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每多生一娃，死亡風險會降低4%？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男性每多生一娃，死亡風險會降低4%？秦始皇要是生25個孩子不早就贏麻了

文|大 何

今天來看幾個新聞，給大家搓一個絲滑小連招。

第一則新聞，來自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孫點劍團隊，12年的時間完成了一個基于中國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項目，

得出了一個讓人眼前一亮結論——男性每增加一個子女死亡風險降低4%，女性生育3~4個孩子死亡風險最低。

只能說科學真是要與時俱進，因為前兩年還說的是，生兩個最有利于長壽。

進一步研究發現：無子女者面臨更高的精神疾病、心血管疾病風險，患有慢性病的無子女男性和女性死亡風險分別比有子女者高37%和27%。

但子女數量并非越多越好，女性每多生一個，乳腺癌風險降低18%，但膽石癥風險增加4%。

從死亡率看，男性患者每多一個孩子，死亡風險降低4%。

而女性生育3到4個子女死亡風險最低。

這個研究，來自抽樣，基于51萬余名30~79歲中國成人數據。

數據是真的我絕對認可，但是我有一個疑惑，就是之前多年中國實行普遍的計劃生育，多數家庭只能生一個孩子，他們哪里找的同等數量規模同等條件的對比樣本？

另外一個自然而然的疑問是：

這種“生育帶來長壽”的關聯，其箭頭指向真的是單向的嗎？有沒有可能，是健康狀況這個“因”，同時影響了“生育數量”和“壽命”這兩個“果”？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一個有能力、有條件生育并撫養三四個孩子的女性，她的身體機能和健康基礎，在育齡階段大概率是相當不錯的。

畢竟，對于健康狀況不佳的女性而言，每一次生育都可能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因此，不是生育讓她們變得更健康長壽，而很可能是她們本就擁有更健康長壽的潛質，這種潛質讓她們有能力去生育更多的孩子。

這就形成了一種“幸存者偏差”——研究觀察到的，可能恰恰是那些身體足夠好，才能生養多個孩子的群體。

將相關性誤讀為因果性，是解讀數據時最容易掉入的陷阱。

同樣的數據，通過不同的視角解讀，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這并非啥不可能的事。

古代人不熬夜玩手機，平均壽命30+；現代人經常熬夜玩手機，平均壽命70+，

所以得出結論，熬夜玩手機有助于延長壽命？

家里有勞斯萊斯的人普遍平均壽命更高，猝死在工位上的概率更低，所以勞斯萊斯可以延年益壽？

相關性和因果性是兩碼事，混淆這兩個東西的結論一律當做樂子看待就行。

我想說的是，一項嚴謹的科學研究，在傳播過程中很容易被簡化、標簽化，從而引發誤讀。

尤其是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中，任何關于生育的討論都異常敏感。

這類研究結論的出現和傳播，它究竟是在陳述一個客觀的科學發現，還是在不經意間，迎合了某種社會期望，變成了一篇服務于特定議題的“說明文”？

我想，保持獨立的思考和審慎的質疑，或許比輕易接受任何結論都更為重要。

第二則新聞是避孕藥品和用具可能要漲價了，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其實，所謂“避孕藥品和用具”，前幾年的時候還有一個別名，叫做計生用品。

顧名思義，是因為其核心使命是服務于“計劃生育”這項國策。

因此，過去的增值稅免稅政策，本質上是一種國家層面的補貼，意在鼓勵和普及使用，以確保人口控制目標的順利達成。

那個年代的集體記憶，常常是被動地參與宣傳，甚至是無可奈何地接受安排。

然而，時代終究是不同了。

當年的“被動”早已被今天的“主動”所取代。

主動避孕、自主選擇生育與否，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

在這樣的背景下，曾經為了“控制”而設的免稅政策，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尤其是在今天我們極力呼吁提振生育率的大環境下，繼續用財政的錢去補貼一種與大方向相悖的行為，邏輯上確實說不通了。

所以，取消免稅，恢復征稅，是政策的必然轉向，也是鼓勵生育這盤大棋中的一步明棋。

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這無疑是“正確”的一步。

哪怕只是微小的價格提升，對財政收入是正向的；

而如果真有人因此放棄使用，或許還能帶來一些意料之外的懷孕增量，對人口目標同樣是正向的。這談不上是雪中送炭，但確實是一種姿態和導向。

然而，當我們把視角從宏觀的政策轉向微觀的市場時，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事情：

一個主打“持久”的產品，在市場上卻率先顯露出了“疲軟”的跡象。

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數據對比：

中國市場避孕套的銷售額去年是156億人民幣，同比下降17%，相較2019年的高點，更是萎縮了1/4以上；

同期中國市場情趣用品的銷售額增長卻高到離譜，每年穩定增長15%，去年交易額接近2000億人民幣，比起2019年翻了個倍。

如果單看避孕套銷量的下滑，我們或許會輕易得出“當代人性蕭條”的結論。

但兩組數據放在一起，我們會發現，欲望其實并未消散，只是滿足它的方式，正悄然從兩個人轉向一個人。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年輕人不愿結婚的性質，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

我感覺，以2022年為界，初婚人數下降的邏輯已然不同。

在此之前，年輕人不結婚的核心矛盾，更多是“結不起”。

由房價飆升和教育內卷共同催生的巨額婚育成本，如同一座座大山，沉重地壓在每一個普通家庭的身上。這是一種源于外部巨大壓力的被動選擇，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這是一種源于外部成本壓力的被動選擇。

而2022年之后，矛盾的核心正轉向“不想結”。

近兩年，資產價格有所回落（比較委婉的說法），部分教育資源也不再那么緊俏，但年輕人對婚姻的熱情卻絲毫未見回暖，甚至在去年創下了十年來的最大跌幅。

這說明，在經濟增速放緩和對未來預期轉弱的大背景下，曾經被視為客觀障礙的外部問題，已經內化為一種主觀意愿上的不愿意。

不是不能，而是不想。

因為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更無法說服一個從心底里就不想上路的人。

以后會怎么樣呢？

那當然是以后再說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