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隆堯案血案為鑒：農村土地糾紛的治理之道與省思

2025年11月28日，河北省邢臺市隆堯縣一家五口被鄰居殺害案宣判，被告人范孟奇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這則新聞，讓我出離憤怒了！僅僅因為一條1.5米寬的公共通道權屬爭議，兇手就手持鐵鍬與刀具接連施暴，將鄰居李先生的父母、妻子及兩名幼子殘忍殺害。

然而，這樣的慘劇并非孤例，在鄉土中國的版圖上，因土地引發的暴力沖突早已不是新聞。

從河南周口農戶因宅基地邊界糾紛投毒泄憤，到山東臨沂村民為田間排水問題持刀相向，再到四川成都因菜地邊界之爭殺死堂兄嫂，相似的悲劇在不同地域反復上演。

這些看似由“雞毛蒜皮”引發的血案，背后都藏著一個共同的病灶：部分農民對土地抱有的極端執念，以及在這種執念驅使下形成的畸形維權心理。

這種對土地的執念，深植于農耕文明的基因之中。

在數千年的農業社會里，土地是農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一畝三分地”不僅承載著家庭的經濟來源，更維系著家族的傳承脈絡。

祖輩墾荒拓土的汗水，代代相傳的農耕智慧，讓土地在農民心中早已超越了單純的生產資料屬性，成為一種精神圖騰。

即便城鎮化浪潮席卷鄉村，許多農村老人依然堅守著“土地是根”的信念，將宅基地的邊界、田間的田埂視作神圣不可侵犯的“領地”。

隆堯案中，范某某長期占用公共通道耕種，卻無端猜忌李先生家蓋房墊土會侵占自己的“利益范圍”，正是這種扭曲占有欲的極端爆發。

更危險的是，這種樸素的土地情感一旦缺乏正確引導，就容易異化為狹隘的地域觀念和極端維權思維。

在不少農村地區，“我的地盤我做主”的錯誤認知相當普遍，部分村民甚至將房前屋后的公共空間、村道旁的閑置地塊都劃入“私人版圖”。

有這樣一個真實案例：某村莊推進道路硬化工程時，一名村民固執地將家門前的公共路段視為“私人領地”，以“道路硬化占用自家土地”為由索要高額補償，遭拒后竟阻礙施工，寧愿雨天自己蹚泥回家，也不讓工程順利推進，最終還撥打12345舉報村委會。

這種認知偏差的本質，是對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嚴重混淆——我國法律明確規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僅享有承包經營權或宅基地使用權，這一法律底線在部分地區卻被模糊甚至忽視。

經濟收益與情感價值的嚴重錯位，進一步放大了土地糾紛的風險。從投入產出比來看，農村土地的經濟價值其實相當有限。北方地區一畝小麥加玉米全年凈利潤往往不足千元。反觀外出務工，即便從事基礎體力勞動，三天的收入就可能超過一畝地一年的凈收益。但是部分農民在農忙時寧愿讓子女請假回家務農，也不愿將土地出租給別人。

但對部分農民而言，土地的價值早已脫離金錢衡量的范疇，其承載的情感寄托和“臉面”問題，讓他們愿意為幾分地的爭議賭上一切。隆堯案中，李先生事后痛徹心扉地說：“早知道墊土會釀成如此大禍，就算把整座房子讓出去都愿意！”可在范某某眼中，那1.5米的通道關乎“尊嚴”，這種認知鴻溝最終釀成了五條人命的悲劇。

基層矛盾調解機制的缺位，是將土地糾紛推向暴力深淵的關鍵推手。

農村土地糾紛往往具有突發性強、牽扯利益復雜、易反復的特點，需要及時、專業的調解力量介入疏導。但在實際工作中，不少村委會的調解停留在“和稀泥”的層面，缺乏權威的解決方案；鄉鎮司法所等專業機構力量薄弱，難以覆蓋所有村落；而農民群體又普遍存在“怕麻煩”“講人情”的心理，不愿輕易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導致小矛盾不斷積累，最終在某個節點以極端暴力形式爆發。

隆堯案的細節顯示，案發前兩家已因通道問題爆發過兩次激烈爭吵，村委會雖曾介入調解，但僅停留在“各打五十大板”的表面安撫，并未從根本上厘清產權歸屬、化解心理芥蒂，為悲劇埋下了致命隱患。

要破解土地糾紛引發惡性犯罪的困局，必須構建“觀念引導+機制保障+經濟支撐”的三維治理體系。

首先要筑牢法治觀念根基，精準破解認知誤區。司法行政部門可結合“民法典宣傳月”、“三下鄉”等活動，通過鄉村大喇叭循環播報、以案釋法宣講會、典型案例警示欄等形式，把土地所有權、使用權的法律邊界講清楚，讓“公共通道歸集體”“門前道路非私有”等常識深入人心。

同時要結合鄉土特點，培育“法律明白人”隊伍，用農民聽得懂的方言土話普及法律知識，再融入“鄰里禮讓”“守望相助”的傳統美德教育，引導群眾理性處理矛盾。

其次要織密基層矛盾化解網絡，筑牢風險防控防線。村委會應建立土地糾紛常態化排查機制，對宅基地邊界、田間排水等高發領域定期巡查，做到早發現、早介入；鄉鎮層面要組建由法律工作者、退休干部、鄉賢等組成的專業調解隊伍，提升矛盾化解的公信力；同時要簡化法律援助流程，為經濟困難村民提供免費法律咨詢和訴訟代理服務，打通依法維權的“最后一公里”。隆堯案的慘痛教訓證明，任何一次調解的敷衍了事，都可能成為暴力犯罪的“催化劑”。

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在于拓寬經濟增收渠道，弱化土地的情感捆綁。只有讓農民擺脫對土地的單一依賴，才能從源頭上消解極端執念。地方政府應加大對農村特色產業的扶持力度，培育農產品深加工、鄉村民宿、直播帶貨等新型業態，讓農民在土地之外獲得更穩定的收入；同時要完善農村勞動力轉移服務體系，開展針對性技能培訓，幫助村民有序外出務工，讓“打工三天收益超種地一年”成為可感知的現實，逐步轉變“以地為生”的傳統觀念。

隆堯案的血痕，是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中一道深刻的傷疤。五條鮮活生命的逝去，兩個家庭的徹底崩塌，都在拷問著我們：如何讓“三尺巷”的禮讓精神重回鄉土？如何讓法治光芒照亮鄉村的每一個角落？

當農民不再將土地視為唯一的尊嚴寄托，當基層矛盾能在萌芽狀態得到化解，當法治觀念真正融入鄉村血脈，這樣的悲劇才能徹底絕跡。這不僅是守護千萬農村家庭安寧的現實需要，更是鄉村振興戰略不可或缺的人文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