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中美解決臺灣問題出"餿主意"，日本奇葩學者，如何讓人笑噴飯？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岡崎久彥是日本前駐泰國大使、現岡崎研究所所長、戰略學家。

岡崎生于中國大連。東京大學法學部在讀期間，提前通過外交官考試躋身于外務省，后歷任日本駐美和駐韓使館外交官、外務省調查企劃部長、外務省情報調查局長、駐泰國和沙特大使等職，成為日本外務省內既有“理論素養”和“外交謀略”，又異乎尋常長期關注臺灣問題的外交官。

岡崎久彥在1992年“退休”后退而不休，又出任了日本智庫岡崎研究所所長，由外交前臺退居外交幕后，由“杰出”外交官轉變為政府倚重的外交智囊（曾被安倍首相奉為“國師”)和戰略學家。

岡崎在外交官任上期間，礙于中日關系還不便公開發表“挺獨”謬論，但有關“臺灣分離”的“戰略構想”早成腹案。所以自1992年“退休”以來，總算等到可以無所顧忌支持“臺獨”的岡崎久彥，在《讀賣新聞》、《產經新聞》、《中央公論》、《正論》等右翼報刊上連篇累牘發表反華文章，系統兜售懷揣已久的“臺灣分離論”。2008年5月，岡崎久彥將這些文章匯編成《臺灣問題就是日本問題》一書出版（海龍社），將自己在臺海問題上的戰略圖謀和盤托出，集中暴露出其意欲重新染指臺灣之野心。企圖通過游說美國深度介入臺海事務、敦促日本政府阻撓兩岸統一以及向中國兜售所謂“臺灣三策”，以最終實現重新染指臺灣和再度稱雄亞洲之目的。

1、處心積慮游說美國深度介入臺海事務

李登輝和陳水扁主政臺灣地區期間，是岡崎久彥支持“臺獨”最活躍的一個時期。他不僅頻繁赴臺“施教”即“不留痕跡地指導”臺灣當局“試著思考朝‘獨立’的方向發展”，而且處心積慮游說美國插手兩岸事務和支持“臺獨”。

2002年8月22日，岡崎應“財團法人臺灣智庫”邀請，赴臺北參加“美日臺三邊戰略對話”會議。他在會上公開提出：美國不應一再重申空洞的“一個中國”政策，也不該再說“不支持臺獨”；中美兩國應在因臺海問題“走向沖突甚至戰爭”之前，構想出一個“替代性政策”以代替難以維持長久的“維持臺海現狀”政策。在他看來，游說美國深度介入臺海事務，便是改變其以往“不支持臺灣獨立”立場和“一個中國”政策即“永久解決臺灣分離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為此，岡崎按如下步驟處心積慮游說美國當局。

首先，向美國兜售干涉臺海事務的“必要性”。

岡崎大肆渲染或杜撰兩岸統一給美國帶來的“嚴重后果”，聲稱：

“假如發生了那樣的悲劇即臺灣被吞并了，那么給予東南亞整個地區心理上、地緣政治學上的影響將是無法預測的。”

其結果是，不僅心理上“對美不信任的失敗主義將彌漫整個亞洲，美國的影響力將大為衰退，而中國的進出隨處可見”，而且“從地緣政治學來看，南中國海將變成中國的內海，沿岸各國將不得不非武裝中立即芬蘭化，日本的海上交通線將被扼制，…東南亞諸國雖未面臨納粹德國和蘇聯那樣露骨的威脅，但將處于中國老道的戰略威脅之下。”

其次，為美國深度介入臺海事務提供“可能性”。

岡崎不僅向美國兜售干涉臺海事務的“必要性”，而且千方百計為其能夠實施介入提供條件。

是為美國干涉臺海事務尋找“依據”。

岡崎宣稱：

臺灣不僅“是一個北京的統治尚未到達，住民的大部分不希望統一”、“其統一的正當性都成為問題”的一個地域，而且是一個“已擁有在國際法上作為獨立主權國家被承認的實體，所缺者只是國際承認問題。說得再明確一點，就是由美國和日本承認的問題”。

三是為美國擺脫中美三個“公報”約束制造“理由”。

岡崎宣稱：

“我不能同意‘一個中國’是美國的一貫政策的說法。…在八二年的公報中，美國的承諾是‘不追求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政策’。如果臺灣完全按自由意志宣布獨立，我認為美國表示支持與‘不追求那一政策'是兩回事”。

他還宣稱：

“盡管美國與中國達成了尊重‘一個中國'的種種約定，但那只是政府約定”；臺灣問題的解決“多半取決于美國的輿論和議會的動向”，尤其取決于“信奉自由和民主主義的美國國民以及代表草根階層的美國議會是否支持臺灣”。

岡崎意在“提醒”美國：中美三個“公報”不具有約束力，可以放心大膽、毫無顧忌地插手臺灣問題。三是鼓動美國早下干涉臺海事務的“決心”。

岡崎宣稱：

臺灣問題的最終解決只能依靠日美同盟尤其美國；“若美國確有保衛臺灣的決心，大陸就不敢出手”；“美國的意志越決絕，臺灣的危險就越小”；現在在沖繩有54架F-15美國戰機和140架F-15日本戰機，橫須賀和佐世保兩大軍港也可以發揮作用，日本又保證屆時“堅決密切配合美軍行動”，因此已“萬事俱備”，只看美國有無干涉的“決心”和“意志”。“可是問題是，包括美國人自身在內，誰都不清楚美國是不是真的意志堅決”。

可見，岡崎為美國遲遲不下干涉“決心”和不明確表示支持“臺獨”而焦急萬分。

再次，對克林頓政府的“三不”政策極盡攻擊之能是。

克林頓總統在1998年6月訪華期間，就臺灣問題明確闡述了“三不”立場，即美國不支持臺獨、不采取“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政策、不支持臺灣加入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組織。對此，岡崎久彥惱羞成怒攻擊說：“三不”政策“很可能是今后美國世界政策失敗的第一步”，“將不可避免地使臺灣民心、海外華僑、承認臺灣的中小國家發生動搖”；美國官員說“三不”政策是“三個聯合公報發展的必然”“是狡辯”、“是不祥之預兆”，而他們提議在臺灣單方面挑釁的情況下美國應宣布不予以保衛更“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提案”，“我對此表示反對”。岡崎的這一建議確為日本政府所接受。

最后，教導美國將“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作為“絕不相讓的底線”。

岡崎宣稱：

“以往，臺灣問題一直處于中國主張是內政問題而美國主張和平解決的相左立場上。如果美國附和壓制臺獨的中國外交，那么作為代價至少要讓中國宣布不對臺灣行使武力，這才與美國的長期戰略相一致”；而日本“應與美國統一口徑說，反對行使武力，希望和平解決”。

2、別有用心向中國兜售所謂“臺灣三策”

岡崎久彥不僅千方百計推動美日兩國介入臺海事務和阻撓海峽兩岸統一，而且建議“中國應在問題惡化之前，及時思考如何和平并永久地解決臺灣分離問題”的辦法。那么，到底什么辦法才能“和平并永久地解決臺灣分離問題”呢？

于是岡崎久彥越俎代庖替中國“思考”和“謀劃”起來，這便是他在《臺灣問題就是日本問題》一書中兜售的所謂“臺灣三策”（后補充為“臺灣四策”），試圖說服中國吞下由他準備的“臺獨”這顆苦果，其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

鑒于對中國能否接受自己的“建言獻策”“尚一無所知”，岡崎首先就提出“臺灣三策”的動機做了一個“此地無銀三百兩”似的說明。

他宣稱：

“我不是說臺灣應該獨，也沒說要支持臺獨”；“這三策是考慮中方的長遠利益，是站在中方角度提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日本的國家利益不利的戰略。”

那么，岡崎向中國兜售“臺灣三策”究竟是不是為了“支持臺獨”，究竟是“考慮中方的長遠利益”還是“日本的國家利益”，就讓我們透過其內容看到底是什么貨色吧！

首先，岡崎提出的所謂“上策”是“中國率先承認臺獨”。

他說：

“如果設身處地站在中國的立場來考慮，如果獨立終歸具有實際可能性，那么我想上策就是先于其他國家承認臺獨，然后很快結成同盟關系。如果中國率先承認臺獨，那么可以預見臺灣住民會對此熱烈歡迎，瞬間就會成為最友好的國家。由此，中國就會全面解決太平洋沿岸的安全保障問題，就能專心致力于國內建設。”

而且如同當年的美英同盟、德奧同盟一樣，“這種同文同種的同盟最為堅固”，對中國也“最有利”。這就是岡崎“設身處地”為中國提出的“最有利”的上策。

岡崎的所謂“上策”非常明確，就是設法讓中國吞下“臺獨”這顆苦果，稍具判斷力的人都能一眼洞穿這一點。

其次，岡崎提出的所謂“下策”是“維持現狀”。

他說：

“下策是臺灣像以前那樣繼續固執于向大陸搖擺和對大陸抱有一線希望的政策。隨著美國議會和世界輿論逐漸向臺灣傾斜，隨著聯合國內支持臺灣加盟國家日漸增多，中國的立場會越來越軟弱。如果言及使用軍事力量，就會與美國輿論為敵，就會增強臺灣人的警戒心，臺灣的人心也會越來越偏離大陸。”

岡崎在此所謂“以前”，是指始終堅持反“臺獨”立場和“一個中國”原則的“兩蔣”政權。

岡崎在此實際上向三方提出了“建議”：

建議國民黨放棄“一個中國”立場，尤其徹底改變“以往對大陸抱有一線希望”的“搖擺”政策；建議美國議會和世界輿論都來“支持臺灣加盟”聯合國，尤其通過向兩岸同時施壓加快“臺獨”進程；建議中國政府不要輕言“使用軍事力量”，否則測“就會與美國輿論為敵”，也會使臺灣人心“越來越偏離大陸”。其所謂“下策”一言以蔽之，就是暫時“維持現狀”，同時希望中美“兩國三方”都能朝著一個方向一“臺獨”方向努力。為達成“臺灣分離”目標，岡崎久彥可謂苦口婆心、用心良苦。

再次，岡崎提出的所謂“中策”是“中國率先成為臺灣加入聯合國的提案國”。

他說：

“中策可以說是上策的變形。只要中國率先成為臺灣加入聯合國的提案國，就能獲得臺灣有形無形的各種讓步。當然，中策也有中策的缺點。中國若不降下最終用社會主義實現統一的旗幟，臺灣人就會留有警戒心。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即使承認了事實上的臺獨，也不會獲得個令人放心的朋友”。

岡崎是循著中國人的“中庸”邏輯，最后提出在他看來可能最為中國人看重、最易被中國人接受的“中策”。在他看來，如果中國不愿接受“上策”即直接“承認臺獨”，那么“率先成為臺灣加入聯合國的提案國”也有“好處”，即“能獲得臺灣有形無形的各種讓步”；否則，“臺灣人就會留有警戒心”，也不會成為“令人放心的朋友”。

最后，岡崎補充提出的所謂“下下策”是中國實施“武力攻擊”。

他說：

除了“上策是理想策”、“下策是惰性策”、“中策是中庸方案”外，“下下策，就是武力攻擊。勝負前景雖然無法知曉，但可以設想，沿海地帶好不容易建設起來的經濟有被徹底荒廢的危險。即使取得成功了，不但會誕生一個亡命政權，而且日美俄印及東盟都會針對中國的威脅而擺開架勢，中國就會孤立化”。

“總之，采取哪種方策都不是外部閑云野鶴說說的事情，而是要由中國自己來決定的事情。但日本為了自身的安全與繁榮，只能在每次看清中國的態度之后采取相應的政策”。

岡崎不僅補充了所謂“下下策”，而且挑明了日本政府的因應對策。

這便是身為外國人的岡崎久彥不怕涉嫌干涉他國內政而越俎代庖向中國獻上的所謂“臺灣四策”。

3、一個肢解中國的狂妄計劃——新“田中奏折”

2002年7月6日至9日的《星島日報》（北美版），刊登了旅居美國長期研究日本侵華史的吳天威教授的一篇長文——《日本新“田中奏折”——披露〈大日本帝國興國圣戰計劃〉陰謀》。吳文緣起于當時日本網絡上出現的一篇頗得日人賞識的“奇文”——《大日本帝國興國圣戰計劃》（以下簡稱“計劃”)，內容頗似當年的《田中奏折》。

吳教授將二者做了比較分析，并基于維護亞太和平動機譯成英文，分別寄給美國總統布什等政要、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媒體以及各國駐聯合國代表。盡管歷史的腳步已邁進新世紀第二個十年，該“計劃”確定的侵華時間表早已被打破，但鑒于其矛頭直指中國且侵華野心不會因此泯滅，故為引起國人應有的重視，現將吳文重要部分復述于下，以管窺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氣焰。

“計劃”說：

“世界對我們卻是這樣的不公平。一些劣等民族占據著大片的肥沃土地，卻不能充分地利用這些寶貴的資源，而我們擁有先進的技術，成熟的經驗，團結的意志，卻只能守著貧瘠的土地望洋興嘆。”“島國的命運，最終將會覆滅于海洋，匱乏的資源，將會導致民族前進力的斷絕，我們惟一的出路就是軍事擴張，運用大和民族的勇武、智慧和精神去征服亞洲。”“日本欲征服世界，必須先征服亞洲；欲征服亞洲，需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需先分裂和削弱中國。”

從“分裂和削弱中國”到“征服中國”的時間表是：

(1)“2000年，協助（臺灣）親日分子擊垮對手，扶持分裂勢力上臺執政。…爭取四至五年時間，強化帝國海軍，積極謀求海外派兵合法化。”
(2)“2005年3月，示意臺灣當政者宣布《臺獨宣言》，挑動中國大陸攻臺，中臺戰爭爆發。應臺灣要求，日向臺派遣援臺軍事部隊，進占釣魚島，進駐臺灣，協助臺軍作戰；日美臺聯合艦隊突襲中國艦隊，向中國宣戰。10月，摧毀中國艦隊，奪取海空權，俄羅斯通過聯合國出面調停，中國與三方簽署停戰協定。”
(3)“2005年12月，日軍應臺灣要求取得駐臺合法權，把持親日當權政府。”
(4)“2006年1月，策反中國民族分裂分子，開展獨立復國運動，中國陷入內亂。”
(5)“2007年3月，臺灣發表政府聲明：臺灣自愿并入日本版圖，日本政府表示不予接納，但允諾對其實施應有的保護，日臺建立軍事同盟關系。”
(6)“2007年5-8月，日美臺韓聯軍收復北韓，宣布朝鮮統一。”
(7)“2008年2月，臺軍反攻大陸，日臺聯軍出兵滿蒙。2009年5月，中國軍隊退守關內。日軍占領滿蒙，重建日本關東軍本部，構筑侵華根本。”
(8)“2012-2015年，發動對中國大陸的全面戰爭，滅亡中國，構筑雄霸亞洲之基礎。”

“最后，待我們牢牢地控制了亞洲，德國與美國控制了歐洲，而后合力從兩面將獨聯體一舉滅亡。整個過程大致需要30年到50年。”

吳教授指出：該“計劃”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派的“狂想曲”，但日本軍國主義余孽與“臺獨”勢力的勾結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在2002年8月17日于臺北舉行的“西太平洋安全保障臺美日研討會”上，前日本海上自衛隊司令金田秀昭公開表示，只要美日兩國援引前蘇聯和前東歐共產黨政權崩潰的經驗推動中國大陸內部“和平演變”，就可以造成“中共政權土崩瓦解”。

“日美安保會議事務局”局長藤井嚴喜也明目張膽地說：臺日是“生命共同體”，“美日應支持臺灣發展攻擊性、嚇阻性武器”，“以便讓戰爭波及到上海或香港等沿海重要經濟大城市”；“而一旦解放軍無法短時間內攻克臺灣，國際力量將會隨之介入”。

《臺灣青年》主編宗像隆幸（即宋重陽）甚至教唆陳水扁當局修改地圖，稱“中國地圖有臺灣就算了，連臺灣的地圖都有中國大陸，這點實在讓人費解，或許可以透過臺灣的立法院，解決上述奇怪的問題。”其中的“中共政權土崩瓦解”、“國際力量將會隨之介入”、日臺是“生命共同體”等，就是“干涉臺海”、“滅亡中國”的代名詞。現在“計劃”出現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氣焰重新高漲，遠東的火藥庫已經完成，只差一根引爆的火柴，那就是發表《臺獨宣言》。

盡管如此，無論日本右翼知識精英怎樣處心積慮“分裂中國”，最終一定是徒勞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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