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澍：回憶歷史系的籌建

回憶歷史系的籌建

作者：周清澍

寫在前面

內大建校初期，歷史系的籌建無論從師資到圖書，都有幸得到了各個大學的支援和青年學子的熱情奉獻。

壹

1957年初，我從《文匯報》上看到一條消息，國家正準備籌辦一所綜合性大學：內蒙古大學。旁附照片，是幾棟新建的二層小樓教授宿舍，說是準備招攬高級知識分子支援。讀后，我感到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國家即將大力投入文化教育建設，而且已從內地擴展到邊疆民族地區。但我只當讀了一樁新聞，并沒感到和自己有關。

六月上旬，我從長春進修結束回到北大。大約是八月份，前兩年在北大進修的戴學稷從上海來，同住在我們研究生的宿舍中，得知他此行負有籌建內蒙古大學的重任。

老戴向我們介紹，當時已網羅的教師有：從復旦大學調來的他和潘世憲副教授，外交學院分配來的新畢業的研究生周呈芳、李廣一和本科畢業生薛文建，南開大學調來1956年畢業的助教陳瑋、范淑華和剛畢業的學生高樹林，吉林大學分配來的畢業生張植華（后又補阮芳紀和孫美貞）。

老戴此行對北大寄予厚望，我們這些在校年青研究生和助教聽聞籌辦一所新大學的消息，都感到熱血沸騰，憑他在北大進修時對歷史系的了解，加上我們積極幫他出主意參謀，分析在不動搖北大教學的情況下，爭取派出優秀的師資。

經實際了解，當時北大歷史系能支援的能力有限。首先，因學習蘇聯，改學制四年為五年，北大以文科歷史系和理科物理系為試點，1953年入學的學生本應在這年畢業，卻因改五年制現無畢業生可供分派。其次，近年歷史系培養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側重中外近現代史，還有因學習蘇聯增設的亞洲史、國際關系史、蘇聯史等學科。戴學稷現網羅到的人員，自己的專業是中國近代史，明年他的愛人徐如將從北大研究生畢業，自然應調來。外交學院分配來的研究生周呈芳和李廣一，專業分別是世界近、現代史，南開的范淑華和陳瑋分別當了一年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的助教，因此世界史各段和中國近代史教師已不缺人，所缺的正好是傳統學科中國古代史的教師。

研究生也是如此，本年只有亞洲史（三年畢業）和蘇聯史（二年制）有畢業生，后者分配到曾爾慧一人。亞洲史研究生四人，初次分配本系留我一人；彭樹智來自西北大學，該校副校長專門來京爭取分回西北大學。另有內蒙古大學和蘭州大學兩指標，由另二位同學選擇。一位原中山大學畢業的女同學，因早已結婚，除了廣州，她別的地方都不去，甚至放棄了學習三年的專業，改行到丈夫的學校教馬列政治課。另一位同學上大學前來自蘭州，故選擇去蘭州大學，導致必須支援內蒙古大學的硬指標空缺。我只好向老戴表示由我頂替，經副系主任兼教研室主任周一良先生同意，將我派往內蒙古大學。還有蘇聯史研究生陳漢時，本已留校，他以北大留有兩人為理由，自動申請改調往內蒙古。助教中的張廣達、學生中還未畢業的黃時鑒，都曾向我表示愿前往內蒙古大學，由此可見當年青年人熱情之高。

貳

內蒙古大學由高教部負責籌建，并委托由北大具體負責。北大除有支援教師的任務外，還有派人負責籌建，接收培養進修教師的任務。在暫缺任課教師的情況下，有責任派人代課。

當時的原則是暫無上課任務者皆派往北大進修，歷史系除北大分派的曾爾慧和周清澍外，還有陳瑋、范淑華、高樹林、張植華共有六人。

歷史系一年級的專業課是中國古代史先秦部分和世界古代史，這兩門課都缺師資，由北大派出我同班留校的助教吳榮曾和周怡天擔任。1958春第二學期中國古代史的秦漢魏晉南北朝部分由田余慶和張傳璽擔任。

周清澍先生

至于選派主持建系的系主任，據說翦伯贊先生最初推薦中國近代史所的榮孟源和民族所的陳述，榮孟源可能因打成右派不再考慮，陳述先生也沒爭取到。接著又傳出有中山大學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董家遵教授，不知何故，也未成行。老戴與我們分析，當時北大的教授基本上是一個蘿卜一個坑，只有世界近代史有楊人楩和張芝聯兩位教授，所以我們商定爭取張芝聯先生，張先生的確還暫時來呼市參加內大建校慶典。據說前幾年翦先生幾次出席國外青年漢學家會議，因張先生英法文兼通，全靠他翻譯，故不同意他調走，我們這批青年人，還貼了批評翦先生搞本位主義的大字報。結果北大決定派遣胡鍾達先生出任系主任，胡先生是1956年評定的副教授，當時全校只有五位杰出的講師晉升，他是其中之一。胡先生提出條件，必須隨帶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的吳榮曾和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的張廣達二人，張廣達后因打成右派，改派楊人楩先生的助手周建奇代替。

順便提一下，1955年五四青年節，大學在多年政治運動之后，開始強調業務，在教師和學生中表彰三好團員。北大全校十四五個系，共選出青年教師十二人，其中歷史系有二人，即吳榮曾和張廣達；研究生九人，歷史系有我；由團委書記胡啟立頒發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諾夫贈送給北大的蘇聯共青團團徽。1957年，這三人都支援了內蒙古大學。

叁

籌建大學除師資外就是設備，文科歷史系首先需要的是圖書。全國各大學也有支援圖書的任務。據我所知，校圖書館有不全的《叢書集成》七部，其中多是各大學贈送。歷史系的向達先生兼任圖書館長，我常去他家，請求他撥一些書給內大。向先生認為從館藏書中抽出有困難，在院系調整時，上海的暨南大學停辦，藏書轉交給北大，北大顧不上編目入庫，幾十個書箱長期放在外文樓后蓆棚中，他決定將這批書全轉贈內大。暨南大學招生面向華僑，故有關東南亞的書收藏豐富。整批贈送給內大的書我能記起的有兩種。一是122函、1220冊的巨帙《清實錄》（偽滿影印本），其次是原燕京大學的哈佛燕京學社所編經史子集中名著和大藏、道藏的《引得》，共有正刊、特刊64種84冊，從現存書中選出一套。

圖書主要由校圖書館派人到各地采購，歷史系也委托我在京順便收羅。我當時不懂蒙古史，也不懂古籍目錄學，重點訪購到一批外文書，特別是有關東方學的俄文書。在我記憶中，最得意的豐收有兩次。

11月，慶祝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在蘇聯展覽館（今北京展覽館）舉辦了一次蘇聯科學成就展覽會，展覽會后，參展的圖書全部贈送給中國，由國際書店向各學術單位出售。周一良先生接到通知，讓我同他一起前去替內大采購。參展的書多是蘇聯科學院出版的各研究所的學術成果，包括二戰以后建國前（中蘇尚無圖書貿易）的出版物，有從未向中國發行過的學術著作，有成套的各研究所的學術研討集刊，如東方學、考古學、斯拉夫學、拜占庭學等等。因此我將這幾架書掃數買了下來，為我校俄文學術專著的館藏奠定了基礎。

另一次是在東安市場一家專賣外文書的舊書店，發現有一兩架沙俄時代的舊書，我猜想是沙皇被推翻后逃往中國的某位白俄貴族的舊藏，其中有沙俄時代的兩部百科全書，有蘇沃洛夫元帥等人的傳記。值得一提的是，1891出版的兩卷本《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一書，是沙俄侵華史的重要參考書，文革中譯出時，曾向我校圖書館借閱參考，1973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1898年出版的波茲德涅耶夫所著《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是我向師院劉漢明推薦譯出，1983年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兩書都是我這種奇遇的收獲。60年代前我校俄文書館藏之豐富與珍貴在北京以外大學中居于領先地位。

西文書也頗有所得，1735年出版的荷爾德神甫編《中華帝國和中國韃靼地理、歷史、編年史、政治與自然狀況的慨述》，全書八開本四巨冊，是相當雍正十三年巴黎出版的古舊書，連同四卷英譯本同時買到。

周清澍先生

這年初冬，老戴從內蒙來，邀我往上海等地采購圖書。在上海，成天泡在福州路的圖書市場，除國有和公私合營的新舊大書店外，整條馬路兩邊都是書攤。印象中收到解放前稀缺的出版物最多，特別是大量延安出版的土紙書，雖不美觀，但極有價值。凡解放前出版的書圖書館列入特藏，不公開借閱，一直沒發揮它的作用，甚為可惜。回程我們沿途在蘇州、南京、濟南等地停留采購。

肆

由于學校新建，除購買圖書外，還撥給歷史系設備采購費，系里將1萬元支票交給我。我想，歷史系不需要貴重儀器設備，不妨利用這批經費，搜羅一批文物，在歷史系布置一個小博物館，對形象教學肯定有幫助。這時吳榮曾先生已在內大歷史系代課，我就找他商量。吳表示買這么多文物，他也沒把握，最好請張政烺先生幫我們去挑選。張先生是鑒定文物的權威，平易近人，我倆是他家的常客，因此也不客氣，貿然就去請他。他二話不說，當即陪我們進城，在琉璃廠古物店里挑選了一天。據張先生解釋，他考慮博物館的收藏應照顧到各個時代、器物類型、代表性和經濟實用等各方面，包括有陶器、青銅器、瓷器、古錢幣、甲骨等等，后來在歷史系陳列了満満（滿滿）一間教室，付帳時結算，僅用去一千多元。這批文物已成為歷史系的一批特藏。

幾年后，我出差到北京看望向達先生，他向我建議：現在沒人注意碑刻資料，內大應該搜羅遼金元的碑刻拓片。正巧，公私合營以后，琉璃廠原有各種文物和古籍的書店，都按行業合并，如碑帖就集中到一家，而且剛整理出來，因此用不著我到處訪尋，就在此一家買到遼、金、元碑帖500張，包括契丹、女真、西夏、畏兀兒字蒙文、八思巴字等多種碑帖，僅花600元。這也是我校一項珍貴的收藏。

伍

在內蒙古大學建校的過程中，全國的政治形勢因反右而突變。所謂“右派”乃因1957年春夏之際鳴放而起，當時內大還沒成立，故此后的反右影響不大。但到年底反右運動接近尾聲時，中央決定，高校不是右派的知識分子也必須下放農村改造。1958年元月，繼北大教師下鄉之后，我們內大在北大進修的人也奉調回內蒙下放。12日離京，20日與在校的教師一起，共五十余人下放到時屬土默特旗的茂林太和南雙樹兩鄉。

1958年上半年校內教學還能正常進行。北大60周年校慶，胡先生隨副校長勇夫前往祝賀，并指名從應屆畢業生中選取黃時鑒、梁太濟、賈洲杰、王先恒四人。第二學年開學后，從人民大學調來教師何志、黃佩瑾二人，分配來北京大學邵循正先生的研究生徐如，四川大學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朱寶珊，武漢大學唐長孺先生的研究生陳國燦，加上吳榮曾和梁太濟，原來缺員的中國古代史教師也配備齊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后，“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發動起來。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和“關于建立農村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在校的師生，也卷入大煉鋼鐵，在新城未拆的城墻上挖個洞就建起高爐。在農村的我們，就參加（加入了）宣傳和籌建人民公社的工作。9月，中央發出了“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每個學生必須依照規定參加一定時間的勞動”，具體的成績就是全校師生短期內在校園內挖出一個人工湖，即今天的桃李湖。“指示”突出強調“兩條路線的斗爭”和“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傾思想和教條主義思想”，導致教育界的盲目冒進，胡亂改革，將原有教學計劃擱置一邊，提出快速出成果，放衛星。我校副教務長史筠發起編寫《內蒙古革命史》，除少數教師外，發動歷史系一二年級學生，還聯合內蒙古師院及內蒙古黨校參加。歷史系的教師則由系主任胡鍾達領頭，發起集體編寫《呼和浩特史話》的工作。

1959年春季開學前，校內運動式的辦學和編書運動暫時停止，下鄉的六位教員已勞動期滿回校，這時中外歷史課程的教師基本上配齊，歷史系正式分設五個教研室，除中國古、近代和世界史三室（史）外，而且還有余力創辦特有學科，成立以吳榮曾為主任的考古研究室，成員有賈洲杰和李兄，以及1959年分配來的李作智和林圣龍，當時全國僅有北大和西北大學設考古專業，我校是第三家，可惜1960年全國經濟困難時下馬，人員或被調走或轉入內蒙古文物工作隊。

作者簡介

周清澍，字潤生。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教授。1931年12月1日生，湖南省邵陽地區武岡縣人，漢族。1950年9月至1954年7月，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1954年9月至1957年7月，北京大學歷史系亞洲史專業研究生，主攻印度近代史。1957年9月以來，先后在內蒙古大學歷史系蒙古研究室，蒙古史研究所從事蒙元史研究室，蒙古史研究所從事蒙元史教學和研究工作。

責任編輯/劉玥 張婧慜

圖文編輯/許琦 班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