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丨中國制藥業正邁向全球化臨界點

Chinese pharma is on the cusp of going global

其動作迅速、價格低廉的制藥企業有望在海外實現比國內更高的盈利

中國工廠內，員工在藥物膠囊生產線上工作。

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

2025年11月23日

繼美國之后，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新藥研發國，去年其企業開展的臨床試驗約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而十年前這一比例僅為5%（見圖1）。在癌癥等關鍵研究領域，中國也正躋身前沿。投資者已注意到這一趨勢：今年中國生物科技公司股價飆升110%，是美國同行漲幅的三倍多。

圖表來源：《經濟學人》

過去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藥物研發一直由西方企業主導——這些企業通常被統稱為“大型制藥公司”。但如今格局已變。這些企業正面臨史上最嚴峻的“專利懸崖”：未來六年預計總營收超3000億美元的藥物，將在2030年前失去專利保護。為填補缺口，歐美大型藥企正全球搜尋有潛力的分子化合物，而越來越多的發現來自中國。

這一時機頗具尷尬之處。美國仍處于貿易戰（僅暫時休戰）中，希望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例如，美國政府已對中國在藥物活性成分領域的主導地位感到擔憂。盡管目前尚無實質行動，但白宮計劃打擊中國制藥業的傳言不絕于耳。然而，在下一代藥物研發方面，美國制藥企業及其患者可能會愈發依賴中國創新，而非相反。

圖表來源：《經濟學人》

相關證據日益增多。今年5月，美國最大制藥企業輝瑞（Pfizer）與中國生物科技公司三生制藥（3SBio）達成協議：若一款實驗性抗癌藥物獲得批準，輝瑞將支付12.5億美元費用，獲得其在中國境外的生產和銷售權。次月，英國競爭對手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與中國恒瑞醫藥簽署5億美元協議，獲得一款肺部疾病療法的相關權益，并擁有另外11種藥物的優先購買權——根據特定里程碑達成情況，這些藥物總價值可能高達120億美元。此類交易已不再是個例：今年上半年，大型制藥公司簽署的全球授權協議中，近三分之一與中國企業達成，是2021年占比的四倍（見圖2）。

直到不久前，中國制藥業仍以生產仿制藥、供應原料藥和為西方企業開展臨床試驗聞名。過去十年間，該行業實現了自我革新：審批流程簡化，針對重大疾病的藥物獲得優先審評，監管標準也向國際接軌。2015至2018年間，中國藥品監管機構的工作人員數量增至原來的四倍，僅用兩年時間就清理了2萬份積壓的新藥申請。人體臨床試驗審批時間從501天縮短至87天，新藥產出量大幅飆升：2015年中國僅批準11種療法（多數為西方進口），到2024年這一數字已增至93種，其中42%為本土研發。

與這些改革配套的是，中國大力吸引海外留學和工作的專業人才回國。許多被稱為“海龜”的歸國人員，帶回了創辦生物科技企業、對接投資者和監管機構的經驗。而簡化融資流程、放寬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條件等政策，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創業熱情。

成功的早期跡象隨之顯現。2019年11月，前身為百濟神州（BeiGene）的中國生物科技公司BeOne Medicines，成為首家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抗癌藥物的中國本土企業。此后更多藥物獲批。但該行業的重大轉折點出現在去年9月：中國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康方生物（Akeso Bio）研發的一款肺癌藥物，在臨床試驗中表現優于默克（Merck）的重磅療法可瑞達（Keytruda）。

崛起的“紅色藥丸”

中國制藥企業快速崛起的原因何在？首先，它們善于快速創新，推出“快速追隨者”藥物——即在現有藥物的安全性或給藥方式上進行改進。在此基礎上，它們進一步向“同類首創”藥物邁進，這類藥物擁有新的作用靶點（如與疾病相關的蛋白質或基因）或作用機制（可能阻斷或增強靶點功能）。清華大學陳哲萌團隊去年在科學期刊《自然評論·藥物發現》上發表的研究顯示，如今“快速追隨者”和“同類首創”療法已占行業研發管線的40%以上。中國復星醫藥的王興利表示，研發“快速追隨者”藥物讓行業獲得了“挑戰同類首創的勇氣”。

其次，中國在其他流程上具備速度、規模和低成本優勢。中國企業將藥物從發現階段推進至人體臨床試驗啟動，所需時間約為全球行業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通常是新藥研發最緩慢階段的人體臨床試驗，在中國也推進得更快：龐大的患者群體讓招募更易開展，廣泛的試驗中心網絡也加速了進程。這種模式被證明對研發抗體偶聯藥物（一類對癌癥療效顯著的新型療法）尤為有利。一位大型制藥企業高管表示，中國的吸引力在于“實驗企業數量眾多，你可以挑選贏家，提高獲批概率”。

癌癥仍是中國企業的核心關注點，但它們也在拓展新領域。減肥藥是熱門目標：丹麥制藥巨頭諾和諾德旗下廣受歡迎的減肥藥Wegovy和Ozempic的活性成分司美格魯肽，其中國專利將于明年到期，這引發了仿制藥研發熱潮。但中國企業并非僅滿足于仿制：研究機構彭博情報估計，全球有160種新型減肥藥處于研發階段，其中約三分之一來自中國。

盡管中國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藥品市場，但盈利難度依然較大。咨詢公司麥肯錫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處方藥銷售額約為1250億美元，僅為美國的六分之一。市場銷售仍以仿制藥為主，新藥占比僅為五分之一，預計到2028年可能升至三分之一。即便如此，該市場仍對價格高度敏感：國家醫保覆蓋了大部分藥品采購，通過醫院集中采購形成議價權，迫使企業參與競價。為進入醫保目錄，制藥企業往往需將價格下調一半甚至更多以覆蓋廣泛患者群體，否則只能退守規模小得多的私人市場。

這也解釋了為何美國及其他海外市場成為如此重要的目標。中國企業進入海外市場最常見的途徑是與西方企業簽署授權協議。如今部分中國企業希望獲得更大份額：一種日益興起的模式是“新公司（NewCo）”——生物科技公司在美國成立法律上獨立的企業（通常由外國投資者支持），并將有潛力的資產剝離至該公司。對西方人而言，中國制藥企業的估值極具吸引力：上市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值不足美國同行的15%，授權預付款通常比全球同類交易低三分之二，交易總規模約為一半。

“新公司”模式的另一個優勢是有助于緩解海外對中國制藥業的部分政治擔憂。然而，其他顧慮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數據隱私方面。隱私法規及相關審查流程使得臨床試驗患者數據的共享變得復雜。此外，FDA對僅基于中國開展的臨床試驗批準藥物采取嚴格態度：今年6月，FDA暫停了所有向中國出口美國人基因數據的新臨床試驗。2025年4月，一個包含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在內的國會委員會發布報告警告，中國在藥物研發領域的優勢，加之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進步，可能很快使其企業超越美國同行。施密特等人擔憂制藥與生物技術交叉領域的安全風險。

不過，也存在謹慎樂觀的理由。競爭加劇通常意味著更多低價療法的出現。對于長期無法獲得尖端藥物的患者而言，中國的崛起有助于縮小這一差距——這對貧困國家的患者尤為重要。對中國制藥企業而言，真正的考驗不僅是研發出有效的新型療法，更是打入新市場并通過相關監管障礙。王興利指出，大多數西方制藥巨頭花了一個世紀才達到如今的規模，按此標準，中國制藥業仍“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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