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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這兩年時間是三青團歷史上篳路藍縷,創(chuàng)家立業(yè)的時代。在中央團部的領導下,各地的三青團干部,通過各自的努力,開展了初步的團務活動,從無到有建立起團的各級組織,奠定了團務的基礎。
1938年10月,當時正在武漢的中央團部決定:為適應當前迫切之需要,應盡快向各地派遣工作干部,在全國籌建團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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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鑒于草創(chuàng)伊始,又面臨非常時期,按部就班同時舉辦,為條件所不容許,只能區(qū)別輕重緩急,選擇部分地區(qū)先行籌辦。
中央團部決定采取以下兩種辦法:
第一,擇地先行籌辦,籌備機關力求簡單;第二,部分下級團隊先行籌設。
根據(jù)上述精神,在武漢撤退前后中央團部“先后奉準派定山東、河北、山西、廣西、廣州、西安、重慶等支團籌備處,及南陽、成都、蘭州、長沙、蘇北、戰(zhàn)干第二、第三等直屬區(qū)團部籌備處,西寧、豫東、豫北、懷寧、鳳陽等七直屬分團部籌備處,及湖北、湖南各處分團部籌備處干部人員。”
武漢淪陷前,中央團部指派寇永吉率張開選、羅麟藻等6名甘肅籍學員,前往甘肅,籌建直屬蘭州區(qū)團部;王麟章等11名魯籍學員被派往山東;陳魯仲與7名晉籍學員被派往山西,籌建當?shù)貓F部。在武漢則留下涂少梅、丁伯仁、田子英、宋筠、李德彝、成天驥、郁文、鄧中敏等18位湖北籍學員到武漢支團報到,分往所屬各縣分團工作。
河北方面,由張興周率領河北籍學員冀鐘瑗、關新三等7人,返回冀南,籌建河北支團部。
河南方面,派遣豫籍學員馬紹強、柴德峰、李光祖等11人,返回河南,籌建直屬南陽區(qū)團部。
武漢淪陷后,中央團部從湖北撤退至湖南,繼續(xù)分配干部前往各地,開展團務。在長沙,派留日學生劉業(yè)昭、周天賢、王素波、羅正亮、甘復初等籌建中央直屬長沙區(qū)團部和長沙青年招待所,并將青干班第一期湘籍學員田俊杰、劉偉民、賀燧初、章牧、裴力之、張魂俠、張盒、蔣仲牟、王卓新、趙濟川、湯孫、周翊昌、葉代焯等28人,分別派往湖南所屬各行政專區(qū)開展團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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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方面,派彭朝鈺、黃謨熙、江海東、蔣廉儒、劉先風、沈再成、李培才、楊虞賢、徐日泰、歐陽榮、程京震、蔡希曾等18名贛籍學員,前往吉安,籌建江西團務。
京滬地區(qū),派京滬籍學員曹俊、姚冬聲、蔣尚為、范錫品、呂恩潭等18人,潛赴上海、南京等地,籌建團部。
姚冬聲回憶說:
安徽方面,派皖籍學員包遵彭等4人,秘密前往安徽,籌建團務。此外,又派唐旅程等9名學員前往蘇北,籌建蘇北區(qū)團部。派管筦、王仲高、王瑞等12名浙籍學員前往浙江,開展浙江團務。
隨著這批干部被分配到各地,三青團的第一批地方組織就在當?shù)亟⑵饋恚㈤_展了初步的團務活動。到1938年底,三青團共有團員9207人,建立了武漢、重慶、山東、山西、廣西等5個支團部籌備處,長沙、南陽、蘭州、蘇北等8個直屬區(qū)團,及40個分團。
1939年是三青團團務迅速發(fā)展的一年。對于團組織的籌建,中央團部強調“后方注重川、黔、陜、甘等省,前方則注重戰(zhàn)地(淪陷區(qū))組織”;提出要“繼續(xù)籌建各級團部一原則上凡預定成立之團部,均逐漸使之成立。后方如四川省,以各縣普遍設立分團部為原則,其余各省,則先成立專員區(qū)域或舊府治所在縣之分團;前方則注重戰(zhàn)地(淪陷區(qū))組織”。
到是年底,又先后成立了河北、湖北、陜西、甘肅、四川、江西、浙江、第五戰(zhàn)區(qū)、貴州、上海、青海、平津、福建、湖南、第三戰(zhàn)區(qū)、廣東等支團部籌備處,支團增加至21個,區(qū)團17個,分團172個,團員達到89664人。
1940年,又先后新建了云南、西康、安徽、河南、綏遠等支團部籌備處。是年底,三青團共建立支團24個,區(qū)團(包括直屬區(qū)團)21個,分團393個,區(qū)隊2691個,分隊12541個,共有團員2591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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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康澤宣稱:
初步奠定了三青團的組織基礎。
學校是三青團組織發(fā)展的重點。三青團把推行學校團務視作“鞏固團的基礎之重要關鍵”,一直很重視開展學校團務。
早在武漢時期,中央團部就研討了籌建學校團部的問題,并通過決議:
把在青年教職員中間培養(yǎng)干部,視為發(fā)展高校團務的首要任務。并通過了《專科以上學校團務推行辦法》,其中規(guī)定:“對于專科以上學校,設直屬區(qū)團部或分團部,先由教職員自由參加組織,并得就校長或教職員中,選聘指導員。青年團在校征求團員,采公開方式,其各種活動及會議,應由團部隨時酌量招請非團員之學生參加。”
這是三青團有關學校團務的第一個重要文件,但當時尚未涉及專科以下學校團務的問題。
中央團部到重慶后,對學校團務重新進行了規(guī)劃。
1939年1月,在重慶的中央大學首先建立了直屬分團,它是三青團成立的第一個大學分團,也宣告了學校團務的開始。此后,三青團在國統(tǒng)區(qū)幾個主要教育區(qū)的高等院校中,如重慶沙磁區(qū)、重慶北碚區(qū)、成都區(qū)、昆明區(qū)、西北(城固)區(qū)、貴陽區(qū)、桂林區(qū)和湖南(藍田)區(qū)等,先后建立了團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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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團各大學直屬分團部成立情況如下:
重慶沙磁區(qū):1939年6月,中央直屬第八分團籌備處成立于四川省立教育學院,主任杜元載,書記劉勛澤;
11月,第五分團籌備處成立于四川省立重慶大學,書記沈重宇;12月,正式改組的第四分團籌備處成立于國立中央大學,主任何義均,書記張國干。
12月,成立第二十五分團籌備處于蒙藏政治訓練班,成立第二十六分團籌備處于國立中央工校。在重慶沙磁區(qū)的高等院校中,以中央大學的地位最為重要。據(jù)一位團干回憶,當時中大“設有(三青團)分團,主其事者職稱為書記,中大的書記是由法律系主任何義均教授擔任,與當時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分團的陳雪屏南北齊名。佐理書記則由同學擔任,當時為經(jīng)濟系曹澤清。其時全校學生約三千五百人,其中三青團團員大約有四百多人,占學生數(shù)目的八分之一強,完全是自由意志人團的”。
中央大學是當時國內所有西遷大學中保存最為完好的學校,在遷移過程中“師生質量沒有減低,圖書儀器依然完整”,學生總數(shù)達4000人以上,教職員人數(shù)也近千人。中央大學內部國民黨、三青團組織的力量比較強大,在很長一個時期內占據(jù)了主導地位。
一位學生團干在介紹中央大學情況時寫道:
重慶北碚區(qū):1939年6月,中央直屬第七分團籌備處成立于私立復旦大學,主任胡宇杰,書記陳昺德。11月,第二十分團籌備處成立于私立朝陽學院,書記曾紀琛。1940年4月,第二十七分團籌備處成立于私立武昌中華大學,主任嚴紱蘋,書記楊振華。在重慶北碚區(qū),以復旦大學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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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報道:復旦分團籌備處“開始時所擁有的團員,不過僅是寥寥的十幾位,然而到今天,她竟擴張到二十倍的驚人數(shù)目!她更以勇邁的步伐,繼湖南大學之后,而為全團直屬分團正式成立的第二個”。
成都區(qū):1939年11月,中央直屬第十六分團籌備處成立于四川大學,主任王文元,書記陳曼青;第十七分團籌備處成立于華西大學,主任方叔軒,書記周肇梧;第十八分團籌備處成立于金陵大學,主任劉平侯,書記朱匯源;第十九分團籌備處成立于光華大學,主任謝樂康,書記劉履新。
另外在四川東臺,1939年6月,第九分團籌備處成立于國立東北大學,主任吳希庸,書記劉毅。在四川樂山,1939年11月,第十五分團籌備處成立于武漢大學,主任韋從序,書記劉舫秋。
昆明區(qū):1939年9月,中央直屬第十分團籌備處成立于西南聯(lián)大,主任姚從吾(后由陳雪屏接任),書記裴笑衡(后由李其泰接任);1940年1月,第二十八分團籌備處成立于同濟大學,書記鄭太樸。此后,又在云南大學設立直屬分團籌備處。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著名大學組成的昆明西南聯(lián)大,學生人數(shù)眾多,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中央團部認為昆明是“所有教育區(qū)中最重要的一個區(qū)域”,對西南聯(lián)大的團務極為關注,經(jīng)常派人到學校視察,對團務工作予以指導。
西北城固區(qū):1939年11月,中央直屬第十二分團籌備處成立于西北大學,主任楊立奎,書記李在冰(軍事教官);1940年4月,第三十分團籌備處成立于西北師范學院,書記易價。
西北聯(lián)大由原北平的幾所大學合并而成。抗戰(zhàn)爆發(fā)后,北平師范大學、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北洋工學院遷移至西安,合并為西安臨時大學。為了躲避敵機的轟炸,西安臨大又遷往陜西城固,并改名為西北聯(lián)合大學。不到一年,教育部為奠定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礎,又將西北聯(lián)大的師范學院劃為獨立,西北聯(lián)大改名為國立西北大學。
西北大學分團部成立后,陜南區(qū)團部所屬西北大學團員全數(shù)移轉該分團部。
貴陽、遵義區(qū):1939年11月,于私立大夏大學設立第二十一分團籌備處,主任傅啟學,書記徐盛奎。1941年5月11日,在國立浙江大學成立直屬分團,主任陳劍秋,書記俞宗稷。
貴州在抗戰(zhàn)前文化比較落后,沒有一所大學。抗戰(zhàn)爆發(fā)后,大夏大學由上海輾轉遷至貴陽,浙江大學由杭州輾轉遷至貴州遵義、湄潭。
桂林區(qū):1939年11月,于廣西大學設立第二十二分團籌備處,主任李運華、書記常德普。
湖南藍田區(qū):1939年11月,于湖南大學設立第十四分團籌備處,主任李壽雍、書記姚如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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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方面,1939年10月,于國立河南大學成立第二十三分團籌備處。
據(jù)康澤回憶,當時三青團各大學直屬分團的人事配備原則:
在學校團部成立之時,復興社分子發(fā)揮了骨干作用,這種情況在西南聯(lián)大與西北聯(lián)大尤為明顯。
據(jù)當時西南聯(lián)大三青團干部回憶:
三青團各大學直屬分團成立后,極力控制學生會、系會、級會等各種學生組織,使進步學生運動處于困難的境地。
康澤得意地宣稱:
為了推動學校團務,使學生能“信從本團的主張,樂于參加本團”,學校團部注意加強宣傳和服務工作。在宣傳方面,利用時機舉辦聯(lián)歡會聯(lián)絡感情,舉行時事座談會交換意見,出版壁報互相切磋,成立青年劇社、青年歌詠隊調劑學生生活,遇到紀念日或其他集會,則特別出版大型專號壁報、散發(fā)傳單、張貼標語,以擴大三青團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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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學校分團還創(chuàng)辦了自己的宣傳刊物,如湖南大學的《湖大季刊》、光華大學的《青年之聲》月刊、復旦大學的《復旦青年》雙月刊、廣西大學的《活力》月刊、重大、復大及教育學院合辦的《中國女青年》月刊等,“也都表現(xiàn)了相當?shù)某煽儭薄?/p>
在服務方面,各學校團部設置若干服務機構,舉辦一些為師生服務的活動,如舉辦俱樂部、圖書室、書報供應室、消費合作社、郵政代辦所,為新生代為注冊繳納費用、尋覓住所,代理校方管理伙食、訓練校工等,以贏得師生的好感。
尤其是湖南大學的戰(zhàn)地宣傳、西南聯(lián)大的校園建設、西北聯(lián)大之建筑游泳池,華西大學之騎射會,更被稱為是“服務工作之別開生面者”。各學校分團還向校外開展工作,如舉辦征求傷兵之友,慰勞出征軍人家屬,春節(jié)勞軍,征募寒衣,慰勞傷兵,獻金義賣,冬賑募捐,節(jié)約儲金,防空防毒宣傳,清潔掃除,空襲服務,火炬游行等活動,“一面博取社會青年的同情,一面啟發(fā)民眾的民族意識”。
為了考察重慶市附近各直屬學校分團(包括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中央工校、四川省立教育學院、中華大學等)的團務實況,并督導其改進工作,中央團部特派各室、組長以上人員,定期前往視導。采用參加集會、個別談話、查閱文件、側面調查等方式,對上述各分團的工作予以指正、解答和建議,據(jù)稱“對團務督進,頗收實效”。
1942年1月,中央團部召集了沙磁區(qū)學校分團訓練干部談話會,對當前學校團隊訓練工作進行了討論和研究,事后據(jù)此擬訂了《學校團隊訓練工作實施綱要》,頒發(fā)各學校團隊遵照實施。
同年4月,中央團部又舉行了沙磁區(qū)學校團員總檢閱,參加檢閱者有該區(qū)六個分團766名團員。活動最后一天,舉行檢閱式,團長蔣介石親臨檢閱并訓話。據(jù)稱“此次檢閱因地點選擇得當,檢閱內容,生動緊湊,確能增進團員對團之認識,而有俾于學校團務之推進”。
到1943年3月三青團一全大會召開之前,三青團已建立專科以上學校分團47個,中學分團94個,訓練班分團18個,團務籌備員4處。同時為了加強學校集中地區(qū)之學校團務,1943年又首先在重慶沙磁區(qū)建立了沙磁區(qū)學校團部籌備處,這是三青團第一個跨學校的地區(qū)團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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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中央團部又將學校分團干事人數(shù)從原來的3人至5人,擴大為9人至11人,候補干事增為3人至5人,并作為“學校團務之單行法”,通令各學校予以實施,以加強學校分團干事會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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