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工作團：1萬名平津文科學生，如何被動員起來隨解放軍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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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2日，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決定在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項和平談判條件的基礎上，接受和平改編，北平停戰。1月31日，北平正式解放。2月3日，北平舉辦隆重的解放軍入城式。全體北平市民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

1、北平和平解放時刻的學生們

據北大學生羅榮渠日記所記，2月2日晚得知第二天要舉行入城式，遂于早晨6點半起床，7點到食堂吃午飯（入城式持續整個白天，故以早飯代午飯)，8點在民主廣場列隊集合出發。

以下是他日記所載：

各個單位的隊伍從各個方面匯集到廣場上來，旗幟飛揚，紙標招展，再加上叫囂的人聲、擴音器聲，喧天的歌聲、鑼鼓聲，的確，大地真的翻身了！人民真的解放了！這廣場上雖然充滿著歡欣和躍動，卻缺乏秩序和安穩。日子太不湊巧，天公不作美，一大早就陰風慘慘，飛沙走石。9時，這支龐大的行列由北大藝工隊領頭，宛如一字長蛇陣，從民主廣場的東門蜿蜒地伸向東單，再折入東交民巷。…歡迎的行列從早上9點出發，在風沙中站立近十個鐘頭；餓著肚子，身體在寒風中感到些微的顫栗。

早于羅榮渠14年入學的老北大學生張中行也在歡迎的隊列中，他隨當時的工作單位貝滿女中參加歡迎儀式。

以下是他對這一天的回憶：

由清晨就起了大風，很冷。我于八時趕到學校，師生列隊，南行，到分配的地段東交民巷，站在街兩旁恭候。記得等了很久，因為返校已經是下午。幸而我有準備，穿了厚皮衣，沒有感到冷。大概到了接近中午吧，先是聽見鑼鼓響，接著遠遠望見，自西而東，解放軍來了。
為首的是一輛卡車，車上并排立著兩個半身像，后面是幾個人敲鑼打鼓，聲音洪大而嘈雜。車后是長長的隊伍，也許還有秧歌隊？好容易等來了，歡迎的人群有人帶著，都搖旗喊口號。人像是都融化于狂熱中。就這樣，總有二三十分鐘吧，隊伍過去，空氣才靜下來。然后是原路回學校，風力不減，很餓很累。傍晚才回家。路上重溫集會的印象，所見解放軍都是灰土布棉衣，確是艱苦樸素；紀律也好，在街頭走，幾乎目不斜視。

北大西語系學生梁再冰在上年12月北平被圍的前一刻趕回清華園家中，2月3日這天也隨清華大學的隊伍進城歡迎，她回憶道：

解放軍戰士們乘坐軍用卡車，一輛一輛地從南面開來了。這些卡車都是部隊繳獲的戰利品，整個部隊可以說全都是“美式裝備”。美國軍車是如此之多，一個上午也不知走過了多少輛！坐在卡車上的戰士們都戴著東北的大皮帽，穿著厚厚的棉軍衣，顯得很有軍威，有一種不做作的英雄氣概。只有身經百戰的部隊才能有這種內在的力量。
當時，歡聲四起，鑼鼓喧天，各處的秧歌隊都扭了起來，街道兩旁的人也越來越多。在人海中，坐在車上的戰士們沒有勝利的軍隊通常易于表露的驕色，卻持重、謙虛，同群眾毫無隔閡。快吃中飯時，我因為沒有帶錢糧，就在街邊買了兩塊烤白薯。

上述三位于不同年份入學的北大學生分享著關于解放軍入城式的相似記憶。

例如，當天是風沙天氣，很冷；迎接儀式持續很久，以致大家在歡呼興奮后不約而同地感到饑餓；對解放軍戰士們印象良好，對解放軍隊伍展示的美式裝備印象深刻，等等。

此時正在北平訪學的美國漢學學者得克·博迪也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他在日記中記道：“對美國人來說，這次檢閱尤其難忘，這基本上是美國軍備的一次展示，實際上所有這些武器都是在兩年半時間內從國民黨軍隊手中繳獲的”，可謂心情復雜。

2、南下工作團的動員

入城式結束后，北大進入新的歷史時期。1949年2月4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大四院禮堂舉行北平地下黨員會師大會，北大的地下黨員全數參加，從此黨組織從地下轉為地上公開狀態。

1944年考入西南聯大、以學生的身份從事了多年地下工作的北大歷史系學生肖松在這次會上被任命為中共北京大學總支部書記。也恰是因為北平已經解放，圍城期間搬入紅樓集中居住的北大農學院學生陸續遷回了羅道莊。2月28日，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正式接管北大。隨后，中共在北平各大學發起了一場參軍參干的運動。

早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開了擴大會議（統稱九月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估計，中共有可能在解放戰爭的第五年（即1951年)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統治，這就意味著未來需要訓練大批干部：

中國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戰爭發展甚快，而我們的干部供應甚感不足，這是一個很大的困難。第三年內（即1948年7月至1949年7月)干部的準備，雖然大部分應當依靠老的解放區，但是必須同時注意從國民黨統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國民黨區大城市中有許多工人和知識分子能夠參加我們的工作，他們的文化水平較之老解放區的工農分子的文化水準一般要高些。

隨后，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準備五萬三千個干部的決議》，指出奪取全國政權后，需新增大約53000名干部用于接管新解放區，“有計劃地大量地培養、訓練和提拔干部，便成為各區各級黨委當前的重大任務”。

為貫徹執行這一指示，華北局從1948年下半年開始鼓勵北平學生去解放區。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中共對干部的需求更加迫切。2月15日，華北大學、華北軍政大學、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以下簡稱三大學）開始在北平登報招考知識青年，大中學生、公教人員、失學失業青年們等紛紛報名。

截至3月15日，報考華北大學的有9000余人，報考華北軍政大學的有3500人，報考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有17000人，以上3所大學的錄取人數分別為華北大學5468人，華北軍政大學1747人，華北人民革命大學8344人，三大學共錄取15000余人。

4月，3所大學宣布繼續招生，15000余人應當不是最終的錄取總數。由于缺乏新區干部，除華北局方面通過上述3所大學吸收干部之外，從東北來北平的第四野戰軍也需要一批干部隨軍南下。

北平解放后，四野將繼續南下解放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等省。毛澤東估計，隨著這些地區的解放，缺干部的問題將愈加突出，故于1949年2月電示包括四野在內的各野戰軍：“軍隊不但是一個戰斗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占領八九個省、占領幾十個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數量極大，這主要依靠軍隊本身自己解決”。

2月15日，四野請示中共中央：“在與北平學生聯歡中，自動請求參加軍隊工作，是否允許我們在市委統一計劃之內直接吸收1萬人”，即在平津地區招收1萬名學生作為新解放區的干部。

2月17日，中共中央電復四野：

(1)原則上同意吸收1萬個自愿參軍的學生參加軍隊工作，但這項工作是件大事，不容草率從事，請前委與華北局共同商定辦法定出計劃進行。(2)原華北大學、華北軍政大學、華北革命大學及青年學院的招生計劃不變，在招生步驟上應讓東野（即四野）先行吸收。(3)由華北大學調300名已受過訓練的學生給東北野戰軍工作仍不變，并可做這1萬人的骨干。

四野接到這一指示后即與華北局及北平、天津兩市委商量，于2月24日決定：

(1)以南下工作團名義公開號召動員。(2)決定在平津兩市動員7000名學生，條件是初中以上，年滿18歲，男女均收：另3000人擬招收技術工人和專門人才。(3)按市現有黨員數動員1/4到1/3參加南下工作，對理工科和醫科則一般不去動員他們南下。(4)南下工作團以譚政任總團長，陶鑄任副總團長，實際工作由陶主持。并成立委員會，以陶鑄、劉仁(北平市委)、肖向榮、黃松齡、王闌西（天津市委）5人組成，陶鑄任主任。

可見，南下工作團（以下簡稱南工團）的動員對象以文科學生為主。

3、猶豫后的踴躍

當時國家缺乏理工醫農等實用專業的人才，故對于這些專業的學生，一般鼓勵讀到畢業。此后，北平和天津兩市進行了分工，北平負責為南工團招收4500名學生，天津招收3000名學生，為此在北平成立南工團第一分團和第三分團，在天津成立第二分團。從1949年2月下旬開始，南工團開始了招生工作。

報名最踴躍的是朝陽大學、中國大學、華北學院等私立大學。解放前，這幾所學校是北平保守學生的大本營，解放初期，這些學校失去了經費，學生也認為在這樣的學校讀書沒有前途，故“大部或幾乎全部報考”三大學或南工團，以致“校內已不復成班”，北平軍管會建議將這些學生“充分吸收于三大學”。

相比于私立大學的學生，北京大學學生面臨的抉擇更加復雜。他們一方面難以舍棄學業；另一方面，解放前他們大多已經傾向中共（至少是中間立場)，此時迫切希望投身于解放全中國的事業中。顯然，二者很難兼顧，即便決定立即參加工作，也要考慮是就地參加北平市政工作，還是報考三大學或南下工作團。

實際上，幾種選擇常常糾纏在一起。1949年2月初到3月初的1個月里，羅榮渠在日記中記到自己及同學的“一變再變”。

2月4日是解放軍入城式的第二天，羅榮渠自述“想追隨狂潮‘動'一下”，但同時清楚地意識到自己面臨著“追求真理的價值體系與追求社會功能的價值體系之沖突”，“個人的得失與自我犧牲之顧慮”。

不同于多數同齡人，羅榮渠早早確定了以學術為志業，但他也很清楚，時代所需要于他的并不是多么高深的學問，而是為人民服務。徘徊于追求個人理想與順應國家需要之間，他陷入天人交戰之中。

與此同時，眼看著身邊的同學們先是踴躍地參加了北平市政工作（即幫助市民把金圓券兌換成人民券)，他“心里劇烈地發生沖突，矛盾得很厲害”。

可是幾天后，這些同學又垂頭喪氣地回到學校，表示要退出這些工作，回到學校讀書，令他自警：

“參軍革命的浪潮愈高，顛簸人也愈厲害，要立穩也愈難愈痛苦，但愈是因為這樣，我就應該愈加堅定。”

但身處那個火熱的時代，他并沒有“堅定”多久，3月7日，他偶然聽說哈爾濱俄文專科學校來北大招收學習俄語的學員，“當即下決心放棄北大及北平，上東北去學習俄文。那時，我幾乎沒有經過一分鐘的猶豫或考慮”。

隨后，數十位相熟的同學聽說此事后，也紛紛報名，包括此前已經參加北平市政工作的那位同學，也表示要“丟掉目前的工作，決心甚堅”。可見人在時代狂潮面前，很難有定見，或者說，個人選擇在時代大勢面前比較微不足道，更多的是隨波逐流。

1949年3月14日，羅榮渠等幾十名北大學生啟程前往哈爾濱，臨行前，又來了十幾位羅并不認識的北大法律系學生要求同去，系“聞風而來”。

4、參加南下工作團的學生們

北平市委在動員學生參加南工團時，優先動員文法專業的學生，尤其是法學和政治學專業，對理、工、醫專業的學生則一般不動員。

不僅南工團如此，三大學在招生時也是如此。這是基于中共對這些專業的政治性質的認識，即“課程內容反動，必須根本否定者，以法學院或法律系課程為代表，政治系、社會系等基本屬于這一類”；人文學科“部分暫時尚可以采用，或者某些方法技術暫時尚可采用，須批判地分別處理”。

在這種情況下，北大政治系、法律系、經濟系的學生大量參軍參干，如同羅榮渠在日記中寫到的：“法學院最熱烈，經濟系二年級差不多全走光了，法律系、政治系也大批走，真是走得空得有點凄慘。”

政治系學生高爾森回憶，到北大后他一直牢記父親的叮囑“任從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一定要堅持把大學讀完”。因此，無論身邊的同學怎樣，他一心留在學校讀書。但沒過多久，他意識到“政治系和法律系的學習氣氛不濃，老師教書和學生學習的勁頭都不足，甚至連學英語也提不起勁來。想轉系的人不少”。由于“政治系前途暗淡”，他想轉到西語系。

然而，西語系學生梁再冰此時同樣缺乏學習熱情：

西語系三年級下半學期的課程，我該怎么選呢？我知道這學期我應當讀但丁的《神曲》，四年級應當選讀莎士比亞。但是，兩個多月來所目睹耳聞的一切，使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被中國現在正在經歷的巨大變化吸引住了。西方文學的經典巨著這時好像離我的現實生活太遠了一點。

隨后，梁再冰決定“走出學校，為老百姓做一點事”，遂報名參加了南工團第一分團。她的父母梁思成和林徽因不同意，勸她讀完大學再工作。

最后，她取得了父母的諒解：參加南工團一年后再回來完成學業。

但如同絕大多數隨軍南下的學生一樣，她就此結束了自己的學生生涯，沒能履行對父母的諾言。多數學生參加南工團，多少都懷著“短期革命”的想法，以為南方解放后還可以返校讀書。

1949年3月中旬，南工團副團長陶鑄對第一分團學員說：“要革命就干到底，不要再想回到學校里去；中途再回學校就是開小差。”

這引起學員思想的波動，他們心想：“現在響應黨的號召參加革命是革命形勢的需要，將來再回學校學習也是為了參加祖國建設，有何不可。”

陶鑄后來對學員們進行了安撫，但事實上，南方新解放區地域如此廣大，需要的干部數量如此多，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如此繁重，因此很少有人再回學校讀書。

北大參加南工團的學生約有500人，約占全校總學生人數的1/4，雖不至于像私立大學那樣因此而辦不下去，但畢竟也不算少。況且，解放后，高等院校還要繼續為國家培養人才，也不宜過于鼓勵學生棄學。

在這種情況下，北平市委于1949年6月就學生南下問題向華北局建議：

我們已盡最大努力動員學生南下，現在朝陽、華北學院、中大等校，有的合并華大、革大，有的已無學生，中法只剩200人。北大清華除理、工、醫學院外，文法學院已無多少學生。…我們意見：
南下工作團現所差人數已不多，最好不要再往各校直接進行動員，不足人數請華北局由華大、革大學生中抽調。學委、青委則停止動員學生任務，用力好好整頓各校組織，以便今后開展工作。

1949年8月1日，南下工作團第一分團和第三分團離平南下。少數黨員被派到南工團隨軍南下，多數黨員則留在大學繼續做學生工作。但新的歷史時期已經到來，留在學校的這些人也必須重新調適各自的角色和職責。

1949年4月10日、4月22日、5月14日，北大黨總支先后三次就黨組織從地下狀態轉入公開狀態后該如何開展工作進行討論，決議：今后學校黨組織的任務已不再是領導群眾進行學生運動，反抗反動政權壓迫的斗爭，而是要團結廣大群眾把教學與學習搞好。

為此，學校黨組織應圍繞以下四個方面開展具體工作：第一，一切工作都要圍繞搞好學習這一中心任務；第二，明確規定學習時間與課外活動時間，課外活動不能妨礙正常的業務學習；第三，有步驟地改革學制，增加政治課；第四，確定政治學習與業務學習的比重，政治學習應系統生動，但時間不能太長。

1949年8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副書記蔣南翔在北京市青委的一次會議上再次談到解放前和解放后學校工作基本性質的變化，即解放前以反對國民黨當局的政治斗爭為主，參加人數較少，亦不公開，“現在的學校工作必須由消極反對舊的到積極建設新的；由秘密到公開。學校中的工作方針、工作方式、組織形式也都要隨著轉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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