我們可在很短時間內取得成果’的階段”。甚至不僅臨時協議，即便永久性的協議也僅僅需要“稍稍多等一段時間”。

如前所述，事實上自下半年以來特朗普就不斷在關稅問題上對印度痛下殺手，尤其8月1日起短短幾天內先后兩次對印追加25%關稅，與印度官方自2月起不斷渲染的“美印關稅協定達成在即，一旦達成印度將實現至2030年將雙邊貿易額從當前的1910億美元提升至5000億美元（翻一番有余）的目標（該目標是今年莫迪訪美時提出的）”形成鮮明反差。

2-3周前起的這一輪“暖風對吹”曾一度燃起人們的希望，認為對印度出口商品征收的高達50%的關稅很快就會降低，但最終協議至今尚未達成。

盧比的疲軟行情已使其40種貨幣實際有效匯率（衡量競爭力的指標）跌至低估區間。根據央行數據，截至10月底，該指標為97.47。低于100表明該貨幣相對于其貿易伙伴的貨幣被低估。上個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印度的外匯框架重新歸類為“爬行式安排”（crawl-like arrangement），并指出“盡管今年匯率雙向波動加劇，但仍有進一步調整的空間”。

美印貿易談判的“高預期、低變現”已深刻影響到印度股市：盡管綜合指數Nifty 50創下歷史新高，但代表印度近年來最受關注的高科技產業的Nifty IT指數卻在今年內暴跌了13%，較峰值更是下跌逾20%。

印度是高度依賴進口的經濟體，匯率的重挫將令印度至關重要的進口能力急遽萎縮；不僅如此，印美貿易談判的“高預期、低變現”反差已重挫莫迪急欲提振的印度制造業水平：印度官方數據顯示，11月印度PMI從10月的59.2大幅回落至56.6，跌至9個月低點，人們普遍相信，“特朗普關稅”正重創印度制造業。

一言以蔽之，印美貿易談判的僵局正令印度經濟前景蒙上陰影，而印度官方一力促成的“高預期、低變現”則放大了這一隱患。

但那有能如何？自己畫的餅，含淚也要自己吃下去。

向中國學習？

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失望越多，抱怨和愿景同樣也會變多。

11月30日，印度外長蘇杰生（S Jaishankar）在加爾各答印度管理學院（IIM-Calcutta）接受榮譽博士學位后發表演講，指責美國“不斷在貿易談判中設立激進的新交往條件”，對此，鑒于當今時代政治日益“凌駕于”經濟之上。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國家必須不斷實現供應來源多元化，以保障自身需求。

在他看來，“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現代體系的維護者，如今卻制定了全新的交往規則。它采取的方式是與各國進行一對一的談判”，對此最為適應的國家是中國，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按照自己的規則行事”，現在依然如此，而在相同情況下“其他國家不清楚應該關注的是顯而易見的競爭，還是貫穿其中的權衡和諒解”，因此不免吃虧，因此“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今天正努力制定新的貿易安排，并推動新的互聯互通舉措，我們的計劃將基于戰略和經濟兩方面的考量”。剔除司空見慣的、對“將來愿景”的宏觀敘事，“模仿中國模式和美國一對一打交道”的用意昭然若揭，“竭力與其它經濟體達成協議以分散風險”的企圖也十分明顯。

11月27日，近年來陷入谷底的印度-加拿大貿易關系峰回路轉，一度擱淺的印加貿易協定談判宣布獲得實質性突破，于此同時，印度也在竭力恢復和發展與其它重要經濟體和貿易地區的雙邊經貿關系。

然而所有這一切都很難低效印美貿易協定談判一再“跳票”帶來的負面效應：印度的經濟、貿易和金融結構注定其對美國相關方面的嚴重依賴，因此印方恐還會在印美貿易談判過程中一面努力畫餅，一面竭力咽下畫砸了的大餅。

英國《金融時報》對此諷刺“印度之期待印美貿易協定一如在玩《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愛爾蘭-法國現代主義劇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兩墓荒誕悲喜劇）”——然而奇貨可居下“特朗普的戈多”不定何時才來，印度恐怕還得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