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法蘭最新訪華發聲：西方思維的核心，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

東西方文明中世界觀的差異，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作為現代文明基石的理性主義，如何兼容我們非理性的沖動？

面對高度理性的AI的沖擊，我們如何沖破信息繭房，保持人性尊嚴？

近日，著名歷史學家兼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攜新書《宇宙觀與現代世界》，再度來華交流。

在北京，他與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Max Palevsky榮休講席教授趙鼎新及《宇宙觀與現代世界》譯者秦雨晨，圍繞我們時代的精神地圖展開了關于宇宙觀與東西方文明演變的探討。

在深圳，艾倫則與南方科技大學工學院、商學院雙聘教授馬兆遠，深圳大學刑法學青年學者荀曉雅和秦雨晨一起，以秩序與瘋狂為題，深入探討了百余年來認知范式的演變，以及AI時代之下，我們的教育應做出什么樣的改變。

面對未來，艾倫教授與趙鼎新教授提醒我們“無法預知未來，但我們總會在某個時刻找到出路”；而對年輕人，馬兆遠教授說“我們要告訴年輕人一個好消息”。

以下為兩場對談的精華內容摘編。

東方與西方：宇宙觀與文明演變

秦雨晨：

根據《宇宙觀與現代世界》，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什么是宇宙觀？它如何塑造了一個文明？東西方宇宙觀是否有不同？

艾倫·麥克法蘭：

很高興和我的太太Sara一起再次來到中國，這是我們第20次到中國訪問和交流，有機會談論我的中文版《宇宙觀與現代世界》，是一種巨大的榮幸。

所謂的宇宙觀，無論在德語還是英語中都有很多不同的表達。所謂宇宙觀就是一整套關于信念、觀念、假設等等的思想體系。比如我所在的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那么在中國就是孔子，還有道教以及佛教等。這是一種在最高層次思想體系，在它之下是托馬斯·庫恩提出的范式（paradigm），或者福柯所說的知識型（episteme）。所以宇宙觀是所有學科理論的基礎框架。

而范式之下就是理論合集，《宇宙觀與現代世界》討論的就是我們是如何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我們是如何形成今天的宇宙觀的。中國有句名言：“魚得水逝，而相忘乎水；鳥乘風飛，而不知有風”，我們所處的宇宙觀，正是這樣一個環境。

西方思維模式根植于希臘邏輯，其核心是二元對立。例如，善與惡、黑與白、男與女、天堂與地獄、真與假。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構建了整個西方價值體系的基礎。在藝術領域，自文藝復興以來，繪畫（視覺藝術）與詩歌（語言藝術）就被視為分離甚至對立的領域，被稱為“啞巴的繪畫”與“盲目的詩歌”。而中國文明則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特質——強調陰陽調和與萬物互聯。

趙鼎新：

確實，它（宇宙觀）關乎觀念。從哲學上講，宇宙觀更是在本體論理解的層面上。知識型我稱之為認識論。

艾倫教授提及的中西方宇宙觀的本質，并非意味著中國沒有發展出復雜的技術與思想（如宋朝沈括的成就），而是中國文明很早就走向了不同于以歸納、分類為基本邏輯的西方科學的路徑。這種思維方式根植于早期周代思想，更注重對復雜社會現象的整體性理解。正如《道德經》所言：“道可道，非常道。”當我們為某個事物命名時，就可能喪失對某些無法以語言清晰表述出的本質的把握。

秦雨晨：

《宇宙觀與現代世界》特別關注了西方對中國的態度在幾個世紀里是如何轉變的。在18世紀，啟蒙運動思想家非常欽佩中國，他們將其視為理性政府的典范。但到了19世紀，中國變成了“落后”的象征。所以，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現代西方如何看待中國變遷？

艾倫·麥克法蘭：

宇宙觀并非一成不變，其演變與權力結構密切相關。思想體系的變化與權力關系緊密相連。在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們曾將中國視為理性治理的典范，充滿仰慕之情。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西歐（尤其是英國）在技術與軍事上取得絕對優勢后，這面贊賞的鏡子驟然翻轉。到了19世紀，在西方視角下，中國似乎迅速從“典范”跌落為“停滯”“落后”乃至“野蠻”的文明。這種“帝國的傲慢”曾是我所受教育中“隱性甚至顯性”的一部分。當文明之間的權力關系對等時，時間觀念不會有突出的改變。然而當一方明顯掌握了權力，這一方就會認為自己更優越。而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是西方更優越，可能是中國會超越西方，在這樣一個權力關系轉型的背景之下，問題將變為中國會怎么看待西方。

趙鼎新：

在西方傳教士一開始接觸中國時，曾經有耶穌會士與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等修會的分歧，即為了更好地傳達上帝的福音，是否需要了解中國人的所思所想、中國人的知識體系。最后認為無須過多適應中國文化的多明我會等取得勝利，這也間接地導致中國的形象在此后開始被認為不如西方先進。不過，西方對中國看法的轉變（從“典范”到“落后”），根本動力在于歐洲自身通過工業革命和擴張取得了軍事與經濟上的絕對優勢。這種優勢需要一套話語來證明其合理性，從而將中國構建為“停滯”的他者。傳教士的爭論只是這個宏大敘事轉變中的一個側面，而非決定性原因。

隨著中國現在變得越來越強大，需要提醒下我們的年輕人，我們的思維方式深受19世紀以來西方線性思維的影響，如果仍然抱著這種思維方式，是很危險的。在古代，中國曾有數次鼎盛時期，比如唐宋，那些時代的人們，不管在政治、軍事或文化等哪個領域，都極具世界主義眼光，注重事物之間的聯系，不以線性方式思考問題。中國是一個真正有所作為的國家，中國式思維方式很重要。

艾倫·麥克法蘭：

第一次世界大戰讓西方人的信仰、理性等信念開始崩潰。進入到現在的世界中，我們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又迎來了一次巨大的轉變，因為科學技術或人工智能革命而產生的變遷，這個時候我們會面臨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的深刻變革。

對于年輕人而言，我發現中國年輕人會關注愛、人生、工作等問題，而西方年輕人最大的問題是存在主義的危機——他們已不再相信民主制度。相同的是年輕人都深陷于對社會問題的焦慮之中。

趙鼎新：

“一戰”不僅是西方轉折點，也深刻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的認知。梁啟超、梁漱溟等人意識到西方文明并非唯一答案，開始重新審視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并轉而從中國自身文化傳統中尋找現代性的出路。這種反思打破了對中國現代化路徑的單一想象，也催生了多種思想流派的爭鳴，其中包括學衡派的文化保守主義和對新文化運動激進的反思，促使中國人在全球變局中尋找一條根本性的、自主的現代化路徑。

我完全同意艾倫教授對于現代年輕人問題的觀點，這確實是一場重大危機，我們無法預知未來，但總會在某個時刻找到出路，雖然并不一定在現在。

秩序與瘋狂：從確定性走向不確定性

荀小雅：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秩序與瘋狂”，這兩個看似宏大的詞匯，藏著許多核心疑問：誰來定義世界的規律與混亂？“正常”的標準由誰設定？物理學探究宇宙法則，歷史學追溯人類進程，法律界定是非，心理學區分健康與疾病......這些標注真的客觀存在嗎？我們先從“秩序” 切入，請馬兆遠老師談談吧。

馬兆遠：

我們或許還不知道宇宙秩序的本質。近代科學在20世紀20年代后發生了巨大轉變。傳統教育傳遞的敘事邏輯，其實早在百年前就已止步。在現代世界，我們對規律的認知開始重構，人類對理性的認知也有了新的疑問。

目前來看，科學工具仍是我們認識世界最靠譜的方式，但它能觸及的深度和邊界，我們還在探索中。我覺得要告訴年輕人一個好消息——我們認識宇宙才剛剛開始。從古希臘到20世紀初，我們用一套方法探索世界長達2500年，而新的認知方式才沿用不到百年，未來仍有無限可能，不必擔心AI會替代人類完成所有探索。不管是AI還是我們，認識這個世界都才剛剛開始。

秦雨晨：

當科學從確定性走向不確定性，人類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怎樣的根本性改變？

馬兆遠：

從古希臘開始，人類就堅信宇宙存在規律，古希臘人開始去討論到底哪一個規律是真實的規律，這種下了從古希臘到羅馬基督教世界的世界觀。在基督教世界里就開始有一個關于確定性的認知，比如以亞里士多德為自然認知的標準模板。這種標準答案模式一直到牛頓再到愛因斯坦，認為人類有了新的工具，但最終的工具還是去認識那個標準答案，所以我們對自然的認知越來越深刻，但是那個時代的認知還是說，這個標準答案可能并不存在，不管是上帝還是自然界，或者愛因斯坦的說法the old guy，這種可能不存在并非一定不存在，如剛才所說，也是在近100年我們才重新開始認知可能不存在。

隨著科學的進展，原來的標準答案可能在將來會被推翻。我們現在教給孩子們的事情，在他們長大后可能是錯的，所以我們能夠傳下去的可能是文化沉淀和認知，包括我們的這些工具性的東西，而不是告訴孩子們那些標準答案。因為知識本身是變化的，在不確定的時代，我們對文化的沉淀跟認知才是相對穩定的。

艾倫?麥克法蘭：

我很同意這一觀點。人工智能在不斷地發展，我們現要做的并不是去尋找答案是什么，科學家們也發現現在我們可能沒有答案，在100年之后，我們可能會找到另外一個是答案的答案。

荀曉雅：

秩序或規律之外，在人文社科領域，“瘋狂”的定義也在不斷變化，比如我所在的法學領域，瘋狂的概念也在逐漸模糊，所以，不同時代、不同文明對瘋狂的定義是否存在差異？

艾倫?麥克法蘭：

我的身份既是一名歷史學家，也是一名人類學家。從歷史角度看，瘋狂的定義一直在變。比如幾百年前如果說地球圍繞太陽轉，在當時被斥為瘋話，如今卻是常識。從人類學角度看，文明和社會對于瘋狂的定義其實也在一直在改變。

我認為評價一個人是否瘋狂，首先是從我們的看法出發的，第二點是從邏輯出發的。這種邏輯并不是我們個人的感受，而是根據事實來進行一種推斷，比如愛因斯坦曾經也說過，如果一個人不瘋狂，他可能就沒有偉大的想法。所以，非常多偉大的想法都是來自于瘋狂，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所以我們可能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藝術家，音樂家，他們可能需要一些瘋狂。所以，各位家長或者也可以允許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可以再瘋狂一些。

馬兆遠：

我從一個純理性的角度來回答。很多人認為法律應該像數學一樣干凈明確，能用純理性標準判斷犯罪與否，但1931年的一個數學結論打破了這種幻想：數學中的真實性與可證性并非等價，很多真實的認知來自人類直覺，而非理性論證。我們其實生活在一個非絕對理性的社會，這就是宇宙的新秩序。

作為一名科學家，對于瘋狂或mad這個詞，我們先把它從心理學的概念中排開。首先，艾倫和我希望討論的“瘋狂”，是理性之外的部分。展開來說，理性創造了規則，規則讓我們產生預測性，從而有了確定性。但實際上，科學的重大發現都是在既定規則之外，可能無法以規則可預測的范疇來解釋，還是以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為例，在他的時代人類發現光速是無法測出來的，愛因斯坦就有個天才的想法說光速根本就是不變的，從那之后有了狹義相對論，在當時這是一個在理性之外的瘋狂的想法，但它往往是我們創新和開始創造新東西的起點，這個是我們要去鼓勵的。我們希望能夠培養孩子們think out of order，教育里努力地去保留人類關于秩序之外的幻想，想象秩序之外新的點，這才是創造力的地方。所有秩序之內的東西AI會做的越來越有效，我們將來是跟機器在同一個時代共生，所以我們應該做自己擅長的事情，而不是做AI擅長的事情。

AI時代的教育，我們該培養孩子什么樣的能力？

荀曉雅：

人類對秩序、理性和世界的認知一直在變化，既然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才剛剛開始，在如今這種不確定的新科學范式下，人類該如何追求對世界的認知，與過去追求確定性的方式有何不同？

馬兆遠：

這個問題很大，但方法還是有的。從古希臘開始，人類總結了許多認知世界的方法，但現在我們不得不反思，尤其是面對AI的沖擊，現行的教育觀念、方法和體系可能存在問題。

現在的教育一直在用傳統的理性模式培養學生，導致培養出的學生在與AI的競爭中缺乏優勢。事實上，我們應該重點培養屬于人性的部分、感性的部分。很多人誤以為科學與人性對立，但其實科學本身就是感性的，科學和人性并不對立，科學之所以能進步，因為我們是人。

困難在于，我們怎么保證我們屬于感性跟人性的這部分，也就是所謂的科學范疇之外的部分。這是由人類文化、文明和歷史形成的，科學只在其中去描述一部分內容，但好處是我們知道一旦被科學所描述了，它就是穩定可靠的，是相對來說可以去積累的。其實這一直是理性跟感性之間，從七萬年前人類走出非洲到現在一直在相互競爭的兩套邏輯關系，或者兩套系統。人類的理性認知跟人類的感性認知其實一直存在，誰也消滅不了誰，但AI的好處是，它幫我們的理性增長或者說積累得更快，梳理得更加清晰。

現代教育體系，從普魯士時代延續至今，一直在把人訓練得越來越像AI，這是危險的。不過目前，大學已經在反思外面到底出了哪些問題，并且在積極調整和做一些動作。

艾倫?麥克法蘭：

我的小紅書上經常有粉絲問“學習人文藝術有必要嗎？現在理工科更吃香一些”，我的答案是“非常有必要”。 因為我們發現人工智能不斷發展，在工科方面可能在未來會發展到比人類表現得更好，所以我認為大學的作用應該是幫助人們學習文化，讓人們更加富有創造力。人類學習音樂、文學等，更加地了解我們如何發展起來的。所以在未來，人工智能不斷發展完善，人類有更多的時間出去旅行、學習文化、了解文化，所以我認為大學的目的不是為了學習特定的技能和知識，而是讓學生們更加有創造性，能夠讓他們更好的管理自己的空閑時間，能夠讓他們學一些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也可以幫助他們學習詩歌、繪畫等等。

荀曉雅：

AI時代的教育應注重培養孩子秩序之外的瘋狂，但現行教育仍以秩序內的標準為主，有沒有更具體的建議？

馬兆遠：

老實說沒有標準答案，因為我們都在探索教育該怎樣做。目前我們偏應試教育的高考框架，有其合理的部分，尤其在教授標準答案部分。但在個體的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部分，可能會有缺失。比如說關于藝術的溝通，首先我們需要有這方面的理解。而創造力其實是沒有一個確定的叫做“創造力”的定義，我們只能說不扼殺孩子們的創造力，過于強調標準答案的教育可能會將產生創造力的想象力慢慢框住。當孩子長大進入社會之后，發現這個世界其實并沒有標準答案，這時就會進入到所謂的虛無狀態。所以，我們的困難在于怎么保留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和創造力，而不是去培養創造力。這是我所說的“沒有標準答案”的部分。

反過來說，讓孩子們先具有一個科學的工具和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可能是我們現在可以認真去做的事情，在如何教育年輕人懂得什么是現代思維方式層面，我們也還在探索中。

艾倫?麥克法蘭：

首先我分享一下自己的教育經歷。我小時候在牛津的一所學校就讀，學校會盡可能保留孩子們的天性，我認為學校應該把（教育）重點放在如何保留學生們的天性上，并且讓學生們充分交流，鼓勵他們去發展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比如學習繪畫、戲劇等知識。

對于中國學校來說，我認為大家應該把從以高考為重心轉移到以發展孩子的心理健康為重心，讓孩子盡可能學習各種各樣的知識。愛因斯坦曾說自己并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但他的性格特點決定了他是一個對客觀世界充滿好奇的人，這造就了今天的愛因斯坦，所以我最大的建議其實是保留孩子最最原本的本質，建議學校和家長盡可能讓孩子們去嘗試各種各樣新鮮的事情。

秦雨晨：

說到“新鮮的事情”，我們都知道現在有一個詞叫“信息繭房”。現在每個人刷手機看到的內容都不一樣，算法推薦的信息也完全是個性化的，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不再有一個共同的現實了？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里，如果我們都不共享這個現實的話，是否還能建立一種共同的秩序，或者說正常的標準？

馬兆遠：

這其實是個挺危險的現象。我在偷偷做一件事情，就是關閉了朋友圈，朋友圈里看到的是朋友的光鮮亮麗，自己每天的生活卻是一地雞毛充滿沮喪，你需要不斷的重新調整心情，壓抑、焦慮和自我否定開始產生。同樣，孩子們的教育也是如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要走，不能用鄰居家的孩子來教育自己的孩子，也不能把這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孩子都變成自己孩子的競爭對手，這會讓孩子一輩子都活在失敗感里。所以，當反思教育到底出現了什么問題，我們似乎把人生變成了一條賽道，從生下來就進入了競爭。讓自己生活得開心點、放松點，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艾倫?麥克法蘭：

就我的觀察，在美國社交媒體將人們分為了兩類，一類比較喜歡看傳統媒體，另外一類是看各種各樣的社交媒體的人群。隨著人工智能發展，AI會根據我們的興趣為我們量身定做推薦個性化的內容，所以我們可能會覺得自己所處的世界越來越小，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一個非常大的危險。因此，我們要告訴我們的孩子，我們正處在這樣的危險之中，我們需要傾聽來自各方的不同的意見。

還有一點我要強調的是，雖然身處不同的國家，但我們處在共同的人文社會之中，我們都同樣是人類，我們有著同樣的想法和思考。所以在警惕人工智能給我們帶來弊端之時，我們也要充滿希望，因為如果愿意共同努力，我們是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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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福柯與庫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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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5.12.1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