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書房 | 藏書四萬余冊，一起走進羅衛東教授的“桃花源”

浙大書房

開欄語

一隅書齋，貫通形上形下之思；一方書案，可承求是求真之志。

在浙江大學百廿余年的發展歷程中，無數浙大人于書卷間探尋“思睿觀通”之智慧，在書案前踐行“開物前民”之擔當。書房，無疑是浙大人求是創新的精神棲居地，更是浙大文脈薪火相傳的重要場域。

“浙大書房”系列專訪將為讀者們打開一扇通往智者世界的門扉，探訪浙大學者的私人書齋，走近他們的閱讀人生，聆聽藏書之趣、讀書之方、治學之志。

“浙大書房”第一期，我們一起走進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羅衛東教授的書房。

學者介紹

羅衛東，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圖書館理事會副理事長。曾任浙大城市學院校長、浙江大學副校長，其間兼任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院長、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浙江大學圖書館館長等職。主要研究方向是經濟發展理論、經濟思想史、經濟倫理學。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凈土。”

走進羅衛東教授的辦公室，滿墻的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氣場，讓來訪者們不由地屏息斂聲。幾平米的辦公室里，裝著數千冊的專業書籍，兩側的書架幾乎占據了整個空間的一半，書籍在書架間縱橫交錯，塞得滿滿當當，就連書本與書架隔板之間的縫隙里也裝著幾冊；一些書在書桌上整齊地摞著，形成一個半包圍的“書墻”；門后的角落還有幾箱還未拆封的新書......

這里是羅衛東教學研究的“知識倉庫”，那些晦澀難懂的專業知識、錯綜復雜的思想流派就在這一間小小的辦公室里融會貫通，被梳理成一堂堂生動的經濟學課程。

“無論日常工作中遇到多少煩擾，一進書房，世界就屏蔽了”，羅衛東這樣描述書房對他的意義。對他而言，書房不僅是知識的載體，更是心靈的港灣。每到一個新的工作環境，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將自己的藏書妥當安置在辦公室里，營造那個熟悉的“知識場域”。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凈土。”在讀書這件事情上，羅衛東自稱是“貪得無厭之徒”。在身兼數職、行政事務最繁忙的時期，留出一大塊時間回歸書房進行閱讀，對于他來說，是一件奢侈的事。那時候的閱讀往往是“見縫插針”，許多閱讀都是在出差途中完成的，羅衛東會根據出差路途遠近給自己規定讀完一本書，長距離就讀一本厚的，短距離讀一本薄的，逐漸也習慣了這樣的閱讀方式。一卷在握，喧囂頓遠，書頁輕翻之間自有天地。

如今卸下行政職務、回歸學術，羅衛東終于能夠時刻與書為伴。他經常早上九點到辦公室，除了吃飯，一直能到呆到晚上十點，每天能夠保持10小時以上的閱讀，這樣的生活狀態，羅衛東直呼“太幸福了”。

在“書房”這個空間里，能夠瞬間平靜下來，只要與書為伴，“生活就值得過”。這種對書籍的依賴已經深入骨髓，以至于羅衛東直言“沒有書的地方我待不住”。

買書是一生的執著與喜悅

逛書店淘書已經成為羅衛東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多年以來養成的“習慣動作”。1978年，剛入學的羅衛東求知若渴，對書的熱愛便自此生根發芽，當時每個月19塊5毛的助學金，除去學雜費，剩下的錢都“上交”給了書店。杭州各處的書店，羅衛東如數家珍，仿佛舊日老友，藏著往事與回憶。

除了杭州本地的書店，羅衛東每到一處，一定會去當地的書店“尋寶”。他生動回憶了在紐約一家六層舊書店與友人“泡”一整天的經歷，從早晨一直逛到晚上，流連忘返，連飯都沒顧上吃。買書的上限，取決于自己能夠背回的重量，實在是因為太沉帶不回來，只能反復篩選，忍痛割愛，帶回了最難以割舍的書。即使是18年前的舊事，羅衛東仍然清晰地記得當時淘到的好書以及那種沉浸書海的忘我和愉悅，那是“非常美妙的一種體驗”。因為不舍得讓書走海運，每次為了搬回這些珍貴的好書，他總是親自搬運、隨身帶回。

四十余年的積累，書架從空到滿，書房從小換大，家中的藏書涵蓋了文、史、哲、藝術以及自然科學等多個領域，總量更是超過了四萬冊。他將自己對于買書的執著，總結為一種收藏的癖好——“總覺得還少一本”。對于自己認可的好書，他一般都是配齊整套叢書，即使明知無法全部閱讀，也一定要收入囊中。

說起與好書不期而遇的故事，羅衛東打開了話匣。90年代末，彼時正在研究經濟思想史的羅衛東，一直期盼著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的中文譯文版能夠早日出版。偶然一次，在松木場的新華書店的書架上看到了這套書，那種“忽如一夜春風來”的欣喜，每每再回想，都是一種幸福。

還有一次是在1994年，羅衛東到日本靜岡大學訪問研究期間，在東京神保町的一家書店里面發現了一套格拉斯哥版的《亞當·斯密著作集》，這對于羅衛東來說，簡直如獲至寶，即使價格昂貴，也是毫不猶豫全數買下。這套書跟隨羅衛東換了無數辦公室，如今也占據著辦公室書架的最中心、最觸手可及的位置。雖然已經過去了三十余年，這套書仍然被保存得完好如初。

即使是在電子書盛行的今天，羅衛東的藏書量仍然在不斷增加，紙質書捧在手中的真實觸感，那些能夠承載思緒的書頁，那種在書架間尋書的樂趣，是電子書遠遠無法比擬的。

攻堅經典如同攀登高峰

羅衛東的四萬余冊藏書，幾乎都是經過他精挑細選，他堅信“讀一本好書勝過讀千本爛書”，特別強調了“硬書”（經典著作）閱讀的價值與挑戰。

“硬書，一旦看懂了，吸收了，轉化了，就會成為你思想進步的主引擎，人生旅途的指南針，安身立命的堅實基礎。”

羅衛東分享了幾部對他影響比較深遠的經典著作。《資本論》對于他在構建個人知識體系與形成歷史社會整體認知的過程中，產生了深遠影響。當初投入大量時間研讀這部著作時，并未完全意識到其價值，但經過長期實踐和對歷史事件的觀察積累，這些經驗與理論在腦海中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為他提供了把握歷史發展的宏觀框架和整體性思維結構。

亞當·斯密的代表作之一《道德情操論》則給予了他審視日常生活的視角，在關照人類脆弱情感方面，《道德情操論》展現出了獨特的溫潤力量。而在中國傳統典籍中，《論語》始終是羅衛東最為推崇的作品，它經得起反復品讀，常讀常新，是可以不斷回溯的精神源泉。

結合自己閱讀的切身體悟和收獲，他不止一次在各種場合，倡導和呼吁學生們去讀經典、讀“硬書”，門下的經典讀書會也持續進行了二十余年。羅衛東坦言，讀“硬書”并非易事，這種閱讀好比攀巖——必須步步為營，尋找每個支點，攀越每個難點，掌握個中技巧，堅持不懈，方能翻山越嶺，頂峰相見。

羅衛東建議，經典閱讀必須做筆記。他讀書時期的閱讀筆記，大多以摘抄為主，當時有很多好書自己買不到，就去圖書館借來閱讀，讀到啟發特別大的內容，就趕緊摘抄保留下來，抄錄一遍，就等于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對于理解和記憶有著非常好的作用，印象也非常深刻。邊閱讀，邊思考，邊動筆寫慢慢成了羅衛東的一種閱讀習慣，他現在在閱讀時還會做大量批注，密密麻麻寫滿書頁字間的縫隙。這種深度閱讀的方式，能夠讓自己真正潛下心來，字句推敲，不僅是知識積累的過程，更是思想境界的提升路徑。

“歸去來兮”的文化理想

學生時代，羅衛東初次讀到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當時只覺其中描述的田園風光，與自己的家鄉如出一轍，那是一個位于杭州市淳安縣的小山村，四面環山，僅有一條蜿蜒小道與村子連接，卻有一個雅致的名字——流湘村。

少年時讀過的書，在內心留下的觸動，成了羅衛東內心理想的沃土。走過半生，羅衛東發現，這方哺育了他的土地，便是自己心中追尋的“桃花源”。踩在腳下的泥土、手里握著的莊稼、四季變換的草木樹葉、翻動書頁的真實感讓他感到心安和平靜。

于是，羅衛東將老宅改造成了一間鄉村書屋，計劃將自己珍藏的部分書籍安置其中，目前已搬運了近兩萬冊。他希望能夠在遠離城市喧囂的地方，建一個研學中心，一個知識的“桃花源”。

“在紙都不大見得著的地方，有一個萬余冊書的空間，會給讀書人親切感，給不讀書的人一種震撼。”羅衛東希望這個坐落在海拔500米山谷中的“知識據點”，能讓當地孩子有機會接觸優質讀物，也讓誤入“桃花源”的來訪者感受到一種反差強烈的文化震撼。他甚至在這里種下數百棵桃樹，期待有朝一日能重現"夾岸數百步"的桃花勝景，完整呈現心中那個“歸去來兮”的文化想象。這個“烏托邦式”的構想背后，是羅衛東對閱讀價值的深刻認知，更是一種文人的理想。

“人嘛，總要有夢想。”羅衛東最后這樣總結自己的鄉村書屋計劃。在他溫和的笑容背后，是一種近乎固執的堅持，是一個讀書人對文明火種生生不息的期盼，是在“桃源之地”培育思想綠洲的理想。

在知識不曾豐腴之地，這間書屋如同一顆知識的種子，這顆種子何時能夠生根，何時能夠發芽，或許是數年，或許是百年，或許這件事從來就不需要結果，埋下這顆種子這一刻，便是所有的結果。

策劃 | 浙江大學研究生院、浙江大學圖書館

采寫 | 盧盈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