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通緝的福建人，帶著1000多人逃到海外，建了一座中國城

|議史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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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人印象中，清末的通緝犯不是被抓就是被殺，哪還有命出去搞“基建”？

可福建有個讀書人，不僅被清廷通緝，連命都差點保不住，卻在海外殺出一條路，帶著上千人跑到馬來西亞，租下一塊荒地，建起了一個能講福州話、過中國節、讀中文書的城市。

讀書人不止能考試

這城市今天還活著，叫詩巫（Sibu）。

他叫黃乃裳，不是影視劇里的主角，也不是課本點名的歷史人物，但他干的事，放到今天的視角來看，絕對是“逆天改命”的現實版。

他不是為了逃命，他是為了給人造一個新家。他不是流亡，而是創業；不是隱姓埋名，而是留下名字在地圖上。

黃乃裳不是一開始就想著出海的。他其實走的，是那個時代最標準的“上進青年路線”：讀書、考科舉、當官、光宗耀祖。1877年考中秀才，1894年中了舉人，這在清朝已經算是“地方之光”了。

但他跟其他考科舉的人不一樣。他的眼界明顯比同時代人更開：他在20多歲就接觸了基督教，后來不僅信了，還當了牧師助手、傳道員，甚至參與了《圣經》的翻譯工作。

這在那個“洋教被打”的年代，已經是相當超前的行為。

更離譜的是，他還辦起了報紙，叫《郇山使者》，宣傳基督教和西方科學。這事兒在福建福州一帶影響不小——福州本來就是中國沿海最早接觸西方的口岸之一，那里洋人多、思想活，黃乃裳正好吃了這陣“早風”。

但他并沒有止步于“知識分子”的角色。1895年，他參與了康有為、梁啟超的“公車上書”運動，聯名上書光緒帝，希望對國家進行變法——說白了，就是別再閉關鎖國了，咱們得學西方先進經驗了。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慈禧太后翻臉，黃乃裳被清廷列為通緝犯之一，從此徹底離開了體制內的軌道。

這一年，他不是失業，而是徹底失去了“在中國當個有身份的人”的資格。可他沒等死，也沒逃進山里，而是做了個出人意料的決定——帶人出海。

“跑路”成了出海移民計劃，簽了999年租約搞“新福州”

黃乃裳不是第一個想去南洋的人。早在19世紀中期，大量福建人、廣東人就因為戰亂、饑荒、稅重等問題，被迫漂洋過海去打工。但他們大多是被賣豬仔、被迫勞作，靠的是命硬活下來。

黃乃裳不一樣。他想搞的是有組織、有規劃的大規模移民。

1899年，他去了馬來西亞、蘇門答臘、馬來亞一帶考察，最后選中了砂拉越的詩巫——一塊人煙稀少、地廣林密的地方。他不是偷偷摸摸去開荒，而是直接找到了當時砂拉越的統治者“白人拉者”，談判租地事宜。

這場談判的結果，是一紙999年的土地租約。沒錯，不是99年，是999年。這幾乎等于永久使用權。

而且合同里還寫明了，華人社區可以自治、擁有宗教自由、文化獨立。這在當時清政府還在被逼著簽不平等條約的背景下，簡直就是“爭口氣”。

1900年，黃乃裳正式簽約，成立“新福州墾場”，準備帶人移民詩巫。

1901年第一批91人出發，隨后兩批陸續抵達，加起來一共1118人。這些人大多來自福建，很多是信基督教的，也有不少是普通農民。他們不是去淘金的冒險者，而是去開荒、種地、建家的平民。

黃乃裳親自帶隊，安排他們分地、住處、給窮人放貸款，還成立公司統一采購糧食和工具。甚至連診所、學校他都一手建起來。

說白了，他不是在搞移民，他是在搞一場“系統性移民工程”。這不是出國，是出征。

艱難三年，是苦出血汗換來的生存權

詩巫在地圖上看是個好地方，但現實并不浪漫。剛到那里的三年，完全可以稱為“生死線”。

首先是氣候。福建人習慣的是閩南濕潤氣候，可詩巫是熱帶叢林，濕熱、蚊蟲、瘴氣、瘧疾、霍亂，一個不注意就得病。再加上飲用水不潔、食物供應不穩，移民初期死亡率極高。

其次是環境。詩巫當時幾乎是原始森林，剛到的時候連路都沒有，得先砍樹、平地、建房，什么都得自己來。

黃乃裳沒有退縮，他在最早三年里幾乎天天走村串戶，鼓勵大家咬牙堅持。他自己也病過、暈倒過，但他知道：只要熬過前幾年，這個地方就能立住。

他們嘗試種水稻、甘蔗，后來發現橡膠價格高，就轉型開始種橡膠，還搞木材貿易。慢慢的，詩巫的經濟有了雛形，華人社區開始有了自己的街道、商鋪、學校，甚至還有中文教堂。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方面。黃乃裳強烈要求大家保持原有習俗，必須講福州方言、必須過中國節，孩子必須接受華文教育。這不是情懷，是身份認同的延續。漂洋過海后，語言就是根，文化就是命。

今天的詩巫華人，依然使用福州話作為主要溝通語言，這就是那時候打下的基礎。

在海外養老？

詩巫的基礎打下來了，但黃乃裳沒能在那兒安享晚年。1904年，他被砂拉越政府“請”出詩巫，原因是他反對鴉片和賭場。

當時的砂拉越政府財政緊張，想靠開賭場、賣鴉片來賺錢，而黃乃裳是虔誠基督徒，堅決不同意社區沾染這些東西。他認為這會毀掉移民社區的根基，不惜與當局公開沖突。

結果自然是失敗。他雖然不是被趕走，但被架空、邊緣化，最后只能黯然離開。

他回到福建，繼續從事國家事務。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參與了福建的起義，福州光復后還出任官職。但隨著年紀漸長，身體狀況每況愈下，1924年病逝，終年75歲。

他沒有等來“國家強大”的那一天，也沒看到詩巫成了什么樣。但他留下的，不是某一棟樓、某一條街，而是一套完整的社區制度和文化傳承。

今天我們談“出海”，講的是企業、科技、資本。可黃乃裳的“出?！?，是人帶著人，文化帶著文化，信念帶著信念。一張船票背后，是一個民族在異地生根的夢想。

他沒搞出什么“商業帝國”，也沒留下什么“豪言壯語”，但他一手建起的詩巫，今天已經是馬來西亞最重要的華人城市之一，人口30萬，華人占40%，福州話隨處可聽，華文學校比比皆是，街上還有“黃乃裳路”。

他不是為了逃命去的詩巫，而是為了給1000多個福建人找一條活路。他不是通緝犯，他是社區創始人；不是流亡者，而是拓荒人。

如果說當時的清廷逼得他無路可走，那他就自己走出一條新路。而今天的我們，回頭看時，不該只說他“傳奇”，更應該問一句：你我面對困局時，能不能像他一樣，硬生生搞出一個“新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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