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賣到全球，中國新能源遭西方圍剿，美國芯片卻能安穩生產

在當前的全球經貿話語體系中，產能過剩儼然成了西方貼給中國新能源產業的一張標簽。

從媒體的反復炒作到政客的公開指責，這一概念被頻繁使用，仿佛成了批判我國產業發展的萬能論據。

然而撥開輿論的迷霧就會發現，這場圍繞產能過剩的爭論，早已超越了單純的經濟學范疇，演變成一場關乎話語權與規則制定權的全球博弈。

產能過剩為何成了西方指責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高頻詞？一邊是我國電車出海遭輿論圍剿，一邊是美國芯片行銷全球被贊自由暢通，這種雙重標準背后藏著怎樣的敘事陷阱？

國際輿論場上流傳著一種被稱為大拇指定律的經驗法則，即產能利用率低于80%便被視作產能過剩，但很少有人追問，這個80%的標準究竟由誰制定，又是否具備普適的科學依據。

事實上，這一標準更像是一種缺乏嚴謹論證的經驗判斷，如同星座運勢一般，信則有不信則無，根本無法作為衡量所有產業的統一標尺。

更值得警惕的是隱藏在標準背后的雙重標準，當我國新能源汽車憑借技術優勢走向全球時，被西方扣上產能過剩沖擊全球市場的帽子。

而美國高科技芯片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流通，卻被美化為自由貿易的典范，這種截然不同的評價邏輯，本質上是霸權思維在經貿領域的體現。

在全球產業格局重塑的關鍵期，部分西方國家將產能過剩當作遏制我國產業升級的工具，通過輿論抹黑來干擾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國際化進程。

從產業發展的普遍規律來看，任何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新興產業，在發展初期都難免經歷投資過熱與產能階段性過剩的階段。

這是市場選擇的必然過程，通過充分的競爭篩選出優質企業，淘汰落后產能，最終形成健康的產業生態。

互聯網產業發展初期的泡沫破裂、人工智能領域當前的投資熱潮，都印證了這一規律，將新興產業發展初期的正常現象政治化、標簽化，顯然違背了市場規律與經濟常識。

新能源汽車絕非傳統燃油車的簡單升級，而是集綠色能源、智能科技于一體的顛覆性產品，更像是汽車型的機器人。

這種顛覆性特質，決定了它在發展初期必然會吸引大量資本涌入，出現階段性的產能富余。

回顧美國燃油車的發展歷史，從1890年到1930年的普及期內，美國曾涌現出1800多家汽車生產廠商，最終通過市場洗牌只剩下三巨頭，當時卻從未有人指責美國燃油車產業存在產能過剩。

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當前面臨的局面，正是新興產業發展的典型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眾多優秀的新能源汽車企業，并非全部來自新建工廠。

其中不少是由原本瀕臨淘汰的燃油車廠商轉型而來，它們保留了原有的生產資質、制造能力和安全認證基礎，只是將技術路線轉向電動化，實現了傳統產能的升級改造。

新能源汽車帶來的社會效益同樣不可忽視。它不僅能大幅節約能源、減少碳排放，其領先的智能化水平，更開啟了汽車產業的新時代，替代燃油車已是不可逆轉的全球趨勢。

將這樣一款兼具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產品，簡單歸結為產能過剩的產物，顯然是對產業本質的刻意曲解。

面對西方的輿論圍剿，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突圍，需要構建清晰有力的國際敘事，更需要堅持合作共贏的發展路徑。

對于出于保護主義目的的指責，應通過談判據理力爭，對于因信息偏差產生的誤解，則需要清晰傳遞新能源汽車的核心價值。

要讓國際社會明白，排斥中國新能源汽車，本質上是拒絕綠色發展機遇，損害的是本國消費者的利益與產業升級的可能。

加拿大國內出現的反思聲音，正是這種敘事傳遞效果的體現，說明基于事實與邏輯的論述，能夠獲得國際社會的理性認同。

合作共贏則是打破產能過剩敘事陷阱的根本之道，針對部分國家擔憂的產業沖擊與就業問題，我國可以通過技術合作、投資賦能等方式，幫助當地改造傳統產能，實現產業升級。

東盟在中美經貿關系中扮演的穩定器角色表明，產業鏈的連接具有強大的韌性，通過深化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才是順應全球化潮流的正確選擇。

當前全球新能源汽車電池領域出現的產能調整現象也說明，產能問題本質上是市場調節的結果，人為的貿易壁壘只會加劇產業波動。

全球化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注定是曲折的，未來五年，全球貿易可能延續自由化趨勢，也可能面臨階段性倒退。

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唯有堅守技術創新初心，構建清晰的國際敘事，堅持合作共贏的發展理念，才能突破輿論圍剿與貿易壁壘，在全球產業競爭中站穩腳跟。

這場圍繞產能過剩的博弈，最終將成為中國產業升級的試金石，推動全球汽車產業邁向更綠色、更智能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