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似乎不是政治家

歷史上很多做官的詩人被貶，而被貶之后寫的詩歌深入人心。似乎詩人不是政治家，只是寫詩的人，甚至比較感性，脾氣比較耿直，沒有太多的功利算計。

詩人不是政治家，在歷史記載里不會留下沉重的蹤跡，又不是哲學家，沒有長篇發揮驚人的評論，因此我們對詩人的理解常常不夠。一方面存在著讀者不易理解的詩人面對的客觀困難，一方面讀者要通過詩歌得到對詩人更為全面切實的理解。其實詩人作詩會飾偽，并不會如實寫出自己的真實情感，很有可能只是寫一寫春花秋月，離情別緒，思鄉懷遠，寫一寫歌功頌德的東西，卻不會寫出自己真實的情感。這種創作態度似乎是理性的，但詩歌講究感性，于是他們就轉向了寫個人小情緒或歌功頌德，當然不會寫民生疾苦，即便有的詩人寫出來了，也并不會成為詩歌的主流。詩歌來源于民間，后來才有了專業的詩人創作，走向宮廷化，典雅化，技巧逐漸豐富，內容也變得多種多樣，卻往往局限在個人小情緒和歌功頌德方面，逐漸脫離了民間。有一些詩人是做官的，本身有著圣賢的理想，要拯民救世，要修齊治平。可是他們進入官場之后，才發現官場不是他們想象的樣子，而是充滿了潛規則。他們有著太多的無奈，因為書生時期的濟世理想無法實現，而且不能改變整個官場，甚至自己要隨波逐流，就只能在工作之余寫詩作詞，吟詠性情，抒發個人懷抱，卻無法實現為民生的藝術。

很多做了官的詩人仍然有著書生時期的美好理想，想要替皇帝分憂，想要治理天下，想要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就要搞一些政治改革，卻往往歸于失敗。無論是唐代的王叔文改革，還是宋代的王安石變法，最終都歸于失敗。并不是他們的改革措施不好，也不是他們的改革理想不豐滿，而是在改革的過程中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當然會被很多既得利益者群起而攻之。官員就算是既得利益者，富商也算是既得利益者，皇帝當然算是既得利益者，當他們捆綁在一起的時候，就會拒絕那些激進派的改革方案，不要改革動了自己的利益，而是要繼續維持現狀，要維持封建等級制度。倘若哪一個官員想要進行政治改革，就只能進行表面的改革，卻不能動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想改革的官員一般都會寫詩作詞，表達自己的心聲，卻往往比較感性，失去了理性的判斷，或者說沒有看到官場運作的實質，改革當然會失敗。能寫詩的官員一般比較感性，并不會總是玩弄政治陰謀。雖然他們也會拉幫結派，也會互相傾軋，甚至寫詩作詞，互相酬唱，互相吹捧，但激進的改革方案一旦提出來，就有可能被既得利益者詆毀，也就被貶官了。他們自認為忠于皇帝，要為天下蒼生謀福利，可是皇帝卻沒有站在他們這一邊，而所謂的天下蒼生只是一個群體，面目模糊，沒有話語權，誰想代表就代表，尤其是權貴，聲成可以代表天下蒼生，那么他們就去代表吧。

做了詩人的官員不善于玩弄政治，尤其是在復雜的政治環境下，很容易成為被排擠、被打擊的對象。李白投遞自己的詩歌到王宮大臣的宅邸，受到權貴的推薦，做了翰林待詔，卻總是寫一些歌功頌德的詩歌，感覺沒什么意思，而他那種天才型的詩人脾氣很容易得罪權貴，受到官員的排擠，最終不得不離開長安，而他做官的時間只維持了一年多。曾經進入工部做官的杜甫經歷了安史之亂，似乎看清了官場的實質，也就不再做官了，其實是不能做官。蘇軾因為“烏臺詩案”被貶之后，一個勁地給皇帝寫信，表明心跡，還想回到朝廷繼續做官。當皇帝想讓他回朝的時候，他從海南島往回趕，第二年就死了，卻沒有做成官。明清時期，有了“文字獄”，似乎很多官員說話寫詩都注意了文字的錘煉，甚至根本不寫詩了，以免被人抓住把柄。唐代的詩歌注重意象，注重情感，而宋代的詩歌要有所創新，就有了哲理詩，似乎并不能算作純粹的詩歌。從做事的層面來看，詩人要進入感性的境地，要把感情融入到外在景物的描寫之中，做到情景交融，而不可能只是自說自話。那些總結生活規律的理論被稱為哲理詩，其實和清新活潑的感性的詩歌相差太遠。

詩人作詩很可能是能手，而在政治層面運作卻往往犯幼稚病。不是逞書生意氣，要為老百姓代言，為民請命，就是要指責皇帝的毛病，或者要進行什么徹底的改革，當然會被官場排擠，被貶官，甚至有的被殺頭。宋代有不殺議事大臣的傳統，似乎給知識分子留了一個面子，或者說，給做官的知識分子留了一個面子。皇帝有可能會犯錯，有可能是個昏君，但作為臣子的官員，指出皇帝的毛病，就算是忠臣。可是，昏君往往不辨忠奸，往往要把那些忠臣下放到偏遠的地方，甚至把他們發配到邊疆，即便做了錯誤的選擇，也照樣實行下去。皇帝從來不會反思，因為皇帝手握治理天下的大權，而一些朝臣會拉幫結派，寫詩作詞的時候會互相吹捧。真正的詩人并不是政治家，不會搞純粹的政治斗爭，而是會用詩歌寫出真實的感受，“哀民生之多艱”。不管是屈原還是李白，不管是杜甫還是白居易，不管是韓愈還是柳宗元，不管是歐陽修還是蘇軾，都曾經被貶官，而他們被貶之后，寫的詩歌卻愈發出色，似乎看透了官場黑暗的本質，似乎知道自己被貶官的真實原因，是政治斗爭的結果，或者說他們做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而不是他們的詩歌出了問題。俗話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皇帝想要治一個臣子的罪，只需要找到一個突破口就可以，或者隨便拿出一件事來說就可以，沒必要和臣子講道理。

詩人往往容易感性，容易站在民生一邊，甚至把詩歌當成政治斗爭的武器，就很容易被權力系統打擊，甚至直接被皇帝打擊。即便民間很多詩人能夠寫出民生疾苦，也早已經失掉了話語權，不會被權力系統關注，當然也不是什么參與政治的人物。看看歷史上的詩人有多少被貶官的，有多少仕途失意的，就知道詩人是什么樣的人物了，起碼不是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