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脾氣大又犟，讓人下不來臺，或因性格，解放戰爭發揮作用有限？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區的槍聲剛停，一名身著舊軍裝的中年人走進鐵路公安臨時指揮所，臉色蠟黃，手里攥著厚厚一沓作戰記錄。有人認出他——劉少卿，昔日新四軍第五師的“總長”。短暫停留后，他被任命為華東鐵路公安局局長，遠離炮火，這一安排讓不少老部下愣住：論資歷，他當得起兵團參謀長，為何最后只管護路？

時間撥回1938年春。延安楊家嶺窯洞里，劉少卿正給抗大三期學生講《戰斗隊形變化》。講到興頭，一名通信員遞來電話，對方只丟下一句：“你憑什么清點我們機關人員？”劉少卿回問：“你是誰？”對方不答，他順手掛斷。電話再次響起，那頭帶著火氣：“我是康生！”劉少卿冷冷一句：“不通姓名，耽誤軍情。”這段小插曲很快傳開，郭化若提醒他：“少卿，鋒芒收一收。”可話趕不上性子，他依舊我行我素。

1939年初，他奉命南下鄂豫邊區。那里正從豫鄂邊獨立游擊大隊擴編為挺進支隊，需要一名既懂參謀又能領兵的主心骨。李先念、任質斌兩個主官盯戰場，后方建設全壓在他身上。五師將士私下叫他“劉總長”，卻也怕他發火。一次作戰會議，羅通提出“政委不便直接指揮團級戰斗”的意見，話音未落，劉少卿把茶杯猛地一磕：“軍令如山，你帶不帶？”羅通憋著氣去了前線，后來回憶這段往事，只用了倆字——“窩囊”。

新四軍在鄂豫邊的局面并不輕松。1941年黃河以北的日偽軍頻繁掃蕩，他提出“跳出包圍、開拓河南腹地”的設想，卻因兵力不足被擱置。眼看戰機逝去，他只得領兵游擊，與李先念三次突圍，硬生生把部隊拉了出來，也把自己的脾氣磨得更沖。

日本投降后，中原軍區成立，劉少卿卻成了“編外人”。軍區要他當參謀長，他嫌自己先前被抽調延安受冷落，推托不就。于是，本該坐鎮中軍帳的他，被派去軍調處跑聯絡。兩個月后，中原突圍，他只能在地圖前聽槍聲，心里不是滋味。

1946年夏，解放戰爭全面爆發。華北、東北急缺參謀人才，晉冀魯豫軍區點將點到他，可他還惦念中原主戰場。路過臨沂時，渡江封鎖，去東北無門，他只好留在山東濱海軍區，當了一名司令員。按照編制，濱海軍分區頂多相當于旅級；對一個曾統籌整個戰區作戰的老參謀來說，這任命像一口涼水澆在頭上。更尷尬的是，萊蕪、孟良崮等大仗接連打響，他的任務卻多半是沿海警戒、封鎖海面，聽著電臺里“縱隊攻下某某高地”的捷報，他悶得想摔報話機。

真正回到前線是1947年7月。華野調整兵力，粟裕抽調許世友指揮內線兵團，劉少卿隨之出任參謀長。這一回，他面對的不是游擊隊，而是三個野戰縱隊。司令員許世友作風強悍，作戰會議上常拍桌子定方案，留給參謀長的空間有限。劉少卿只能在沙盤旁細摳火力配系、轉移路線。外人看來，過去那個喜歡一口氣拍板的“劉總長”，如今像是被鉗住了拳頭。

更大的打擊來自身體。皖北雨季潮濕，他患上黑熱病，發高燒、肝脾腫大。1948年春，他被抬回后方療養。組織原本擬讓他出任兵團一級參謀長，他卻要到作戰部隊指揮野戰。醫務人員反復勸說，他一句“打仗要緊”，結果病情惡化，只能退居二線。淮海戰役、渡江戰役這些決定性大會戰，他都坐在病榻前聽廣播。有人說，如果他性子柔和些，或許能留在兵團指揮席；也有人說，黑熱病才是真兇。究竟哪頭更重，很難評斷。

上海解放后，華東局急需老兵維持鐵路運輸安全。劉少卿被點名，這一次他沒再拒絕。護路雖非野戰，但能為大軍南下鋪軌，他也認了。“路通，軍通。”他在交接會上只說這一句。此后近三年，他帶隊拆炸彈、修橋梁，一趟趟往返滬杭線。有人覺得大材小用，他不置可否。

1955年授銜，他排在少將序列后段，級別僅為準軍級。會場里，幾位當年受他指揮的新四軍干部已經是上將、中將。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卻說：“帶多少兵、打多少仗，心里明白。”話雖平靜，但老友聽得出酸味。

六十年代，他調到總參，主要編寫新四軍五師戰史。寫稿時依舊火爆，校對員多打一行空格，他都要重來。一次爭論史料出處，他把椅子拍得震天響：“沒有確鑿電報，不準寫！”對方漲紅了臉，也改不了他一句口氣。

1975年，為落實干部待遇，軍委想讓他出任某省軍區副司令員。他掐著手指算：“二十多年前我就干過兵團參謀長，現在再回去帶省軍區，算咋回事？”副總長親自做工作，他才勉強點頭。重點任務完成后，他謝絕公職，安心養病，只在五師史料組露面。晚年喜歡種花，鄰里問起，他開玩笑：“花不聽話，也要修剪。”眾人聽罷只笑，不敢接茬。

有人評價劉少卿：才干不差，脾氣太硬，解放戰爭沒發揮全部作用。然而，在硝煙最濃的歲月，他曾帶領幾千人挺進敵后，頂著掃蕩保住根據地，這一份功績誰都抹不掉。脾氣也罷，倔犟也罷，終歸是那代軍人骨子里的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